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曾是军旅作家，你感受到了吗？

我哥哥曾是军人，1976年入伍，曾在山东新泰、德州等地服役，1996年转业，整整20年，比莫言少一年。巧的是，莫言也是76年的兵，可以比较吧？

莫言是在部队入党提干进军校的，1997年转业，21年，算不算出身行伍？他79年已开始发表散文，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又分到某部从事文学创作，算不算部队作家？

一个部队培养的作家，一个沐浴着军营荣誉成长起来的文学家，没错吧？

他说过部队就是家，也说过感恩部队，但都是说说而已，真的由衷吗？中国的读者没有在作品里分享过他的军旅荣光吧？哪怕是怀念？有吗？痕迹也行啊？在哪里？《蛙》吗？那里的剧作家小蝌蚪满脑门自由思潮，这算什么痕迹？

他倒是像个祥林嫂一样不断絮叨挨饿捡麦穗拔萝卜……苦啊，饿啊——刚参军进军营就一气吃了18个大馒头，我不信！莫言式的夸张而已。

显然，我没觉得部队的荣光在他的创作里有什么分量，也没觉出他的家是在部队，尽管他住了21年。

他的家也不是高密，没有那么糟践自己家乡的——他的家其实在他的心里，是被西方肯定的满足，是获奖后的充实感和自我归宿感。

他把自己描绘成悲剧人物，一个在悲惨世界里艰难前行的受侮辱和不甘心的人，至于那身才华，也成了一个自学成才的农民的救赎吧？他说我就是一个乡巴佬，有谦虚和自嘲的意思，但有没有回避军旅恩遇的意思？有多少人知道他其实是彻头彻尾的部队作家？

他选择性地回避和忽略了。

因为这段经历无法“悲惨”——没法忆苦思痛，和那些小说不吻合，是吧？

我以为，他之所以能写出那样重口味的东西，基于两点：

1、心态和胸怀——扭曲心态，由心态导致的心胸偏狭。那么多的机遇，那么多的恩惠，他未必多在意，但是曾经的一个冷眼，能记一辈子！

2、出书驱使——这是最大的动力之源和成就感吧？是他自《红高粱家族》以后作品转向西方读者口味的最大原因吧？当然，还有那个奖。

套用一下孟子所说：“……所欲有甚于……，则凡可以……何不用也？”为了出书，其他用来垫背做道具做牺牲，有何不可？

比如渲染他家的悲苦吧。

他们家是中农不假，但所谓歧视乃至受难之类很难说服人。

即使现在仍然很普遍的农村老屋

他哥是六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的，你怎么看？

按对悲伤苦难的理解，应该上小学都难啊！

莫言的履历更是光辉灿烂，用一句话形容，恰恰是：受恩深重，一帆风顺。

招工参军入党提干进军校——当时的好事，现在仍然令人羡慕的好事，一个不少！

从军校毕业分到总参，1997年转业又分到《检察日报》社工作——究竟还需要什么样的境遇才算阳光普照？这每一次机遇，普通人赶上一次都会感谢党感谢政府，都会感叹自己命好，遇上了好时代——并因此讴歌这个时代，很自然吧？

但莫言却不这样看，也不这样做。

当兵后一帆风顺，那就抱怨当兵前吧。

据他说能当兵是侥幸，趁支书不在就被录取了——我不信。

1976年，文革刚结束，军装仍是最美的装束，军人仍是最受尊敬的人，报名参军的太多，体检政审过程贼严，这能侥幸吗？村里这一关如何过？如何瞒天过海？显然，莫言省略了一些事情。比如，村里如果想整你，能给你发通知书？村支书不在，打电话会吧？

估计也就是鸡毛蒜皮之类事，但通过莫言的独特心态一加工，就成了一桩迫害未遂吧？

那时一人参军，全家穿军装，再说饥寒交迫就显得无厘头。所以我理解他为何淡化乃至忽略这段光辉历程了。不过他对部队还是有底线的，除了《蛙》中的蝌蚪和杨主任，他基本回避了部队的题材——不触碰也就没抹黑，也算是笔下留情，这算回报吗？

我哥哥曾和莫言一样，入党，当班长，入选教导队（不是军校），出来后提干，最后以副营职转业。但他始终以军人为荣——这叫感恩军旅，魂牵梦绕！他曾深受当时干部子弟当道的困扰，但没有怨恨不休。

如果是莫言会怎样？

莫言比我哥幸运太多，简直是福星高照，贵人频出啊！

刚到部队第二年，上级分配给连队一个报考军院的名额,连队领导以为他是高中生，就把机会给了他，但他显然撒谎了。

而后，他又被选为文化教员，这使他有机会开始了文学创作，并顺利入党、

不久，贵人又降临了——一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恢复招生，37岁的莫言错过了报名期限。此时，系主任徐怀中惜才，把他补进了考试名单，恩惠吧？

而后，贵人频出，王蒙、丁玲、刘白羽、冯牧、张承志、邓友梅等依次走上讲台，无私传授……

徐主任更是不断帮莫言审作品，找毛病……不断向报刊和出版社推荐——他大名鼎鼎，推荐很少落空……
一帆风顺！

而后，使他扬名的作品《红高粱家族》系列中篇问世……张艺谋走来……

此段军旅生涯是他的辉煌期。是部队给他的，但他悄悄藏起来了。

他一口咬住了所谓童年的苦根，一把薅住了农村的阴霾，絮叨不止，执意要揭露要涂抹……

“有所欲”真的可以出卖良心——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