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火了，说明我们仍需要乡村里的文人

在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里，有一组镜头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的老农民杜深忠，打开冬日的屋门，阳光照进来，在屋里留下一块正方形的亮白，杜深忠蹲在亮白后的阴影里，用毛笔蘸着水写书法。一幅字写完，他歪头看着，等着水渍慢慢变干。“太阳亮光从门口照进来一块地方，在我眼里就是一张很好的宣纸。”——他说。

今年过年，我给我93岁的姥爷拍了一张照片。他在正堂的八仙桌上写毛笔字，我表姐的三岁小儿子趴在桌子的一角上玩耍。在镜头里，满脸皱纹的姥爷拂袖擎笔，一脸严肃，三岁顽童歪着脑袋盯着桌面上的宣纸，窗外耀眼的白光照进来，给他们镀上了一层银边。

我姥爷与杜深忠是同一类人，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核，他们都是乡村里的文人。

工作以后，每年都是年三十中午到家，下午都会到姥爷家去一趟，一是看望他，二是拿他写的对联。今年他给我家自编自写的对联是：申岁伊始再展宏图，未年胜果发扬光大。是贴在大门上的那种大字，遒劲有力，根骨犹存，这是一位93岁老人的新年愿景。姥爷是老退休教师，每月有退休金拿，精神矍铄酒肉不离，每日喝茶看报读书，保持着一位耄耋老人、知识分子的体面。这应该是乡村文人最好的归宿。

而《乡村里的中国》里的老农民杜深忠则没有这么幸运。他60多岁，年轻时候当过兵，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培训班，写过小说，会一手好书法，然而这些都没能改变他的命运，他还是当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几亩苹果园养家糊口。值得欣慰的是，几十年在土地里的劳作，并没有磨灭掉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他没事就看书、练毛笔字，摆弄他向妻子隐瞒价格买来的琵琶。身为文人的他，与村子里的一切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他看不上那些“短视愚昧”的村民，那些村民也嘲笑他的贫穷与不务正业。相看两厌，唯有独坐枯山，用琵琶弹奏一曲沂蒙小调。

从杜深忠身上可以看到千百年来中国乡村文人们的精神内核：他们困顿，他们无法真正像农民一样舍下身来匍匐到大地上；他们高傲，知识给了他们不同于普通农民一样的眼光；他们痛苦，他们的精神追求得不到满足；他们落寞，他们的追求得不到旁人甚至是最亲密的人的认可；他们孤独，他们只能执拗地把自己埋身于文字与音乐中。

我姥爷曾回忆说，六十年代的时候，大饥荒，挨饿，教书是填不饱肚子的，何况还要养活一家子老小。于是他打算辞掉教师的工作，回村子种地。最后是那所小学所在的村子的村长，一番劝说下才留下了我姥爷。每当回忆起这件事，姥爷都会很感激那位村长，说要不是村长极力挽留，也许他早就不是老师了。自然现在也就没有退休金拿，也不能保持这一份体面。也许会像杜深忠那样，心里有诗和远方，腿却被眼前的苟且羁绊。

如今，村里的文人们，都在逐渐老去、归去。新一代的文人，也就是类似我这种第二代的学生，都已经渐渐从乡村出走，融入了各个城镇。离开了大地，离开了原野，离开了山丘，离开了沟渠，像无根之萍，走进都市，渴望得到承认，渴望获得平等，渴望进入一个体系，渴望一个身份。这种焦躁和痛苦，丝毫不亚于杜深忠们追求精神需求时的艰难。而在城里一旦稍稍站住了脚跟，就开始变得感性起来，开始深深思念故土，开始回忆与那片土地的感情。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然而杜深忠却在《乡村里的中国》对着镜头如是表达：“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这个贫瘠的土地不养人……”也许这才是广大农民对土地的真实感情——不是感情深，而是被这土地困住的无奈。也许我们自以为对故土的那片深情，也不过是高高在上之后的一种怜悯与自傲。

《乡村里的中国》中，大年初一，杓峪村开联欢会，杜深忠抱着琵琶上台伴奏，后来演唱者和其他伴奏者都 下台了，只有他，还在低头自顾自地弹着，好像满腹心事，好像自我陶醉。直到周围人起哄，他才收起马扎，走了下去。也许，那一刻，他心中想读那样几句诗：有一个人，在露水的石凳上，坐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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