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古钱币收藏大家郑家相～马传德书

郑家相生于光绪十五年农历十二月十八日（1890年1月8日），浙江宁波鄞县人，字葭湘，号玉泉真隐，另外还有梁范馆主和土范富翁之号，其斋名为卧虹室。20世纪50年代起，他曾一度改名为“郑大木”，此名外界鲜为人知，自称“赤仄老人”。他五岁时就开始在私塾受业，十九岁时考为贡生，由于古文根底深厚，博闻强记，深谙中国历史，给他后来在泉币研究方面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1914年，郑家相于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任广东高等审判厅书记官。1916年，他辞职回宁波，在宁波中学任教，同年偶然相识了张䌹伯，从此与钱币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式迈出了古钱收藏的脚步。

在钱币收藏方面，郑家相的脚步是迈得很大的，他在甚短的时间内就积累了大批藏品。这些功绩，是得益于他多管齐下的收藏手段，在当时的泉币界可谓异军突起。

当年，郑家相在宁波闹市鼓楼前，曾开了一家“元泰”纸号。他在店门前贴了广收古钱币的广告。据说，从此以后，每天都有很多人上门，他们纷纷带着钱币，请其鉴定，他从中挑选需要的，当场出价收购。当时这种征求方法，据郑家相本人说，收效甚佳。同时，他也经常逛一些小摊小贩，到处寻觅钱币，如郡庙前之叶大椿父子摊、王君义摊、甬东之方绍棠摊、绍兴行商陶老安等处，这些人都先后为郑家相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珍品。

另外，郑家相知道，靠自己一人之力是不行的，他还请一个“代理人”帮助他收罗钱币。当时“元泰”纸店门前，有个叫陈信高的小摊贩，他对古钱小有兴趣，虽然没上过学，识字很少，但是却能背两宋朝代的年号。经郑家相几次说服、动员后，陈信高终于停下自己的摊贩小生意，为郑家相出力，到穷乡僻村去收钱。

虽然当年这种去乡间小巷收购古钱币的方法较为原始，但影响甚广，效果甚佳。一开始，陈信高收钱的范围不大，后来足迹遍布本省乃至外省，到了杭州、温州、台州、绍兴、嘉兴、湖州、金华，以及福建和江苏等地，寻觅出无数不多见的古钱。可以说，郑家相早期收藏古钱的过程中，陈信高是有不小功劳的。例如郑家相早年收藏的一枚“天德通宝”光背铜钱，即为陈信高在浙江硖石镇所获。

同时，郑家相还设立了一个“驻外办事处”，为其收罗古钱币。那时候，宁波民间的古钱精品都早已被张䌹伯、郑家相、张季山几个人搜罗了一遍，很难再找到好东西。于是三人商议，觉得应该换别的城镇去收罗，或许会有新的收获。他们认为，在浙东地区，唯有绍兴的文人雅士最多，而这些人的家中，还养有众多食客，他们之中亦肯定收藏了不少古钱。

于是，三个人集资后，由张季山去绍兴“坐镇”。张在绍兴城的花巷内租了一间临街小屋子，贴出征收古钱币的广告。岂知，每天清晨，就开始有人提着古钱前来。张季山从早一直收到晚，访客络绎不绝，有时候，郑家相也会亲自赶往绍兴帮忙，协助张季山一起收钱币。

绍兴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他们想不到，竟然大约收罗了两千多枚颇有价值的古钱！其中有莽刀、莽布、莽泉、六朝之丰货四铢、唐代建中、大历、十国之广政、西夏之乾祐，以及其它各种珍稀品。由于这次收购的举动，也使得宁波藏泉的风气，立即传播到了绍兴一带，据说戴葆庭、戴葆湘兄弟就是受此影响，也先后走上收藏古钱币之路。

土范富翁，大有来历

1936年，郑家相在津浦铁路局管理局任文书员，住在南京挹江门附近。有一天小病在家，有人带了几个泥范登门来访。郑家相识货，询问来处。原来是通济门外筑路填塘时，工人们掘出了许多像炮弹一样的泥团，筑路工人不明是何物，大多扔抛在路基中，将其填没了。后来，有个工人偶然将泥团击碎，发现内中有五铢钱的形状，就拿它到夫子庙古董店里去试探。当时古董店里的人也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不过因为内有五铢钱形，就出了一至二角一段的价格收下了，然后店主拿到郑家相这里来请教。

郑家相认为这是一种铸钱泥范，即以出了一至二元一段的价格买了，并嘱咐来人代为收购。郑家相当时在上海的《晶报》上发表了《梁四出五铢土范考》研究文，此文从1月29日至2月5日连载了八天，全文才告完毕。此讯立即引起了南京当地的考古家和上海、北京的一些古董商的注意，他们也纷纷跑来收购，以致价格不断上涨，后来有的甚至卖到了二三十元一片。

郑家相其后又亲自去工地寻找，前前后后挖了五个月，共得了两千多个泥钱范，于是加以仔细的整理、分类，共得出有不同区别一百六十余种。经过他考证，断定这些南朝梁代时铸币的泥范。郑家相以此为开始，先后撰写了《梁五铢土范考》《历代冶炼法考》《中国历代货币冶铸法考》《古代货币冶铸法考》等一系列考证论文。

郑家相本人，对这次发现有着更为详尽的叙述。1950年7月2日，在罗伯昭寓所（安福路7号）举行的上海泉币学社专题讲座上，郑家相与众人分享了梁五铢泥范的发现和研究，其讲话内容如下：

在一九三五年的冬天里，南京光华门外因筑京芜公路刨出了许多像炮弹的泥团，筑路的工人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多抛在了路基中填没了。有一天一个工人偶然将泥团击破，看见了五铢钱的形状，就拿到了夫子庙古董铺里去卖。古董铺里的人也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不过因为有五铢钱形就出了一二角钱一段的价值买了。买了之后，就拿到鄙人的地方来，鄙人看了知是一种新发现，也就出了一二元钱一段的价值买了，一方面嘱咐他们继续去收，一方面在《晶报》上登了一篇文字。从此在南京的考古家和北平、上海的古董商都知道了，纷纷来收购，此种泥团的价值也逐步高涨，甚至有卖到二三十元的一片。我收购了五个月的工夫得了很多，分割排编计有一百十六种，曾经编了一册土范图说，写了一篇土范考。今再将此种土范分三点来讲：

（一）土范的形状

此种泥团有大有小，大的高尺许，小的也有七八寸，上有口以下渐大，口中有小孔，又像一只水瓶。将外面的泥土剥去，中间有一叠土做的范片，范片有多少，大约多的三十多片，少的十多片；片中钱形有四个的、八个的，都是一面“五铢”二字，一面四出背文。中间有孔，孔旁有漕，大约泥团的口是浇入铜铁的地方，片中的孔是总漕，孔旁的漕是支漕，是从口通到各个钱形的路。有八个钱形的范片无大区别，不过所列“五铢”二字，有纵横正倒的不同。四个钱形的范片有厚制薄制，厚制土质粗松钱形较大，薄制土质细实钱形有大小，钱形小的片旁多有款识，如“唐”、“道”、“伯”、“侃”等字，所见约有卅多种。最奇的是一种三大范，首为“五铢大吉”，次为“五铢大富”，末为“五铢大通”；此种范为薄制，钱为大形，片旁款识皆是“方”字。出土以这种三大范为最少，所以当时曾卖到二三十元钱一片；南京的古董商将“唐”、“道”等有款识的片，添刻“大吉”、“大富”等字以欺世，这是不可不知道的。

（二）土范的年代

这种土范皆有“五铢”二字，当然是铸五铢钱的范，但是五铢钱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开始一直到隋末，共有七百三十九年的很长时期，这种土范究竟是哪一年代铸钱的范呢？那末必须查考史志的记载，审核范中的钱形，及出土地点的情形互相参证了。

《梁书·武帝纪》：“普通四年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

洪志顾烜曰：“五铢铁钱，背为四出文。”

看了这二段的记载，就可以知道梁武帝普通四年所铸的铁五铢钱背文都是四出的，与范中钱形比较是相符合的；而且南京是梁代的都城，土范都出土在这个地方，这可以证明土范是梁武帝时铸铁钱的。此其一。

洪志顾烜曰：“普通四年铸大吉大富大通铁钱。”

看了这段的记载，更加可以知道土范是梁代的了，因为其他的朝代并未有过铸大吉大富大通钱的记载；梁代普通年间既曾铸过大吉大富大通钱，这种土范中有大吉大富大通的三大范，此范就是普通四年铸大吉大富大通铁钱的范无疑了。此其二。

有此二点的证明，所以确定这种土范是梁代铸铁钱的范。但是有人疑心范中的钱形，与今世所流传的梁代铁五铢钱，在形制上有大小不同，在文字上有整率不同。若说土范是铸铁钱的范，应该是相同的，今既不同，不无可疑了。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因为今世流传的梁代铁五铢钱，多是当时私铸，而官铸的铁五铢钱是绝少了，虽有一二发现，也是模糊的多，这在史志记载上也是可以证明的。

《隋书·食货志》：“梁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以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

看了这段记载，可以知道当时私铸钱是极盛的。

吴骞《桃溪客语》：“乾隆乙巳夏，大旱，太湖水涸，数百里，土人于湖底掘得独木舟，长二丈余，广深四尺，中有古钱可三百余千，质轻小而色青，予求得数十枚。观之，面有‘五铢’二字，背文四出，径七分，盖铁钱也。”

看了这段记载，今世流传的梁代铁五铢钱，大都是太湖底所掘得的，湖底掘得的钱质轻小，径仅七分，又属当时私铸，自然与土范中钱形有大小不同、文字有整率不同了。与土范中钱形相同的钱未始没有，鄙人藏泉中有一枚，惜在南京遗失了，还在程吴泉先生旧藏中亦见了一枚，这是可以证明的。

（三）土范能留存的原因

看了这种土范的构造，中叠范片，外包泥土，成了一个炮弹形，上有口，中有孔，为熔铁浇入的道路。可知其入铁之后，要将铸成的钱取出来，非将这种泥团和范片打破不可，否则是拿不出来的，所以铸钱之后，这种泥团和范片是毁灭了。今天这种土范能够保留下来，是有特殊原因的。鄙人曾经到出土地点去调查，问过工人刨出来的情形：据说发现了好几堆，在上面的多坚硬不整齐，在下面的多整齐松脆，大多数是抛入路基底下去了。那末可以知道在这个地方应是梁代的铸钱监所在地，工人做成了许多炮弹形的模子，贮藏起来以备铸钱的。但是不幸得很，钱监是毁于火了，所以在上面的泥团是烧得坚硬不整齐，在下面的泥团因为相隔较远，受火热度甚少，还是原来的样子，是整齐松脆的，从此埋入土中，到了今天方始发现。因为这种土范尚未铸钱，所以未被毁灭，这是偶然的，是特殊的。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这种土范来研究古代铸钱的方法，这是万幸的。

因为这次梁五铢泥范的发现，郑家相获得了大量的实物，为此他自号“梁范馆主”。后来他对我父亲说，他得了那么多的泥范，自己也感到惊奇，这种机缘是很少有人有的。由于这些五铢范上大多留有 “大吉”“大富”“大通”等字样，故郑家相又自诩“土范富翁”为乐，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遗憾的是，后来日寇攻陷南京时，郑氏自己所藏一批泥范虽已装箱，但未能及时运走，结果大多不幸毁于战火之中。

精于鉴定，直言真伪

郑家相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深厚，对于研究我国历代古钱币有着天然的优势。由于长期“泡”在古钱之中，他练就了一手古钱鉴定的好本事，而这种本事，也时常能帮助他收集到古钱中的精品。

1918年的时候，有一次，郑家相陪泉友周笃夫一起去淘钱，郑为他看中了一枚明代的“崇祯通宝背敕二”钱。此钱与平时所见的不同，形制厚大，且铜色金黄，文字也特别深峻。当时，周笃夫怀疑是一枚伪造品，而放弃不买。其实，这是一枚精铜雕成的雕母钱，属于罕见的绝品，郑家相花了两块钱自己买了下来。郑家相就是凭着自己的鉴定功力，从寻常的钱币中找到这种珍品。

雕母钱——尤其是明代的雕母钱，乃是雕母钱中的绝品，当年为创见之品！弥足珍贵。

不过，郑家相也有几次失误的时候。

民国七八年间，郑家相的助手陈信高为其在江北收得北宋“建国通宝”小平钱一枚。该钱面文为楷书，制作精良，文字平正，为创见出谱之品。郑家相怀疑此钱过于离奇，没有加以重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南京被日寇侵占，郑家相寓所的收藏品大半散失，这枚“建国通宝”亦在其中。

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年，罗伯昭托杨成麒，以四百银元获得了篆书“建国通宝”钱，此钱为泉界公认的稀世绝品。郑家相此时方悟，早先他曾收藏的一枚楷书“建国通宝”钱，也是一件无价之宝（宋代铸钱盛行“对钱”形式，一楷一篆成对），由于早年自己的大意，而失之交臂了。

民国七年（1918年），郑家相得到了一枚“龙瑞太平”钱，根据钱文，疑是厌胜钱，而随手丢弃了。后来经友人启示，“龙瑞太平”可能是安南李日尊的年号，与北宋嘉祐年间是同时代，是难以求得的孤品。

郑家相先后失去了“建国通宝”和“龙瑞太平”两枚珍钱，深感遗憾，并对自己的疏忽做了总结：由于对无考品、出谱品的忽视和研究，以致失去了获“宝”的机缘。从此往后，他对创见品不再轻易放过，必须多下功夫加以研究才行。

有了鉴定的本事，自然就能看出很多古钱的真伪。郑家相在这方面不但是个专家，也是个直话直说的人，即便是名家、友人，只要他们的观点有商榷之处，郑家相都会毫不避讳地指出。

对此，罗伯昭先生对郑家相一直是敬佩的，1941年寿泉会为郑家相祝寿的一本《寿泉集拓》，罗先生作跋，他是这样写郑家相先生的：“癖泉早名于世，同人所刊《泉币》杂志，盖君主编，近撰五铢谱，精审超乎古人。”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戴葆庭得到一枚“清泰元宝”钱，丁福保认定其为后唐末帝钱，收进《历代古钱图说》。事实上，郑家相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就已见过，当时因为卖方要价太高而没有购买。但郑家相对此枚“清泰元宝”钱，已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推敲，认为是元代之物。对于丁福保将其列为后唐钱的观点，郑家相认为不太妥当，为此，写了有关此钱的改证短文：

清泰年号，仅见后唐末帝。改元亦仅二年，但五代钱无元字在右者，制作固不符，铜色也不类，可断其非是。钱文元字在右，始见南宋隆兴铁钱，至景定咸淳，元字皆居右……此铜质微黄，亦类元钱，无锡丁氏采入《历代古钱图说》，列为后唐末帝钱，明眼人其谁信之。

钱币大藏家王荫嘉读了此文后，大加称赞：“此钱非宋以前物，往常疑莫能明，郑君断为元钱，文字制作悉合，遂定论矣，佩服，佩服。”

郑家相早年曾对程文龙谈过一席话，他说：“古泉须以文字制作参酌时代而定真伪，方不能为作伪者所欺矣。近来同好泉兴日浓，好奇求稀，人之常情。但稀奇之品，多为黠者所仿，此中要诀，惟有不过贪。不过贪，方能慎选择。慎选择，方能得稀奇真品……”我父亲也十分认同郑氏的观点，他也认为古钱币收藏爱好者，若过分追求出谱稀品的话，往往容易受骗上当。他们的经验之谈，对钱币爱好者来说，是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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