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的杨守沫

作者：杨立伟

一、抗美援朝时的父亲

1948年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我父亲杨守沫结束了在国民党滇军中10年中共地下秘密工作的生活，回到解放区。紧接着，中共地下党策反成功，国民党将领曾泽生率滇军60军在长春起义，1949年1月，这支起义部队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番号，同时进行整训，从东北军区各地抽调了几百名干部充实进去。父亲也被调入，任团级教导大队副政委。1949年6月50军奉命入山海关南下，归四野建制，转战湖南、四川、湖等地，1950年2月起驻扎湖北。

（锦州地下工作时期的父亲）

1950年9月下旬50军奉命开赴东北，10月25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解放汉城。在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保证了志愿军主力的休整、集结和粮食补充，为准备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

1951年3月15日50军回国整补。同年7月，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10月至11月，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朝鲜军盘踞的椴、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1955年4月，从朝鲜撤军回国。

（父亲入朝后任50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看这照片上的坑道跟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里的是不是一样的？）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父亲以中方代表身份参加。当时中方是周总理在国内直接领导，代表团的直接负责人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乔冠华，1953年10月25日，谈判地点又改在了板门店。

照片上的父亲，与他本人平日一样，一般都穿正装，表情从来是很严肃的，基本是没有笑容，不卑不亢的样子。惟独在朝鲜这张照片，开怀大笑，而且穿着随意，坐在地下，两手抱肘，非常放松。除了这张照片，我从小到大几十年，从未见过父亲如此这般的表情、服饰和动作。我曾经问过父亲，什么场合下照的这张照片，他只是笑一笑，说记不得了。

（瞧这身衣服，够“土”的吧，这可是标准的志愿军战士军装啊!）

参加停战谈判，与10年地下工作经历，是父亲一生中的两个亮点，我曾经多次动员他把这两段经历写下来。他在晚年只写出了地下工作的一段回忆，参加停战谈判的经历却终于没有来得及写便逝世了，成为永远的遗憾！

父亲生前曾偶尔讲过一点片段——

（一）谈判期间参观过一次美军战俘营，看到美国战俘正在玩乒乓球。父亲一时高兴，拿起拍子上了阵，几个回合便打败了那个美国战俘。父亲在学生时代玩过乒乓球，还是打削球的呢。

（二）谈判期间吃饭。美方都是端上很讲究的餐盘，各色各样的菜肴，奶油面包咖啡，刀叉齐全。我们的饭也很不错，比如猪肉炖粉条，馒头大米饭什么的，可是餐具不太讲究：拎上的是一大桶菜，每人盛一碗，端着可劲“造”。吃的挺香，可是看着有点“不雅”。

（三）遣返战俘时的工作最艰难，美国刻意制造了很多麻烦。我方坚持要各自全部遣返战俘，而美方却要搞什么“自愿遣返”，又是什么“一对一”（即双方各自遣返战俘数目要对等，我方被俘人员多于对方，所以对我方不利）。每个战俘的遣返都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在搭好的帐篷里，摆了长条桌子，我方有朝鲜人民军代表、志愿军代表，对着美国代表、南朝鲜代表；中立国代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倾向于中朝一方，另外的中立国代表瑞典和瑞士，则倾向于美国和南朝鲜。桌子正中坐着主席是印度代表，主持谈判。

帐篷的入口每放进一位志愿军战俘，先要他本人表态，愿意回中国大陆的，从一个门走出；有不愿意回大陆的，从另一门走出。有的人进来，态度非常鲜明：“我当然要回祖国，那里是我家乡，我父母亲人都在那里，还有什么说的！”像这样的，争议也就比较少。有的人受了美国和南朝鲜及台湾特务反共宣传、策反和威胁残害，有些是过去国民党兵解放过来思想本来也没有完全转变，还有些是家庭出身地主土改时被打击的，这些人一进门就喊反共口号，骂共产党，要去台湾。我方代表就会严正指出，这是受了对方策反宣传，不是他的本意，我们要求正常遣返回来。而美国南朝鲜方面就吵闹着说要尊重他本人意愿，不能让他去中国大陆，回去要受共产党迫害云云。双方争吵交涉不可开交时，中立国的代表就来插话帮腔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自然支持我们，而瑞士瑞典的代表则完全站在美国南朝鲜方面。争执不下时，主持谈判的印度代表再来调停......被遣返的每位战俘，都经过这样激烈的交涉甄别。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终于结束了这场历时2年9个月零2天的残酷战争。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把骄横不可一世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

（胜利了，照片上人也精神，衣着也光鲜！）

1955年，父亲随部队回到祖国。先在解放军绥化“八三”速成中学任政委，后任黑龙江省军区秘书处处长。1964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任黑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文革”中因家庭出身和10年地下工作的经历饱受造反派打击迫害，“文革”后期平反，担任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10年。1982年离休，1994年8月因车祸去世，终年78岁。

二、抗美援朝时的母亲

1949年春天，我母亲李书贤带着我舅舅，从家乡河南省鄢陵县到许昌考取了解放军四野青干校，从此参加了解放军，走上了革命道路。那年，母亲26岁。

当年秋天，部队南下到武汉，在那里，母亲和战友们欢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随后，母亲被分配到卫生队学习。1950年春，部队奉命北上开到哈尔滨。3月，母亲在干校中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共青团的前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7月，母亲被评为全校模范学员（共两名），毕业后留在炮兵后勤部总医院工作。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开始，总医院下属两个分院都先后随部队入朝，而总院按照全军统一编号，改名叫三十六陆军医院，留在后方接收伤员。 母亲曾多次申请上前线，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连行装都准备好了。虽然她最后也没有直接上前线，但是，她亲身参加了几年的救治志愿军伤员工作，在后方尽力支援了前线。那时，我的父亲正在朝鲜战场上，但是，他跟母亲之间还完全不认识呢。

战争开始后不久，大批伤员就送回国内来了。当时母亲在外科，忙得不可开交。送到后方来的，都是重伤员，颅脑损伤的，缺胳膊断腿的，穿胸透腹肠子打出来的。受伤时的情况也是各种各样的，比如，一个排长，正在吹哨集合，一个弹片飞来，把脸打穿舌头和满口牙连下巴都打掉。那时战事紧急，从南方调兵紧急入朝，有的部队来不及换冬装，穿着单军装戴着大盖帽就上去了，冬天里零下20多度30度的严寒，守一个山头趴在那里一昼夜，下来后全部严重冻伤，从师长到战士，上千人下肢冻伤坏死，只能锯大腿！

母亲全力投入了救治伤员的工作中，母亲出身贫苦，为人善良，对待伤员就像对自己亲人一样，不分昼夜地护理，给伤员打针换药，喂水喂饭，有些重伤员自己解不了大小便，母亲用手帮助他们排便排尿，那时母亲还是20多岁的未婚姑娘啊。

这些伤员因为伤势都很重，很多人被截肢残疾了，身体和精神都非常痛苦，所以脾气也都不好，医护人员工作稍不注意，有些伤员们就会发火，砸东西，摔注射器，甚至打骂医护人员。每到这时，母亲从不急燥也不躲避，总是耐心劝导，悉心照顾。母亲的爱心感动了伤员们，很多人都对母亲非常有感情。什么时候有伤员闹事了，护士护理员都没办法，母亲赶去一劝，事情往往就能平息下来。伤员们都把母亲当姐姐，都喊“李大姐”，有位重伤员终因伤势过重无法挽回生命了，临死前一定要见见“李大姐”，他是拉着我母亲的手永远闭上眼睛的。

伤员们的身体恢复好一些的，在医院里就呆不住了，要上街。医院就安排医护人员带他们出去走走，母亲也经常接受这样的任务。伤员们成群结队地走到街上，也非常不好组织，看到剧院演戏了，要进去看，不用买票，进去就往戏台前面跑，母亲要组织他们，告诉他们，咱们到前面坐好，别影响演员，这样大家才能看好戏呀。伤员们互相搀扶着：少了一条胳膊的扶着断腿的，聋子扶着瞎子，一大溜坐在戏台前面看戏或者只能听戏。

母亲的一些战友姐妹们的丈夫都是入朝参战部队的干部，目睹伤员的惨状，每天睡不着吃不下，特别是战事紧张时，一连几个月得不到前方音信，心一天到晚真是悬在嗓子眼里。我舅舅也已入朝参战，半年多没有音信，母亲急得不断给部队领导写信询问，一次她在信中这样写道：我弟弟李保全，自入朝后一直没有来信。如果他在前方遭到不幸，你们一定给我来个信。我不难过，不悲伤，一定用实际行动加劲干工作，支援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

后来直到舅舅的上级接到母亲的信，催促舅舅回了信，母亲才稍稍安心。

我保存着母亲的厚厚一沓立功证书，其中有两次是二等功，其余是三等功，大都是1950年到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舅舅在38军炮兵部队，一直在前线参加了四次战役。父亲在开城和板门店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停战谈判。叔叔作为祖国人民慰问团入朝慰问志愿军。母亲在后方医院救治伤员。我的4个最亲的长辈，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1954年三十六院出席上级功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后排左起第二人是母亲。

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三十六院改编为解放军211医院，母亲任妇产科护士长。

（1956年父亲与母亲的结婚照）

1965年母亲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哈尔滨市太平区人民医院任总护士长。1979年退休。退休后不久，从来精力旺盛几乎不得病的母亲身体渐渐衰弱，有血尿。检查也不能确诊是什么病，还到老部队211医院住院检查了一段时间。那时她参军时的许多老战友还都在医院工作，对母亲都非常亲热。我去探望时，他们还对母亲说；这就是你那个宝贝儿子啊，都这么大啦！我那时20多岁，下乡都4、5年了，听他们这么说我，还感到很不好意思。

1979年8月，我刚刚参加完高考，母亲确诊患了转移性腺癌，经过三年顽强而痛苦地与病魔搏斗，1982年8月23日，母亲走完了她勤奋辛劳的人生，终年仅59岁。

（1982年夏天我与母亲在医院病房留影，数天后母亲就去世了）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3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母亲诞辰94周年，在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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