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姓埋名28年，他为国家放了个“大炮仗”

文 | 张玮

1924年6月25日，安徽省怀宁县的“铁砚山房”，诞生了一个男婴。

邓以蛰与妻子王淑蠲先是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取名叫邓仲先，一个取名叫邓茂先。

他们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邓稼先。

邓家合照

邓稼先出生后8个月，全家就来到了北京。

出身于书香门第，邓稼先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3岁时，邓稼先就已经认识很多字，并能背诵不少古文名篇。

5岁时，邓稼先入读北平武定侯小学，随后又考入了崇德中学。

1934年在北平，右一为邓稼先

那时，由于家族的关系，经常到家里来串门的，都是一些学问大家。

如果不出意外，邓稼先会一直这样平稳地走下去，很可能子承父业，成为高校的一名教授。

但是，在邓稼先13岁那年，一件足以影响他一生的事情发生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当时还是初中生的邓稼先，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国难家仇”。

父亲的一句话让邓稼先印象深刻：“你以后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学科学对祖国有用！”

读初中时的邓稼先

1940年5月，还没读完高二的邓稼先随姐姐经上海、香港和越南，抵达昆明。

带着父亲的嘱托，邓稼先考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师从王竹溪（中国热力学统计物理开拓者）、郑华（著名光谱学家）等著名物理学家。

邓稼先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

他先是去一所中学做了数学老师，由于教学口碑非常好，经人推荐，被聘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

此时的邓稼先才22岁，可谓前程似锦。但随后他做出自己的选择：去美国留学。

因为当时更先进的科学在那里，所以他要去那里学习。

有人劝他：“天就要亮了，你先别走。”

邓稼先的回答是：“将来国家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1947年，邓稼先顺利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并在第二年选择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留学——这所大学是先他一步赴美留学的好友杨振宁帮他选的，因为学费相对便宜，但学术能力很强。

1949年摄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

在美国，邓稼先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业上。

只用了23个月，他就以本科学历通过了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此时的邓稼先才26岁，所以被称为“娃娃博士”。

和当时诸多在美国留学的学子一样，毕业后邓稼先立刻就开始准备回国事宜。

以邓稼先的学历和聪慧，在美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绝非难事，但是邓稼先决定放弃一切。

1950年8月28日，邓稼先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就像当初他承诺的那样。

回国后，有朋友开玩笑，问邓稼先带回来什么礼物。

邓稼先笑着回答：“带了几双尼龙袜子给我爸爸，因为这个东西国内还生产不出来。还有，就是我一脑子的核物理知识。”

回国之后，邓稼先不仅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情。

1952年，28岁的邓稼先晋升为中科院的副研究员。一年之后，他和恋爱多年的女友许鹿希结婚。

许鹿希，是许德珩教授（著名政治家）的长女。

许德珩与女婿邓稼先及孙辈

邓、许两家本就是世交，邓稼先和许鹿希也是青梅竹马、门当户对，最关键的是教育程度相仿、脾气相投，所以这是一段近乎完美的姻缘。

下班后，邓稼先经常会和许鹿希一起去戏院听京戏，或者一起去看芭蕾。

每到周末，小夫妻俩会去颐和园观湖，去万寿山散步。

有一次，邓稼先和许鹿希手牵手在散步赏月，邓稼先忽然对许鹿希说了一句：“如果我们俩能永远这样，该多好！”

后来许鹿希回忆，当时有一种非常甜蜜的幸福感涌上心头。

1958年 邓稼先一家四口合影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就如同拍电影一样，一般主角说出这种台词后，剧情就会发生转折。

1958年，转折发生了。

当时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了34岁的邓稼先，和他说了一句话：“国家准备要搞一个‘大炮仗’。”

那天晚上，邓稼先回到家后，许鹿希就觉得他和往常不太一样。

许鹿希隐隐约约觉得，丈夫被委派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但她又怎会想到，那项任务有多重要，又有多隐秘。

邓稼先的新岗位，是新筹建的中国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

成立这个研究所的最核心任务是——尽快造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

而中国的这一领域是一片空白，先建立起原子弹研究的理论体系，是重中之重。

最初，中国依靠的是苏联。但是，苏联专家在核武器方面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

邓稼先只能从高校选拔一批大学生成立理论研究小组，自己学习外国相关书籍，边学边译边讨论。

当他们整理出一堆问题去请教的时候，却发现苏联专家漫不经心，不少数值都是随口一说，一经验证是错的。

1959年6月，中苏之间的矛盾终于摆到了台面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233名核工业系统的苏联专家。

面对未知的未来，中国却定下了自己的原子弹研制时间表：8年之内，一定要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

“两弹”诞生地 902基地院部旧址，现被称作“两弹城”

在一没经验、二没图纸的情况下，他们依靠当时的电动手摇计算器和一台苏制计算机，再辅以计算尺、算盘，以及纸和笔，夜以继日地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演算。

算累了，倒地就睡；睡醒了，吃点干粮喝口水继续干。草稿纸和计算机打孔纸填满了好几个仓库。

当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国家科研人员的基本供给还能维持，但高强度的工作使他们饥肠辘辘，甚至一些科研人员已经饿得身体浮肿。

邓稼先拿来自己家的粮票换成食品分给大家。没粮票了，他就把自己省下来的瓜子放到办公桌上请大家吃。

那时，在邓稼先的办公室会出现一幕奇特的景象：

谈工作的人，每人倒一杯白开水，滴两滴酱油，然后嗑几颗瓜子，就着“酱油汤”聊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邓稼先的团队通过“9次运算”，彻底推翻了苏联专家提出的数值，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说，完成这个复杂而艰难的运算是“数学上的奇迹”。

据许鹿希回忆，当时邓稼先回家的时间开始变得非常不固定，他要么很晚回来，要么早回来，又在凌晨3点就出门，也不说去哪儿。

许鹿希信任自己的丈夫，知道他在参与一项重要的机密工作。

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丈夫就连这样所谓的“回家”，很快也做不到了。

1962年9月，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形成，一切终于将转向实战。

1963年，邓稼先和一大批中国科学家一起，义无反顾地奔向了青海金银滩——这个地方随即从中国的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

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境内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这是基地监测地下井核试验的工作站

“邓稼先”这个名字，从中国的所有理论刊物和公开报道中消失了好几年。

在无法通信的那些岁月里，妻子许鹿希并不知道邓稼先的生活环境有多艰苦。

在海拔3000多米的戈壁滩上，馒头一捏就是死疙瘩，米饭根本煮不熟，那里荒无人烟，连一棵树都种不活。

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邓稼先和众多同事一起，夜以继日、忘其所以地工作着。

他们把“发奋图强”改了一个字，叫“发愤图强”。

这是中国“两弹城”内邓稼先旧居的书房

所有的付出，在1964年10月16日得到了回报。

这天下午3时，戈壁滩上升起了一朵蘑菇云——中国成功试爆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从无到有，中国人只花了5年时间。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激动的科研工作者

原子弹爆炸后的某一天，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严济慈来到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家中做客（二人是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好友）。

许德珩拿着一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对严济慈说：“谁有本事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了啊？”

严济慈回答：“你去问问你的女婿！”

在二人的大笑声中，许鹿希隐隐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丈夫应该是去搞原子弹了。

邓稼先还远没有到休息的时候。

在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邓稼先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氢弹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

1979年，邓稼先出了一件事。

当时中国做了一次氢弹的空投试验，但是降落伞发生故障，氢弹直接摔在了地上，没有爆炸。

基地立刻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寻找，最终找到了残骸——弹体已经碎裂。

邓稼先坐不住了，穿上防护服立刻赶往爆炸核心区——他当时已经是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院长，完全可以不用去。

但是邓稼先不听旁人劝阻，一定要去。

不仅去了，他还直接进入弹坑，把那颗已经破裂的氢弹捧在手里，仔细研究，最终确认——是因为降落伞包设计发生了问题，氢弹设计并没有出错。

虽然邓稼先当时穿着防化服，但是学医的许鹿希知道这件事后，还是立刻让邓稼先去做了一次全身检查。

邓稼先手稿 “明天我要做一个小手术”

检查结果显示：邓稼先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后来许鹿希在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家里发现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邓稼先一直没带回过家里——照片中，邓稼先和赵敬璞都穿着防护服。

邓稼先在核试验场少有的工作照，邓稼先（左）和赵敬璞（右）

那张照片，就是邓稼先在检查破裂的氢弹时拍的。

许鹿希知道，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但那次他忽然破例主动要求拍照，很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次经历将会对他之后的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是，邓稼先始终坚持在第一线。

就连那次被辐射后的治疗休养都不愿去，他认为是浪费时间。

很多场实验，他不拿到最后的结果坚决不走。

当时邓稼先已经预感到，已经掌握实验室模拟核爆炸能力的美国和苏联，很快就会宣布全面停止核试验，以此限制中国的核试验——中国尚没有这样的实验室能力。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时间不多了！要抓紧！要抓紧啊！”

1984年，中国第二代核武器终于试验成功。

邓稼先在兴奋之余，却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撑不住了。

1985年，还想坚持工作的邓稼先被“勒令”送进医院。

检查的结果，是直肠癌。

其实当时直肠癌已并非绝症，但由于邓稼先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所以一做化疗，他的白细胞和血小板马上就跌到零，然后引发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挽救也近乎不可能。

在住院后的近一年时间里，邓稼先做了3次大手术，都非常痛苦。

给他止痛用的哌替啶，从一开始的一天一支，后来发展到要一小时一支。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1985年的国庆节，邓稼先还是提出想去看一看天安门。

在得到批准之后，邓稼先如愿成行。

看着天安门，他对自己年轻的警卫员说：“到了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国力肯定非常强盛，到时候你可要多来看看我。”

1986年4月，邓稼先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还是强忍病痛，和于敏一起合作完成了对中国核武器工程未来规划的建议书。

在建议书上交之后，“邓稼先”这个隐姓埋名28年的名字，也终于开始解密。

世人通过媒体的报道，终于知道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背后，有这样一个人。

1986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签署任命，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同月，邓稼先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是在病床前得到这份奖状的。

一个多月后的7月29日，邓稼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1986年7月17号邓稼先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病房中，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他在临终前留下了3句话。

第一句是对妻子说的：“苦了你了。”

第二句是对自己说的：“永不后悔，死而无憾。”

第三句是对后人的嘱托：“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邓稼先去世时，只有62岁。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进行了第45次也是最后一次核试验。

随后，中国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这一天，正是邓稼先逝世10周年忌日。

来源：《读者（增刊）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P74—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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