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很狂！

狂到什么程度呢？

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他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他还说：“要想佩服谁，我就照镜子”。

他开了微博，粉丝千万，介绍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要看此公，就在眼前。”

他狂到谁都不服，就服自己。

李敖好玩！

好玩到什么程度呢？

他出门随身带一把小刀，防身用的。生病之后，外界总有谣传说他死了，他对此一笑置之，还说：“说这话的人，不是恨我的人，就是喜欢我的人。”

他骂天骂地，但骂得最多的就是人，骂着骂着，都骂出心得体会来了，他说：“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

他说现在有很多书是臭鸡蛋，不值得一看，然后转头又说：“我不看的书，都是臭鸡蛋。”

李敖很能写！

能写到什么程度？

他写了一百多本书，本本不重复，可是九十多本是禁书，他写字超过三千万字。

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各个领域他都写。他的《北京法源寺》还被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

但他说：我的做人比讲话好，我的讲话比我的文章好。光看我的文章，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到我的讲话，你便会觉得我比文章可爱；等你对我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你更会惊讶：在李敖那张能说善道的刻薄嘴下三十二厘米处，还有着一颗多情而善良的心。

01

1935年，日军统治下的黑龙江哈尔滨，李家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了，他是李敖。

那一年出生的，还有“世界三大男高音老大帕瓦洛蒂、歌星‘猫王’普莱斯利、导演伍迪艾伦、没脱光的影星亚兰德伦和脱光照裸照的影星毕雷诺斯”。

“1935年出生的，有贤人也有不肖之徒，蒋中正就是不肖之徒。那一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当权派，生的也很多，可全是不肖之徒，不单属猪，根本就是一窝猪。”

敢如此说话的，正是李敖。

小时候的李敖，皮肤黑黑的，有点儿对齿，说话发音也不那么利落，还一双眯缝眼，一说话，就嬉皮笑脸盯着别人看。

李敖小时候不喜欢大喊大叫，但是闷声不响地调皮捣蛋，有一次他将两个小青杏塞进自己的鼻孔，结果自己拿不出来了，最后还是姐姐帮忙，费了一番功夫才取出来。

还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土坡上玩耍，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蚂蚱，李敖胆大，直接抓一只放在手臂上，看着蚂蚱在手臂上爬，结果手臂肿起来一大片。

7岁时，他被送进学校。

三年级时，学校要求学习日文，学校还有一个顾问叫“屎橛”（施掘），李敖恨日本人，所以日文学得很敷衍，他父亲对他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

李敖懂了父亲的话，随后好好学习，考试考了一百分。

读小学的李敖，遇见了一个叫张敏英的女孩，长得清秀脱俗，瓜子脸，眼睛很有灵气，是李敖眼里最最可爱的女生，他拉人家的手，轻轻打人家的手心，女生装着很疼的样子。

对这个女孩，李敖后来回忆说：“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

“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02

小学毕业后，李敖报考了两个中学，都竞争激烈。

考完揭榜那天，父亲去看榜，他从榜尾开始找李敖的名字，一直找不到，越往前越担心李敖没考上，可是看到第四名的时候，正是写着李敖两个字，父亲高呼“窝乐错”。（李敖父亲的口语，大意是说了不得）

1949年，李敖考上初中了。

初中的时候，李敖开始写作，一些作品已经在杂志发表。

他还打算写一本《东北志》，四处收集资料，也不断看书充电，小学还没上完，他就看完了一千万字的《小学生文库》，后来读的书越来越多。

在学校的李敖，依旧是调皮捣蛋喜欢玩，班里有一个男孩子姓潘，一说话就脸蛋红扑扑的，李敖调皮地搂住人家，嘴里大叫“我爱潘金莲”。

1949年五月，初一还没念完，他就乘着一艘轮船，带着五百本藏书，装了好多个箱子，去了台湾。

到了台湾，还是要上学，于是，“天才李敖”，跳级考初二。

刚到台湾的李敖，没见过便当盒，吃饭的时候，他们买了一组上下两层的圆饭盒，引起一阵讥笑，大家说他是饭桶，第二天就赶紧换了，和别人保持一致。

父亲就在李敖上学的地方教书，李敖就多了许多方便，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接触更多的书籍。

因为中文好，他参加过多次演讲、辩论、作文大赛，无论啥比赛，总是名列前茅。

高二时参加全台湾征文比赛，凭借一篇《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夺得第一名，拿到了一笔奖金。

拿到奖金之后，李敖二话没说，想都没想，就去买了一套《饮冰室合集》，共四十册。

高三念了十几天，他就觉得没意思了，还不如自己在家学习。

于是，休学在家，一心一意看课外书，痛痛快快养浩然气，高高兴兴写好文章。

03

1954年，已经休学一年的李敖，参加“高考”，竟然考上了台大法律系。

可是他志在学文，不喜欢法律，因此，提出退学。

第二年，他又考上了，这次是历史系。

在台大，李敖与众不同，一开始主要是因为他的穿着。

其他人都是一派潮流，跟着最时尚的服装跑，可是李敖，穿着一袭古老的长袍，在台大杜鹃缤纷的大道上，成了“长袍怪”。

他洋洋得意地说：

“一袭在身，随风飘展，风度翩翩然。不分冬夏，不论晴雨，不管女孩笑于前、恶狗畎于后，我行我素，我爱我袍。”

当时，有人列举出台大的四怪之丑，而以李敖的“长袍怪”为最。

除了服装，读书多，脑子转得快的李敖，上课的时候，也是各科老师头疼的学生。

他很少上课，偶尔去了，也不记笔记，不管哪个老师，他一概不买账，看不起的就更加不买账，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挑老师的错，常常把老师说得哑口无言。

有一次老师讲李大钊的死，有一个地方讲错了，李敖立即纠正，尽管这个老师挺有权势。

还有一位老师讲三民主义，出现不太准确的地方，李敖就反复纠正，为此在课堂上争得面红耳赤，还吵起来。

李敖问：“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

老师脱口而出：“当然有啊！”

李敖追问：“缺点在哪里？”

老师回：“我不敢讲啊。”

教室里哄堂大笑。

李敖在学校，深深感到学校教育的死板，因此他坚决不接受这种约束，连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考试，他三门不及格，甚至引以为傲的中文，也差点不及格。

大学毕业，李敖答辩，也是一个传奇。

他走进答辩会场，三个教授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双方就这样静坐了半小时，最后一个教授开口说：“李敖，你答辩通过了。”

李敖诧异：“你们什么也没说啊，我也没讲话啊。”

教授无奈道：“我们知道一开口肯定会被你驳倒的，所以还是不说了。”

李敖是文化顽童，够狂，够玩世不恭，但是他有真才实学，很多人说钱钟书骄傲，但是杨绛说：“钱钟书不是骄傲，他只是说了事实。”

有些人说出事实的时候，在别人看来，那就是骄傲。

04

很多人在某些传统习俗面前，总得夹着尾巴做人，李敖不是。

你可以说他偏执，但绝对不能说这样的人无知，也绝对不能说他做的事毫无意义。

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总是“大张旗鼓”，但李敖从初二年级开始，他就不参与这种活动，他对家人说：“我不过年，你们过”。

李敖的父亲是北大毕业的，思想比较开明，也能理解儿子的做法，他说：“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

于是其他人“过年”，大鱼大肉，李敖在一边吃炒饭。

其他人过年熬年夜，李敖早早的就睡了，大家给他送糖果压岁钱，李敖全部退回。

父亲虽然理解李敖，也知道李敖的做法没错，但是在感情上，父亲还是希望一家人过年时高高兴兴一起吃“团年饭”，可是他不会要求儿子这样做，只是觉得，这孩子太重是非，不肯迁就一些，以后可能要吃亏的。

一连好几年，李敖坚决不按传统的方式过年。

可是就在他二十岁的时候，父亲李鼎彝去世了，如何安排葬礼，又是一个传统，他反对传统的“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的丧礼模式，主张丧葬改革。

李敖的一个老师问他：“李敖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

李敖反驳：“按古礼，按《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

追悼会的时候，场面盛大，数千人参加，一起见证了李敖的“离经叛道”。

很多人骂他不孝，有人甚至说，李敖的父亲，是被他气死的。

李敖自己也说：“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

但他并没有收敛，后来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不设灵堂，有人来祭拜，他说不必祭拜了，若要鞠躬祭拜，就对着我鞠躬好了。

李敖反传统，反得很狂，但他不是什么都反，他是反抗那些不合理的东西，反抗那些“要不得的”“摧残人的”东西。

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让很多拥护传统的人望尘莫及，提到中国的诸子百家，他能侃侃而谈，关于《论语》的研究，他独树一帜，他对古典文化的理解深刻而精到。

05

大学毕业后，李敖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选择考研，第二就是入伍当兵。

他选择了入伍当兵，决心将自己锻炼得像钢铁一样坚强，一样锐不可当，他想做海明威那样的硬汉。

服役期间，他读《海明威创作论》，他佩服海明威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和顽强。

当兵的人，有很多都是国民党“党员”，很多人想法设法拉李敖“入党”，最后甚至恐吓他说不入党的人会被安排到最危险的地方，随时都会战死沙场。

但李敖心智坚硬如铁，丝毫不为所动。

长官问他：“你不怕去最危险的地方？”

李敖说：“我不怕”

长官又说：“你很优秀，我们没有能让你入党，很可惜”

李敖说：“你们要是拉到一个贪生怕死的我入党，那才是真的可惜！”

长官告诉他：“你不入党，在台湾会很不方便。”

李敖霸气地回应：“我准备战死沙场，那样就没什么不方便了。”

训练半年后，李敖没能去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他不“忠贞”，而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李敖去做了副排长，李敖这个兵，绝对文艺，他利用空余时间写作，一些文章在杂志发表，好评不断。

在军中的日记里，他写到：“我现在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我明显的感到我从来没有如此成熟有力，他们都是昏睡的人群，他们是真正的弱者，他们只有原始的力量，专科知识的力量。”

两年后，李敖退伍，他给自己找了一个“隐居之所”，他称之为“四席小屋”，他在小屋中写作，畅快淋漓。

“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想到多年奔渡。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06

一写文章，李敖就变成怼天怼地的斗士了。

王洪钧写了一篇《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李敖读后，感觉不尽兴，于是就写了一篇《老年人和棒子》。

他把老年人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拿着莫须有的棒子，他们坚持着自己的东西，不肯让别人出一头地，但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

第二种是拿着落了伍的棒子，明明落伍了，偏偏还倚老卖老，比如晚年的康有为，自己推行的变法明明行不通了，梁启超提倡革命，他还大骂其不是人。

第三种是拿着不放手的棒子，这种人一面说“我老了，看你们的了”，一面又“横插一脚”地教训年轻人，不让年轻人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

一开口，就是和那些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人宣战，一得罪人，就是一大片。

这一大片，力量雄厚，已经够他吃一壶的了，可是李敖还在继续发扬怼人的传统，他去探索底层人民的生活，探索底层人民的苦难，然后对着世界发声：“这就是你们鼓吹的美好吗？”

李敖研究《中国性史》，他谈在军中所见，一个慰安妇一天接客50次，只能分到一点点钱。

他顺手就拿出不少“春宫画”，殷海光问他：“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

李敖说：“可能是为了救她的母亲，也可能是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是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爱国。“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

一开口，又得罪了一大片。

李敖骂天骂地，看着不合理的，看着不顺眼的，就开始骂，他佩服胡适先生，可是骂起来，也是毫不留情，国学大师钱穆，因为写过一些恭维蒋中正的文章，李敖就大骂其没有骨气，丢了读书人的脸。

因为“骂人”，李敖甚至引来了官司，和别人对簿公堂。

李敖的做法，让他的朋友担心不已。

但李敖自己，浑不在意，该骂的，还是忍不住要骂，不管你是谁，常常骂得别人无法反驳。

他说：“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

“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

07

写文章小有名气的李敖，穷的时候，不得不去卖电器。

他和李世军以“Ok李”为名，在英文报纸上刊登广告，收购外国人的旧电器，转手出售。转卖时候，李敖亲自搬运，形同苦力。

被认识他的人看到了，问他：“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

李敖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造啊！”

虽然在劳动改造了，但“李怼怼”还是“怼怼”，他写的很多书，如《历史与人象》《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乌鸦又叫了》《孙悟空和我》等，都违反了当权者的统治意图，李敖因此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后来因为和反动派交往，新账旧账加在一起，李敖被抓进监狱，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因为一些事情，李敖只在监狱里待了五年多。

其他人是怕进监狱，但是进监狱，本来是应该在寻常的牢房里，但是他要求把自己关在两平大小的黑牢里，即便最胆大的人，都怕去那里，因为那里没有光，也没有人可以说话，只能一个人孤单沉思，但李敖却自愿进去。

在黑牢里，他什么都不做，每天就在牢里散步，地方太小，他就沿着对角线走，每天走两个小时。

其余时间，他就思考，思考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许多问题，大大小小，前前后后都想过了。

后半期，他可以看书了，他读了两套百科全书，重读了二十五史。

监狱每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是放风时间，可以出去见十分钟太阳，他就高高兴兴地出去。

有时候窗外突然飞进来一小片报纸，他就拿着仔仔细细地看，看着看着，觉得文字真可爱，又可以快乐半天。

有人问他如何保持年轻，他开玩笑地说：“上帝是公平的，坐牢的时候不算时间”。

坐了五年多的黑牢，李敖出来了，但是看见不平就说、看见不爽就骂的性格还是改变不了。

1982年，又一次入狱了。

这一次，坐了六个月的牢房，他说：“我这一次坐六个月，比起以前是小儿科。”

08

李敖出狱后，也不是像一些重获自由的人那样，先要享受一番自由，而是转身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只在门旁边开一个小洞，能够将报纸、杂志、食物塞进去。

他就在里面工作，整理书籍和文稿，六个月不出门一步，也不见任何人。

他把这称之为“闭关”。

闭关结束后，新书又是不少，新的文章又开始“骂人”。

理解他的人很少，不理解他的人很多，但是他说：“一个人只要知道他自己就好，别人了不了解都不重要。”

后来，除了写文章，李敖还做电视节目，直到他死前，都和公众都屏幕上见面，杨澜数次采访过他，鲁豫也数次采访过他，《环球人物周刊》也采访过他。

他到学校做演讲，成为大学的客座教授。

但李敖做得最多的，还是写文章。

李敖将文章写作分为三个层次：

一、一时一地的层次

二、中国的层次

三、世界的层次

然后转眼就开始“骂人”，“现在台湾的作家眼光均放在第二层次，实在眼光太小了，我们要创作出我们自己的，到世界去搞——光在小地方搞，又算什么！”

他对这个时代，忧心忡忡，他说：“这年头缺少伟大的人格典型，像胡适、蔡元培、殷海光、傅斯年等人在中国已不可再得。也看不到有血有肉的好文章，到处充满蛋头学者。”

“现代学者成名以后常常杂务太多，浪费许多时间，胡适晚年就受了杂务太多这害，而且胡适在写日记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写文章就少了，思想未能阐扬出来。因此，要现代中国有思想前途，必须产生几个伟大的人格典型，学者还需减少杂务，多写好文章。”

李敖自己，未必就是他所谓伟大人格的典型，他自己也没有说自己就是那样的伟大人格，但是他看到了时代的问题，并为此发声。

他喜欢美国劳工领袖戴布兹的一句话：

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俦；

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流；

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最喜欢特立独行，可是最不能容忍的，也是特立独行，所以一旦和大众的看法不一样，有人就退缩，但是反抗的人，永远在前进，

正如李敖说的：

前进的理由只要一个，后退的理由却要一百个。许多人整天找一百个理由证明他不是懦夫，却从不用一个理由证明他是勇士。

09

李敖一生，骂人多，写文章多，谈恋爱也多。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暗恋一个女孩子，还说如果能躺在这个女孩的怀里，他愿意没有十三岁以后的人生。

中学的时候，他为一个女孩写了很多情歌：

多情总难免，

恋爱我岂敢，

心地要纯洁，

爱情要遥远。

那时候，他们校园热恋，湖上泛舟，图书馆同进同出，两人形影不离。

后来，遭到女孩家人的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李敖太穷，并且身上还没有会富的迹象。

就这样，李敖失恋了，失恋后，他痛苦到吃了一瓶“安眠药”，最后被室友发现，带去医院洗肠，才活过来。

之后，他的生活又有了刘会云，两人谈了一段时间恋爱，胡因梦闯进了李敖的生活，刘会云就去了美国。

胡因梦是当时台湾有名的美女，也是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胡因梦倾慕李敖的才华，李敖也欣赏胡因梦的美丽和智慧，两人一见钟情，闪电式的结了婚，三个多月后，又闪电式的离了婚。

分手时，李敖送给胡因梦九朵玫瑰。

之后，他和王尚勤结婚，还有了一个女儿，可是没有长久，后来，他认识了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女孩王志慧，这个时候，王志慧还在上学，1992年3月8日，李敖和这个女孩结婚了。

之后不久，儿子李戡出生。

李敖的爱情，或许就像他说的：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10

2010年，李敖75岁，儿子李戡上大学。

李戡没有选择台大，而是选择了北大，在北大创建了“文武学社”，强调文物合一，有人问李敖：“他的这种尝试，您很支持吧？”

李敖回答说：“这是年轻人的活动，是个多方面发展的社团。其实我比较鼓励他多念书，我就是从书本里得到知识。但现在年轻人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许他们是对的。”

七十多岁的李敖，还是一样怼天怼地，说到韩寒，他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说“写写个人的感想还可以，一旦涉及到有知识的东西就不行。”

他评价很多80后的作家，说他们太关注个人的苦难和哀怨，视野不够开阔，写得很小气，缺乏对人类博大的关怀。

80岁的时候，李敖说：

“我立志要活到一百岁；但可以前瞻一百，总结八十……我要用我的八十定性、定位，显灵给人，使人感到，后世的子孙，很难想象‘这世界上曾经走过这样一位血肉之躯’。”

83岁的时候，被查出脑癌，医生告诉他：“你最多还能活三年，有什么想做、想干的，抓紧！”

他说自己只有两件事要做，做完就死而无憾。

一件事，是把《李敖大全集》编写完成。

另一件事，是和所有家人、友人、仇人，再见最后一面，并录制成节目，让全世界见证，他人生终途的谢幕礼。

“或许我们之前有很多残酷的斗争，但或许我们之前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希望通过这次会面，能让我们都不留遗憾。不留遗憾，这是我对你的承诺，也是我对你的期盼。”

2018年3月18日，李敖去世。

他这一生，活得很酷，正如他说：“这世界很酷，这和我很搭。我李敖，这一生也很酷！”

11

李敖一生，像个战士一样，他总是嬉笑怒骂。

回头看一生，问他有没有缺点，他说：“我比较真”。

在他看来，这个时代，活得“真”成了一种缺点，会因此遭到很多意外的麻烦。

鲁豫问他：“除了真，你没想过自己的缺点吗？”

他说：“我觉得我完美。”

鲁豫认真地问：“真的假的？”

李敖认真地答：“真的”。

“我总是在摧毁别人的梦，这是我的罪状。即便别人的梦是荒谬的，你摧毁它，依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

他也知道，有时候温和比战斗更能让自己处于安全的位置，“像侯宝林，他一出来大家就笑起来了，笑起来他就没法斗争你了，你一笑还怎么斗争啊。”

可能有时候，他也想逗别人笑，可是，他学不会，

他说：活到80岁，也没学会逗人笑，话里话外都是刺，刺得人生疼。

他还说：“所谓长大，就是你知道那是什么事；所谓成熟，就是你知道后故意说不知道。”

可他终究没有学会成熟，一辈子只做了李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拒绝虚与委蛇！

文|不有趣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