49年大战前夕，斯大林希望我党同意“划江而治”，毛主席严词拒绝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以我军的胜利落下帷幕。这场规模宏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可谓是一场关乎国共两党命运的大决战。此战我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了敌人50余万精锐，基本全部解放了长江以北地区。自那以后，国民党再也无法阻挡我军行进的步伐。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由于三大战役的失败，导致蒋介石在政治和外交上身陷囹圄，加上桂系大佬李宗仁、白崇禧的不断施压，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担任“代理总统”一职。

当时，解放全中国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望，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仍心存幻想，打算与我军和谈，并提出了“划江而治”的建议。

划江而治，顾名思义，便是以长江为分界线，长江以北由我党统治，以南继续由国民党政府统治。关于这个问题，美苏两国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斯大林甚至希望我党同意“划江而治”。

“家务事”却被“外人”插手，这一点，不管是毛主席还是蒋介石，都是十分排斥的。两人作为多年的对手，自然十分了解，蒋在下野后，表面上对所有事情不闻不问，实际上仍掌握着国民党内部许多军队的指挥权，且在得知李宗仁提出的“划江而治”的观点时，也并未提出异议。这是因为蒋心中明白，毛主席是绝对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

果不其然，面对苏联老大哥的劝解，毛主席态度坚决，毫不退让，拒绝了“划江而治”的说法。

那么，从大革命时代就一直帮助我党的“苏联老大哥”，为何会在如此关键时刻，希望我党同意“划江而治”？

将时间回溯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苏联方面的态度，其实一直有所保留，甚至有些摇摆。八年的全面抗战，让斯大林看到了中国军队的强大之处。另外，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人员充足，资源富足，只要留给我们足够的发展时间，定能一飞冲天。这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已经得到了印证。

为此，苏联方面就有意抑制我国的发展。从出兵讨伐日本关东军就可看出，苏联出兵的条件，便是让中华民国承认蒙古独立。如此一来，便削减了我国的疆土，进一步遏制了我国的发展。从之后的几年来看，蒙古独立之后，一直都是苏联的附庸国。

另外，斯大林对于希望我国实行“划江而治”的政策，更多的也出自对苏联利益的考量。若渡江战役胜利，我党成功解放全中国，那么对苏联来说，自己的周边就出现了一个疆域辽阔、实力强劲的“盟友”。

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若我国发展迅猛，苏联就会慢慢失去对我国的控制，从而出现“尾大不掉”的可能。作为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十分了解毛主席，自然明白将来的中国，定会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中国，斯大林才会选择同意“划江而治”的建议。

其实，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除了苏联方面之外，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派出了刘仲容与我党进行谈判。

这个刘仲容可不简单，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长期担任李宗仁的幕僚，是新桂系的智囊人物。

刘仲容和我党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从西安事变之后，他便和我党领导人取得过联系。毛主席甚至还风趣地称他为“中共的朋友”。当听闻李宗仁派出刘仲容后，毛主席没有怠慢，主动邀请他前往北平和谈。

刘仲容是带着“划江而治”来的，他其实也希望双方停止战斗，接受这个建议。不过，毛主席并未同意，不管刘仲容如何劝说，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坚决。

其实除了李宗仁、白崇禧、斯大林之外，美国方面也希望中国能够做到“划江而治”。其目的很简单，那便是分裂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有自己的考虑，且都是以自身利益为主，并未考虑中国。毛主席自然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可如今的中国人民，早已不是“软柿子”，是捏不得的。

后来，斯大林见毛主席态度如此坚决，甚至多次发送密电，称我军一旦渡江，美方可能会拿出核弹，甚至直接出兵帮助国民党军。面对一系列危言耸听的言论，毛主席丝毫不惧，仍旧下令，按时打响了渡江战役，一举推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

将时间回溯至渡江战役爆发前，来看看为何大战爆发之后，美国方面没有了声音。这是由于，在1948年6月，“柏林危机”事件爆发，导致美苏两军在欧洲对峙，双方数十万大军云集于此，世界的目光也都聚焦在了欧洲，而非处于远东的中国。

就当时的世界大环境来说，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仍旧是欧洲。加上当时我国正值战乱，局势不好控制，两国自然便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柏林危机结束后，渡江战役已经结束，我军也成功解放了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此时苏美再想提出“划江而治”，做分裂中国的美梦，已经绝无可能。

正是如此，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绝口不提“划江而治”一事，而是极力支持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毛主席自然心领神会，也闭口不谈。这件事也成为了两国外交史上的一段小插曲，不再被人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