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四次“削藩”，两胜两败，一奇怪现象决定胜败

　　“藩”，源自于中国封建制度地方分权的概念，泛指古代分封的领地。藩分为藩王和藩镇，但无论藩王还是藩镇，他们都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掌握着领地内的全部军政大权，割据地方并与中央朝廷对抗，因此，“削藩”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削藩”不是请客吃饭，搞不好削藩不成反把自己给削了。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削藩”共有四次，其中削藩王两次，削藩镇两次，两成两败，成功率百分之五十。

　　藩王又称蕃王，他们都是皇室成员，在自己的藩王国中都拥有全部的军政大权，堪称是“国中之国”。藩镇也称方镇，是唐朝中、后期设立的一种军镇，唐玄宗为了巩固边防，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时称天宝十节度，也被统称为"藩镇"。这些藩镇的权利极大，并掌握着辖区内的全部军队，例如“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安禄山，这厮竟然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这就为他发动叛乱提供了本钱。

　　一、汉景帝削藩引发的七国之乱，仅三个月便平定了叛乱七国，为后世削藩起了个好彩头。

　　汉景帝三年，晁错为了加强西汉中央集权的统治，便建议汉景帝削藩。晁错的"削藩策"激起了以吴王刘濞的强烈反对，他串通胶西、楚、赵、济南、淄川、胶东等六王，打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举兵叛乱。在汉景帝处死晁错之后，吴王刘濞仍然拒绝接受朝廷的诏书，进而自立为"东帝"。被逼上绝路的汉景帝，被迫派太尉周亚夫率军前往平叛，结果吴王刘濞兵败被杀，历时三个月的七国之乱被平定。

秦汉是古代国家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秦始皇兼并六国后，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也就是“帝国制”，历史上叫“郡县制”。就是把原来的“许多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把原来各自为政的“邦国”变成中央统一管理的“郡县”。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郡县制”的实行并不是一帆风顺，很多人主张继续实行“分封制”，还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封建”。迫于无奈，刚刚立国的刘邦只好实行“郡县封国并存”的方针。

但刘邦只准同姓封王，不准异姓封王。为此，还杀了一匹白马来做盟誓，叫“白马之盟”。事实上，同姓封王也未必靠得住。他们越做越大，越来越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于是刘启继位后，很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任用极力主张削藩的晁错。但削藩，无疑是要剥夺这些皇子皇孙的权力，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

结果，汉景帝削藩政策一出，七国之乱。

造反的诸侯，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菑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读如昂）、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所以叫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他们打出的旗号是“入诛汉之贼臣晁错。”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

七国中最富有的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仗着自己封地富饶，所以，气焰颇为嚣张。口出狂言说：“敝国虽小，也有三千里；我军虽弱，也有五十万；寡人虽贫，也节衣缩食三十年。吴国在天下各处都有存款，各位大王要犒赏三军，尽管用钱，跟寡人打声招呼就行。”

于是七国进军迅速，这让汉景帝始料未及，方寸大乱。慌忙之下，腰斩了晁错。

那么，刘濞他们退兵了吗？没有。晁错，死的实在是冤枉。幸亏太尉周亚夫极力平叛，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七国之乱。

后刘濞逃到东越，为东瓯王所杀。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七国都被废除。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专制皇权之间矛盾的爆发。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西汉诸侯王势力的威胁基本被清除，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

二、大唐帝国之削藩，先胜后败，结果大唐王朝反被藩镇所灭。

唐代“藩镇之祸”的来源于藩镇。藩镇始于唐玄宗，当时唐玄宗为了扩张疆土、巩固边防，设立了河西、卢龙、幽州、剑南、朔方、河东、安西、北庭等十大藩镇，后来逐渐增多。

这些节度使是掌握着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的兵力，管辖着少则几个、多则数十个州县的军政长官。虽然节度使权力要小于西汉时的封王，但随着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势力越来越弱，这些节度使等同于了藩王，藩镇，差不多是“半独立王国”。

公元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河北四个藩镇一齐宣布独立，或称孤，或道寡。更糟糕的是被朝廷寄予平叛厚望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跟着反了，还被那四个人怂恿着要称帝。

所以，唐代宗、德宗、宪宗、穆宗等历次削藩。但只有唐宪宗有点成就，不过很快就付之一炬，因为宪宗很快就被宦官杀死了。

事实上，直到唐朝终结，都没有解决藩镇问题。后来的五代十国，其实就是唐后期藩镇割据的演变。

因此，后来赵匡胤建立大宋后，杯酒释兵权，收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

　　三、建文帝削藩引发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反客为主。

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朱元璋先后于洪武三年（1370）、洪武十一年（1378）、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次共封25人（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分镇全国各地。朱元璋认为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 ”，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 。太祖朱元璋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虽然为继任者去掉了骄兵悍将这根尖刺，却留下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这另一根尖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宗藩为“三忧”之一（另两忧为边防和河患），多次上疏太祖。朱元璋不允许有人要改变这项政策，甚至加以杀戮。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他刚刚辞世不久，他亲立的皇太孙就因此而丢掉了皇位，真是莫大的讽刺。

藩王拥兵自重

藩王拥兵自重、分踞一方的形势成为建文帝心腹大患，使他常常难以入眠。建文帝知道，虽然自己贵为天子，但是以朱棣为首的藩王多是自己的叔叔，正挟重兵虎视眈眈，未必会把自己放在眼中。他还清晰地记得，一次只有燕王和他在的场合，燕王以手拍他的后背，以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不意儿乃有今日！”这情景恰巧被太祖朱元璋看见了，责问朱棣怎敢如此无礼。建文帝急忙为朱棣开脱，但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从那时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宗藩问题了。

在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削藩，当时的藩王多是朱允炆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他们在自己的藩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对建文帝造成严重威胁。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朱棣成为了皇子中的最长者，而且随着朱棣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他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

即皇帝位后，建文帝依赖齐泰、黄子澄等人，将削藩付诸实际行动。建文帝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朱橚。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建文帝将周王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为什么首先选择周王呢？周王朱橚，朱元璋的第五子，洪武十一年（1378）封周王，十四年（1381）就藩开封。这次削周王名义上是因为周王次子告发他“异谋”，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藩王中以燕王朱棣实力最强、野心最大，建文帝一直以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对手，这次削藩的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二人皆为妃所生（在此问题上有异议），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建文帝先废周王，有去燕王手足的用意。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

在削藩问题上，朝臣本来有着不同的意见。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主张采用汉代“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他们建议建文帝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所有子孙而不仅仅是嫡长子一人，而且要异地分封，这样藩王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弱，不会再威胁到朝廷。卓敬更是建议建文帝立即将燕王迁封到南昌，既维护了亲情，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建文帝认为很好，却没有去实行。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大臣坚决主张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有所不同。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可惜的是，建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燕王朱棣正发展势力，蓄势待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可以说建文帝的削藩主要是针对燕王的。但建文帝的软弱害了他，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他并没有先削燕王，而是先从燕王的同母兄弟周王下手，这样不仅引起了亲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加紧做出准备。在建文帝决定对朱棣下手的时候，为时已晚，燕王朱棣迅速扯起了靖难的大旗。

　　四、康熙削藩引发三藩之乱，历时八年削藩成功，过程惊心动魄。

　　满清在入主中原之初，由于人心不稳、边疆未定，所以，不得不分封了一些明朝降将为王。这些藩王跟之前的藩王、藩镇一样，权力越来越大，已经不满足于屈居人下，比如平西王吴三桂，于1673年11月21日举兵反清，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随之响应。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在反叛之初，一路势如破竹般的打到了长江边上，满清朝廷甚至一度要迁都，返回老家东北，虽历时八年最终平定了三藩，但难度远远超过了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

　　纵观历史，无论藩王还是藩镇，他们都拥有着绝对的实力，远非山贼草寇可比，因此“削藩”也就成了历朝历代最头痛的难题。

　　虽然藩镇已经成为中央朝廷的心腹大患而非削不可，然而削藩不是请客吃饭，一招棋错将是满盘皆输，削藩不成反把自己给削了，就如同唐王朝和建文帝。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削藩和叛乱的过程中，都是以北方军队的获胜而告终（唐王朝属于遭到藩镇和北方异族的群殴而亡），无论是削藩的建文帝，还是搞事的吴王刘濞、吴三桂，是不是很奇怪？

“削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历史现象。

削藩的本质，是中央政权与地方特殊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是通过国家力量来遏制特殊利益集团膨胀，进而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正义之举。理解削藩的意义，必须要从理解特殊利益集团的危害说起。

凡是游离于国家意志之外的，其利益指向与国家利益相悖离的利益主体，都是特殊利益集团。社会之中本就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主体和利益集团的存在，乃是社会中的必然现象。特殊利益集团的危害，在于“特殊”两个字，它们的特殊性在于：

一、对内的封闭性。在集团内部只有集团成员的游戏规则，排斥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秩序；

二、对外的排他性，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惜通过种种手段掠夺和损害他人特别是广大百姓的利益；

三、发展的狭隘性，过分强调自身利益，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不惜破坏社会公平正义，乃知不惜破坏社会稳定；

特殊利益集团并非今日一时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历史阶段，特殊利益集团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汉之诸侯藩国、东汉之地方豪强、两晋之功臣勋贵、南北朝之军事贵族、唐末之藩镇、明之文人朋党……如此种种，都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历史表现形式。其中，地方强藩，如汉初诸侯王和唐末藩镇，由于具有独立的官僚体系和独立的武装力量，因而成为历朝特殊利益集团中最典型、也最具危害性的代表。历史上，国家力量与这类特殊利益集团的博弈，史家称之为“削藩”。

反观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力行郡县开始，历代王朝经过无数次削藩的探索，最终确立了，经过汉初宗法分封制的反动，至汉武帝时期力行《退恩令》，削弱藩国势力，广推郡县，真正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普遍垂直管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发轫于秦汉的郡县制，完善于两宋的安抚使制，成熟于明、清两代的布政使制。正是这一制度体系，使得中华民族最终成为人口庞大、幅员辽阔的世界性大国。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使得中国在古代社会即可整合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仅能够从事治理黄河、修筑长城等规模庞大的社会性事业，更能够有效抵御外来民族侵略，维护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汉逐匈奴，“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战役”；唐收高句丽，灭突厥，败吐蕃，开拓西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清灭准噶尔，服蒙古，定西藏，屡平西北回乱，不仅收复了西北的广大领土，更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这一切，都有赖于“大一统”政治思想的指导。

考察中华民族的衰弱，无不与违背“大一统”思想有关：汉以外戚乱朝，导致三国鼎立；西晋有八王之乱，导致五胡乱华；唐代藩镇雄起，消耗国力，最终亡于朱温；明代文人朋党为祸，君主暗弱，中央运转不灵，最终清兵入关，南渡后又群王并起，内讧不休，逐一为清所灭。种种败亡教训，都与不能有效瓦解特殊利益集团，悖理儒家“大一统”思想直接相关。

清室既亡，群雄逐鹿，更中华民族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崩溃状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都在形式上维持了国家的统一，一度成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却均无力解决地方强藩——武装特殊利益集团——的客观存在。之所以在抗日战争中遭受了惨痛的损失，与中央政府的无力有直接关系。

在大一统政治思想指导下的削藩，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为主动削藩，是指在国家强盛，中央力量强大，社会有进一步组织化、结构化的客观要求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权对地方特殊利益集团所采取的主动行为；二为被动削藩，被动削藩多发生在国家衰弱，中央权威下降，地方利益集团高度膨胀的条件下，是衰弱的中央政权，面对日益膨胀、不服从中央管理的地方权力所作出的被动削藩。西汉三帝时代的削藩是中央主动削藩的代表；唐代后期代宗、德宗、宪宗时代的削藩则是被动削藩的代表。而明代建文一朝的削藩，则是中央缺乏统一规划部署前提下削藩失败的典型案例。三次削藩，是国家政权与特殊利益集团博弈的典型案例，其种种成败得失，都是今日中华民族的宝贵经验。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不能允许分裂势力的存在，更不会容忍强藩横行和特殊利益集团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