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素直言：汉字有三大缺陷，此一时彼一时

文·段宏刚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的文字之一，也是“汉语文化圈”的通用文字，它从4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演化而来，期间经历了甲骨文、大篆（钟鼎文、石鼓文）、小篆、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等多种字体的变化，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汉字又一次经历了“汉字简化”的改革，造型才最终确定，成为我们今天使用的样子。

汉字在几千年的演化历史里，历经了多次危机，尤以近代在“汉语文化圈”展开的“废止汉字”最有代表性，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汉语文化圈”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许多常用汉字的使用，同时采用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字。

但最终结果，给他们的学习和交流带来很多困难，毕竟，他们因为在历史上长期使用汉字，促使汉字跟他们的文化已经不可分割。这些年，他们又重新认识到汉字的重要性，在文化传播上，又想方设法向汉字靠近。

幸运的是，“废止汉字”在中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却有效推进了汉字的简化，简化后的汉字发挥出拉丁文字难以企及的优势，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具内涵的文字。

在“废止汉字”之时，繁体汉字几乎被批评得一无是处，其中，以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胡适、王力等著名学者的声音最为响亮。

他们积极主张“汉字拉丁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所有汉字，标注汉语的声调，让汉字跟世界上绝大多数拼音文字保持同步。只有这样，才能让汉语跻身世界主流文化圈。

早在1920年2月，著名学者钱玄同就发表了《减省汉字笔画提议》一文，大力提倡简体字，他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汉字拉丁化”。但鉴于很难一朝一夕实现这个目的，就提出了折中方案：先简化汉字，暂时解决汉字难写、难识、难学的问题，但最终还是要废除汉字，实现汉字拉丁化，向世界上主要文字靠近。

大文豪鲁迅在1934年12月发表的《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说了一句更偏激的话，他说道：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多次演讲中宣称：要简化汉字并且推行汉语拼音，以求将来逐渐达到全民汉字拼音化，便利“国际友人学习汉语”。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不光国内学者给汉字挑各种各样的毛病，连国外一些著名学者也加入到声讨汉字的行列。

其中，以英国著名学者伯特兰·罗素（1872年——1970年）最有代表性。

罗素是现当代文化界的全才，对许多学科有所涉猎，并卓有建树，以至于他有多种身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等等。

当然，他成就最高的无疑是哲学，创立了“分析哲学”，留下了《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等代表作。

罗素由于在哲学领域的贡献很大，以至于“诺贝尔文学奖”也向他抛来橄榄枝，在1950年，他以哲学成就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在世界文坛非常罕见。

但不得不承认，罗素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大学者，他不仅苦心孤诣地钻研西方文化，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也表现出极大兴趣。

1920年春，受大学者梁启超之邀，罗素开启了亚洲之旅，他第一站来到北京，被这里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所吸引，就索性决定先在这里暂居一年。

在这一年里，罗素一边在北大、清华等高校讲学，一边向同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虚心学习汉语。此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如，辜鸿铭、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黄侃、钱玄同等人，都有留洋经历，很多人精通多门外语，尤其是辜鸿铭先生，会说9国语言，还取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的文学硕士，是真正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罗素跟这些人交流起来没有任何障碍，让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取得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之后，罗素还来到日本讲学一段时间。

一年多后，罗素结束了亚洲之旅回到英国，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思考，用几个月时间深居简出，写了一本名叫《中国问题》的书，这是罗素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书，也是他生平创作的唯一的关于中国的著作，他在书中指出了汉字存在的三个重大缺陷。

其一，汉字造型过于复杂，含义深奥，笔画繁琐，偏旁部首众多，不利于学习。

对学习者来说，要想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汉字，将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会导致一些人，尤其是外国人丧失学习汉字的兴趣，这不利于中国文化向外传播。

他又说，英文由26个字母组成，跟汉字比起来，不论是学习和使用，都要简单很多。

其二，汉字的排列不科学，也没有固定顺序，无法使用铸造排字机。

而英语没有这方面的劣势，完全可以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在字典和目录中，方便学习者查阅，即使不认识的单词，也容易拼读出来。在排字、打印时，十分方便。

其三，汉字难以翻译科学名词和专业术语，导致一些名词和术语只能采取音译，而丧失了本意。

“科学”的概念是中国从西方引进过来，中国近代因为科学很落后，对许多科学名词似是而非，所以，很难通过翻译还原出它的真实含义。

罗素提出这三个观点是在1921年，正好在100年前，当时，我们仍然在使用繁体字，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写作中仍然使用文言文，许多学者在日常说话中也是满口之乎者也。

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状来看，罗素对汉字指出的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他跟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上是一致的，所以，“新文化运动”才得以进行下去，“白话文”写作才得以被接受起来。

当然，此一时彼一时，以现代眼光来看，罗素当初所说的三个问题已经都不是问题。

随着上世纪50年代“汉字简化”的实施，《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撰和问世，众多汉字输入法的发明，以及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持续发展，学者们在翻译水准上不断提升，罗素在100年前所说的这三个问题到现在已经非常完美地解决了。

并且，汉字如同一个活化石，具有信息量大、词汇丰富、超越时空、言简意赅、含义稳定等诸多优势，很好地保留了中国文化，这是那些拉丁文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