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里逃生后，他成了35个孩子的“爸爸”

文 | 葛维樱

地上散落着几张扑克牌，46岁的席真强坐在一群小学生中间，被一个小男孩揪了好几下耳朵。

他说：“就碎娃子最灵，打牌都是我输！”

孩子们嘻嘻哈哈笑成一团：“席爸瓜！”

“好了，全部睡觉！杨耀民记纪律。”

刚才还东倒西歪的男生们马上钻进被窝，10个大一点的孩子头冲一个方向，两个6岁的孩子，头冲另一个方向。

“谁不把眼睛闭紧我都知道。”席真强捡起扑克牌，轻轻关上门走了出来。

绵阳九洲体育馆 陈剑/摄

地震后，席真强并没有打算离开北川县擂鼓镇，他已经在这里教了29年书。

“换了3所小学，到麻柳小学刚一年。”地震发生时，麻柳小学放假，席真强的家人毫发无损。

2008年5月12日下午，一位老师来找席真强，求他帮忙去找在北川中学读书的儿子。

爬了6小时的山路到县城，席真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们喊娃儿，地下的人喊爸喊妈”。

无法搬开水泥块，两个人沮丧地放弃了寻找。

“后来知道娃死了。在北川看到那么惨的景象，我只觉得我们全家能活下来简直太幸运了。”席真强说。

擂鼓镇的人纷纷逃离，向城市进发。

汶川地震后的北川县城 李贫/摄

但在北川县城遭受了巨大刺激的席真强不愿意走，“发生这么大的地震我都没死，震完了还跑什么”。

5月13日，席真强到处捡木头、塑料布，和母亲、妻子还有兄弟们一起搭帐篷住下。

帐篷就挨在镇中心小学的边上，那所小学的熊校长认得他，就来问：“你愿意去下面不？”

熊校长说：“我这儿有几个娃儿，我们都要走了，带不了，你等他们家长来认。”

席真强立刻答应把这些剩下的孩子带回来，他说：“搬水泥板、救人我干不了，带娃儿我还干不了？发生这么大的地震我都没死，不就得干点啥吗？”

熊校长交到席真强手上的，是23个孩子，他们都是擂鼓镇中心小学的学生。

老师们已经离开，这些孩子还没有家长来领，席真强领着孩子们背靠背坐了一夜。

席真强站在废墟上 黄宇/摄

9岁的杨耀民说：“我们都不认识他，熊校长让我们喊他席老师，可我们不知道他是哪所学校的老师。”

席真强也不认识这些孩子，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他只好夜里不睡，不断清点人数。

13岁的杨俊说：“大家还在害怕余震，席老师就让我们唱歌，我们唱不出来，他就自己唱，还讲笑话。余震一来就喊‘抱头’！”

其实席真强心里非常紧张：“我对他们说，除了爸爸妈妈，千万别跟别人走，孩子们受了太大惊吓，都特别乖，小便都不敢去。”

好在晚上就来了十几个家长把10个孩子领走了。凌晨4点，还来了一辆志愿者的东风大卡车，问孩子们要不要去绵阳。

王绍斌/摄

“天太黑了，我不敢让孩子们上车。”席真强这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娃儿们要吃要喝，大人们都走了，娃儿们不能继续留在擂鼓镇了。”

席真强改变了想法，把母亲和妻子托给兄弟照顾，找车带学生往下走，去找东西吃。

5月14日天刚亮，席真强就带着13个孩子往外走。走到早上8点多，遇到了擂鼓镇派出所所长。

所长一面要去抢救伤员，一面也带着18个孩子，这18个孩子来自擂鼓镇另外3所小学，席真强也不认得他们。

“所长把孩子们全交给我，说我已经带了那么多孩子，就再带些。”

于是席真强的队伍一下子壮大到了31人。

席真强带着孩子们继续沿山路向绵阳的方向走，“这下子孩子多了，手拉着手，他们也不大认识，我也不认识他们，可是我看见这些孩子就有了信心”。

擂鼓镇党委书记赶上了席真强，对他说：“我联系到军车了，你必须带着孩子们到绵阳去。”

上了车，席真强舒心多了。

没走多久，看到路上有人在拦车，席真强以为是想搭车的，“没想到，是往山外走的老百姓，还有4个小学生，他们说：‘你带上孩子们一起走吧。’我一问，孩子们才七八岁，是从深山里的苏保小学翻山越岭走出来的”。

席真强去过苏保小学，那几座山大人都要走几个小时，这几个孩子自己走了一整夜。

加上这4个孩子，一共35个娃、1个“爸爸”的队伍正式成立。

“一路上都没人和我说话，我问他们要不要上厕所，逗他们，他们也不开口。”

5月14日当天，经过4个小时的颠簸，席真强的队伍来到了绵阳市的火炬广场。

“好多大人和小孩，就站在火炬广场周围，我们的车一停，好多人就一包糖、一个橘子、一个鸡蛋地往我们车上丢。我的娃儿们接到就吃，他们已经饿了两天，而且也没有喝水。”

席真强和孩子们的头发、脸、衣服全成了灰色。

王绍斌/摄

车子来到绵阳市最大的安置点九洲体育馆门口，十几个送饭的志愿者就把盒饭送了上来。

“实在太饿了。正吃饭的当口，我就看到一位男士开着奥迪车停在体育馆门口看着我们。”席真强大口扒饭没在意，但是这位男士慢慢走近了。

他是绵阳市一家郊区包装厂的厂长，他只说自己姓腾。

“我本来是带着妻子和儿子去九洲体育馆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就看到了这些刚从北川出来的孩子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盒饭。”腾先生说。

但席真强决定服从政府的安排，住进南河体育场。“一进南河体育场我就傻眼了，在体育场的二楼台阶上，给我分了几排3米×3米大的椅子。”

除了送去医院的3个，32个灰头土脸的孩子，席真强还不能完全记住他们的长相。

王绍斌/摄

“一路上大家饿得昏昏沉沉，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南河体育场有好几万人，一个孩子跑了，人山人海，我上哪儿去找啊？”

席真强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一共12块钱，一部手机，任何证件也没有。“想想我也觉得好笑，我啥也没有，孩子们还跟着我。”

这时恰好腾先生再次打来电话说：“本来我有一套空房子，可是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人的饭。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就睡在我厂子的办公室吧，那里有食堂和澡堂。”

席真强和孩子们住的地方在绵阳市的游仙镇（2016年改为游仙街道），附近有很多厂子，“我们一到，就有玩具厂的人来送玩具，印刷厂的人来送书。他们拿来的衣服，孩子们都换洗两身了，没穿的还堆满了一张办公桌”。

“到5月15日，席老师就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了。”杨耀民说，当时孩子们经过两天两夜的跟随，都慢慢开始张嘴叫“席老师”。

“孩子们洗干净了齐齐地睡在地上，我数了一遍，32个，又数一遍，32个，心里才踏实下来。”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寻找孩子们的父母。

一份名为“北川擂鼓镇在东风纸箱厂的儿童安置点”的单子上，详细列出了每个孩子的姓名、家庭住址，父母的姓名、工作和电话号码。

“我让厂里的工人帮我打印了好几百张，然后就到处去发。”这是当时在绵阳市能够看到的最齐全、最集中的失散孩子的资料。

王绍斌/摄

席真强在绵阳市的关系只有女儿，要找人，他必须拓展人脉。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黄警官。”黄警官想方设法把这张名单送到了当地所有的安置点、政府机关和媒体。

“我们都对小弟弟小妹妹们讲，不要烦席老师，不要缠着他要爸爸妈妈。”

13岁的韩俊是最晚找到父母的孩子，虽然心里焦急，但是韩俊一直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照顾大家。

席真强说：“我让韩俊管女孩子，当个小班长，帮妹妹们梳头发，点蚊香，这样她难过的情绪能分散一些。”

席真强常对孩子们说：“现在暂时不念书，但是道德、礼貌和善良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

有孩子和父母联络上，席爸爸就在名单上画上一个对钩。

“画一个对钩，席老师就要高兴地弄一根好烟来抽抽。”造纸厂的工人们都知道，席老师一抽烟，那就是好事来了。

在席真强的努力下，35个孩子都找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席爸爸说：“家长自己受伤的、打工的、住在灾民安置点的，就把孩子暂时交给我带了。”

他让妻子也从擂鼓镇来到了绵阳，因为“她好照顾女孩子，女孩子有不方便的可以对她讲”。

安贵离开的时候，父亲让他管席真强叫一声“干爸”，结果孩子们全叫开了，就这样，“席老师”变成了“席爸爸”。

来源：《读者（增刊）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刊》P74—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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