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学过几门外语

我也学过几门外语

文/刘景才

我所说的外语，不专一指外国语，或许应该说是汉语以外的语言。因为我只是读初中时学过一丢丢俄语，离开学校也没有机会使用，早就随着岁月付水东流了。其他的也没接触过什么外语。

要说汉语以外的少数民族语言，一生中还真的接触一些。自小出生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家住牛家窝棚的时候，没有蒙古人。九岁搬到大排排，就和蒙古族小朋友一起玩儿，一起读书，一起劳动，一起成长。

要说蒙古话，接触的不少，学会的不多，和我的老乡孙国成聊起来，我比他差远了，人家会很多交流对话呢。

记得一次，走在大排排黄沙土道上，把刚刚学会一句蒙古族“吃饭”，教给了弟弟“巴达乙地”。弟弟比我小两岁，为人无拘无束，放荡不羁，正在走路间，转过头，就对着擦肩而过的成年蒙古人来了一句“巴达乙地？”这也太冒失了！毕竟我们是小孩子，不该这样没礼貌。正在我尴尬无所措，那个陌生的蒙古人也回了一句“巴达乙地。”我这里总算缓解过来了，却把弟弟高兴的前仰后合大笑不止。

长大以后看小说，在给爱听我读书的爹说故事的时候，告诉他日本人把吃饭叫“咪西咪西”。爹却纠正我说“梅西梅西”，我听了一愣！爹接着对我说：“我被日本抓劳工的时候，常听他们说，他们和我们交流，多数是比划，少数是说些简单的话。听不懂就会被他们骂｀八嘎牙路｀”。没成想，我在没文化的爹这里犯了本本主义，竟然是班门弄斧了。

当兵的时候，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曾在“三支两军”的时候吃过朝鲜族百家饭。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军民亲如一家。朝鲜族阿玛尼（大妈）就把我们当做她们的“阿豆（儿子）”。当时想到方便工作，也努力学习过朝鲜语。期盼着通过“三支两军”学会一门兄弟民族语言，也不枉服役延边四五年。结果，就在“吃饭”这个朝鲜语单词上卡了壳。人家的语言是由字母拼成的，不掌握字母，发声就不准确。况且，朝鲜语还要区分敬语和普通语。

我战友黄伟比我们来的简捷，他首先向朝鲜族青年学习字母和音标，达到了可以读句子程度。组织社员开会，他竟然能够给社员读“社论”。有社员问他：“老黄，社论说的什么意思。”他笑了，大家也笑了，因为互相都知道他不懂内容，不过大家还是表示祝贺他。

还有些曾经没学会朝鲜话的老兵们，也给我们泄气：“阿之玛伊——叫大嫂；巴力卡咋——快快跑；乙聊不扫——没关系；卯力卡扫——不知道；巴嘎几——大水瓢，延边的话，不用学，过了哈尔巴岭用不着。”

复员回到大庆，在农工商做经理，单位进口一台俄罗斯玉米收割机，发生了故障，请来他们国家专家给排除。接待他和翻译的餐桌上，几位领导不能只是埋头吃饭食不言寝不语吧。历史的重担就落在了经理身上，好在我在三支两军时期，在朝鲜族社员大会上和翻译配合过。这次也就照葫芦画瓢，只不过这次的葫芦是一位俄罗斯“达瓦里希（同志）”。

我通过黑龙江大学来的翻译，向他了解这台玉米收割机的功能，目前故障是否容易排除等情况。这次倒是俄罗斯专家很被动，话题之外他只说了一句“你们饭店上菜比东风宾馆还快。”他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单位的饭店，当然必须要给本单位领导陪同外宾的席上优先了。我告诉他，菜是我们自己种的菜，肉是我们自己养殖的鱼、猪、牛、羊，店是我们自己开的店。他说他感觉到了我们的规模。整个一次工作全过程，有了翻译，一句自己学的俄语没用上。

退休以后，准备与大舅子去朝鲜旅游，顺便寻找他们大哥在抗美援朝牺牲的地方。临行前我告诉他，朝鲜语把“同志”叫“捣木”。结果，这老兄立即纠正我“东木！”我很震惊，他怎么也学会朝鲜话了呢。他告诉我他正在读吴信泉将军的《三十九军在朝鲜》。我才恍然大悟，不过这次是他犯了本本主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高考追求文凭时期，社会和企业也都开展普及英语。我是基层干部，必须热情支持共青团组织的外语夜校，也跟着学习一段时间，大都是左耳听右耳冒，也没记住什么。

进入老年，一次在三亚旅游，乘坐公交车，一位英国老太太，拿着五元人民币要塞入收款箱。司机是位北方人，用普通话说“我们规定是一元就行。”老太太没听懂，一脸茫然不置可否。我一看，同是老年人，她还是外国老年人更是不容易。急忙用手势制止她，同时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五张一元的递给她。她接过去，捻出一张看着我，我点头示意，他投进去以后，看着手里还剩下的四张一元钱，明白自己遇到贵人省了钱。嘴里不断地对我说“桑秋桑秋”，我也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回话。直到她“桑秋桑秋”的下了车，我才想起来，那几句“耶斯，耶斯，拜拜”我不是也学过吗，怎么一句也没用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