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豫｜2009-2021郭刚堂采访后记

2021年某月某日，我在出差回来的路上收到郭刚堂发来的消息：

“姐，咱郭振找到了！”

短短几个字，让我一下红了眼眶。

为了这几个字，他等了24年，找了24年。

他说：“姐，我不用再满世界找了！上苍眷顾，孩子也算接受了高等教育，本科毕业。以后啊，就可以过过该过的日子了，这个家终于是个家了！其实老天对我真的不薄，虽然难了一点。”

看着他发来的这些话，我又高兴，又感动。

24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答案，老郭一家终于和孩子团聚，这是老天有眼。

但喜悦过后，我内心又有特别深的难过和愤怒。

前些年郭刚堂为了找儿子，完全放弃自己的事业，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固定工作，长年在路上奔波，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后面都在不停地努力还钱，日子过得一直比较清贫。

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年没有发生儿子被拐的事，以老郭的能力，他一定会是他们村里最先富起来的那一拨人。这场变故完全打乱了郭刚堂的人生，但他却说“老天待我不薄”，一个人要善良淳朴通情达理到什么程度才会有这样的表述。

而郭刚堂越是这么通情达理，我作为旁观者，心里愤怒的情绪就越强烈。人贩子偷走的不仅仅是他的孩子，还有他一生中最好的一段年华，让当年一个27岁的小伙子过早地变成头发花白、饱经沧桑的中年人。

偷什么都没有比偷时间更可恶的。

算下来，我和郭刚堂已相识十二年。

他第一次做客我的节目是在2009年，当时《鲁豫有约》做了一期“宝贝回家”的专题，采访三组嘉宾，他是其中之一。

那次了解到郭刚堂的情况后，我在私下里曾试图给他一些钱，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消解他的痛苦，好像只有给钱最为实际，能够帮到这位父亲。

但郭刚堂拒绝了。

他非但没要我的钱，反倒是送给我一个他自己雕刻的葫芦，那些葫芦是郭刚堂在寻子路上卖的，用来贴补一些盘缠。

我当下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又打心底里尊敬这个人——他当然需要钱，他的记账本上写满了向亲朋好友借款的记录，每一笔都记得仔仔细细。但他一点儿也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卖惨，从始至终都保持着体面。

他的这份敏感和自尊我感觉到了，也很想好好保护，便没再坚持。或许当下对他来说，陌生人的善意和鼓励要比他们的金钱更加珍贵。

做《鲁豫有约》20年，虽然采访过上万个嘉宾，但出于职业习惯，我一般很少会在录完节目之后还跟嘉宾保持私下联系。可是对于郭刚堂，你总是很难放下对他的关注，想要去了解他的情况，这些年也陆陆续续从编导那里听到关于他的消息，知道他一直在寻找郭振，从未放弃。

2019年，我和团队策划一档新的访谈节目《豫见后来》，想要记录那些曾经在不同时期被关注而又在热度消退后被时代遗忘的人。我第一时间想到了郭刚堂，想知道他和家人们的近况如何。

2019年12月3日，我和团队前往山东聊城拜访郭刚堂一家。虽然十年未见，但再见面依然觉得亲切，像是一位老朋友。

老郭变化不大，只是头发比以前更白了一些，但眼神还是像从前一样坚毅。他的妻子张文革2009年时没有来北京，这次是第一回见。

他们家是三室一厅，家里装修得比较简单，收拾得干净利索，让人觉得很舒服。可以看出这夫妻俩都是能干的人，而且生活得特别体面。这种体面跟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拥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无关，它是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

这些年，老郭因为找孩子经常在外奔波，早出晚归，回到家里也要不停地接打电话，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和郭振有关的消息。张文革自打儿子丢失后便长年失眠，身体一直不好。郭刚堂怕影响妻子和孩子休息，就一个人睡在小房间。

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一扇窗、一个书柜电脑桌、一台电脑、一些书和照片，还有很多这些年寻找郭振的资料。平日里，张文革和孩子很少进入这个房间，也许是不想打扰到郭刚堂，也许是怕触景伤情。

郭刚堂打开电脑，给我看郭振小时候的照片，他说当时条件有限，没有拍过几张照片。他指着照片里的老房子说，因为拆迁，房子已经没了，以前他每次开着拖拉机回村，拖拉机只要一响，小郭振就会跑到门口等着他，一看到他就张开小胳膊一边跑一边喊“爸爸抱”，然后在他左边脸亲一下，右边脸再亲一下。

尽管22年过去了，但回忆起这些事时，郭刚堂的情绪仍然很激动。他平时很少会去看这些照片。

还有一些郭刚堂在路上的照片，自打2009年膝盖摔伤后，他就放弃了骑摩托车寻子的方式，这几年都是通过网络搜集走失人口信息。22年里，他在寻找郭振的同时，也帮助1000多个家庭找到了他们自己的亲人。

跟郭刚堂一家相处的两天里，我时常会被这家人的坚强、隐忍、善良而打动。对于父母来说，孩子丢失意味着整个世界的崩塌，但老郭一家并没有被摧毁，相反，他们一直在努力地走出伤痛，回归生活。

张文革替别人照顾孩子，每月有3000元收入。郭刚堂如今不用再像从前那样在外奔波，一般会在中午提前做好饭，等待妻子回家。他们的另外两个孩子都很懂事，不用父母太过操心。

但郭刚堂说，自从郭振丢失，他们一家从来没有拍过一张全家福，也很少为身边的两个孩子过生日。拍摄当天，恰巧赶上小儿子12岁生日，我和张文革一起去超市买菜，准备晚上给他过个生日。

那天晚上，郭刚堂翻出一件深灰色的羽绒服给我看，说“姐，这就是你当年送给老二的那件。老三那件他不能穿了，被一个亲戚要走了，但我们总要留个念想吧。”

说实话，我当时听到他这么说还挺不好意思的。可能有些事情在你看来连举手之劳都算不上，甚至有时候你都忘记了，但别人却会一直记得，一直念着你的好，这一点让我觉得又惭愧，又感动。

老郭一定不是只对我这样。他会在小账本上记录欠别人的每一笔钱，也会在心里记着这些年所遇到的每一个陌生人的善意。

他讲起有次在贵州骑车赶夜路，车灯突然坏了，有个陌生车主看见他的寻子旗，就一直跟在他的摩托车后面为他打着光照着路。老郭说，每当他想放弃时就会想起那束光，感觉那束光好像打在了他心里，让他没有理由停下，也不可能停下。

我当时问过他：是不是人生当中没有答案是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他说：我不是在一直找这个答案吗。

那时他非常坚信，孩子一定能找回来，只是早晚问题。他说感觉自己跟郭振之间只隔着一层窗户纸。当时我真希望这句话就是真的，但心里其实不敢抱有太多期待。

没想到，不到两年时间，这层纸就被捅破了，孩子真的被找到了。现在看来，可能这就是父子间的心有灵犀吧。

那天老郭在微信里跟我说孩子找到了，我坐在车里，特别想哭。原来只要活着，人生就有翻盘的机会；原来只要坚持信念，再貌似遥不可及的梦想都会实现。老郭找儿子找了24年，我追踪采访他也已经有12年，终于，我们都等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结果。

老郭说，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我。我当下立刻决定和团队前往山东聊城去记录郭刚堂一家与郭振认亲前的时刻，我们也是在认亲前唯一跟拍的媒体，很感谢老郭对于我和团队的信任。

再次来到聊城，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但大家的心情已经和两年前完全不同。

老郭家里还是那样整洁干净。在认亲之前，张文革把家里所有床单被罩都换成新的，郭刚堂把一些破旧物品卖掉，寓意“辞旧迎新”。夫妻二人还买了新衣服，说要穿得体体面面去见儿子。

他们开车去市场给邻里乡亲们买糖果，给郭振买红包，给郭振的养父母买土特产，买完东西上车以后，老郭说恨不得现在就把红包塞孩子手里。车子启动时突然往前窜了一下，老郭说，“我平时开车很稳，之前从来没有不规范操作过，这次高兴过头了。”

以前我总觉得，孩子找到了就是happy ending，但这次再见老郭一家，发现找回孩子并不是故事的最终结局，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找到孩子后所要面临的问题更复杂。

很多陌生亲人之间的融合非常艰难，老郭这些年也见过太多孩子找到后，由于原生家庭怨恨养父母而导致最后没有让孩子真正回归原生家庭的案例。他知道怨恨并不会改变什么，反而有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所以他不想再去谈论对错，不想怨恨也不能怨恨对方，只想和平相处。

郭振在了解到自己的身世后，曾给公安局手写过一封感谢信，感谢警方20多年的努力调查最终让他们父子团聚，他也知道父亲这些年一直像警察一样不停地找他。那封信老郭没事就拿出来看一看，一遍又一遍，从字里行间去揣摩儿子的心思。他说无论郭振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完全尊重孩子的意愿，他只想让儿子能够真正接受他们，从心里底和他们熟悉亲近起来。

对于郭刚堂夫妇来说，郭振丢失后的很多年里，他们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的，连呼吸都痛。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道望不见底的深渊，只要睁开眼它就存在。没有尽头的痛苦最让人绝望，没有同样经历的人很难去量化和想象他们的痛。时间或许能让痛苦的感觉变得不再像从前那样尖锐，但它并不会让痛苦消失——痛苦可以随着时间淡化，但制造痛苦的记忆不会。

作为这个故事的记录者之一，我心疼他们的遭遇，敬佩他们的坚强，欣慰他们的善良没有被辜负，但也担心一段痛苦暂停之后，是否还会产生新的伤痛。

对于郭刚堂夫妇来说，丢失24年的儿子可以找回来，但丢失24年的亲情又该问谁要？

他们内心永远会有一个缺口，这也是最让我感到愤怒的地方——人贩子剥夺了这个家庭真正意义上的大团圆。

但不管怎样，我相信老郭一家好人终有好报，相信他们不会再被命运亏待。现在郭振找到了，老郭一家人只想过平静的生活，媒体和社会大众的过度关注有可能会给他们之间的融合造成一定障碍，所以老郭希望大家能多给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好好团聚。

从1997年9月郭振丢失，郭刚堂一家就一直陷入找孩子的痛苦当中，没有好好享受过一个热闹的节日。直到今年7月，他才开始真正感受到那种普天同庆的快乐。

他在朋友圈里转发了几条庆祝建党100周年的视频，说“曾经苦难才明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能感觉这句话背后的重量。

这次采访时老郭跟我说，郭振生活的地方他以前不是没去过，说不定已经与儿子擦肩而过无数次，只是当时没有认出对方。所以他是真的感谢国家，让大环境越来越好，科技越来越进步，感谢警方用技术手段帮他找回了儿子。

他说自己现在看什么都高兴，有一天看到一片已经枯萎的海棠花，都感觉比原来盛开的时候更好看。以前他不敢错接一个电话，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妻子也长年失眠，但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想要做“后来”？说跟这样一些有“伤疤”的人在一起，是不是不那么“正能量”？

这一度让我很困惑。我是新闻专业出身的电视人，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直到今天。从最开始做新闻到后来开始做访谈节目，可能自己的角色改变了，但不变的是我依然想要记录每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时刻，记录每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故事，记录每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

《豫见后来》里我所采访的这些人，他们的确是有“伤疤”的，的确都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但最终他们都努力从那个时刻中走了出来，开始新的人生。就像老郭，我相信他的故事一定可以给予很多正处在同样绝望困境中的人一些希望。

而这，就是我做这个节目的意义。

期待老郭一家的“后来”，也祝福他们未来一切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