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恺：中国画的语言是一个系统

杜大恺

生于1943年8月8日，山东龙口人。

1980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院长。

出版有：

论文集:《艺术帚谈录》、《砚边絮语》、《水穷云起》；

画集:《杜大恺水墨作品集2005》、《杜大恺水墨作品2006-2007》、《杜大恺水墨人体2006-2007》、《杜大恺人体速写2006-2007》、《杜大恺水墨作品2008-2009》、《杜大恺水墨作品2009-2010》、《杜大恺水墨作品2010-2011》、《杜大恺水墨作品集》、《杜大恺水墨作品2012-2013》、《杜大恺水墨作品2013-2014》、《杜大恺水墨、水彩作品2014-2015》、《杜大恺水墨作品2015-2016》、《杜大恺水墨作品2016-2018》等。

杜大恺：中国画的语言是一个系统

（以下为节选）

中国画的语言是一个系统，像所有系统一样，这个系统也具有其必须的秩序、逻辑和结构，它们决定了这个系统的形态、品质和生命轨迹，可能不止这些，它们还决定了这个系统的独特性。

椰子 63×93cm 纸本水墨 2019年

中国画的语言系统由五个部分构成，它们分别是以空白为底、以线造型、平面性、装饰性与程式化和似与不似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不能包括中国画语言的全部，但其对中国画语言系统的影响则是这之外的其它存在不能替代的，没有这五个部分亦即没有中国画作为系统的存在。这五个部分相互依存，彼此形成有次序的存在，前一个存在是后一个存在的基础，而后一个存在又是次后一个存在的前提，它们之间像一个链条，环环相扣，彼此牵制，具有因果联系，部分构成系统的整体，整体支持部分的存在，相互因彼此的存在而存在。五个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任何部分的缺失都意味着整个系统的塌陷。

一直以来，中国画始终未被认为是一个系统，或者说未被在系统的意义上予以认识，这是中国画认知层面的一个重大缺失，这一缺失不仅影响了对中国画的识断，亦为中国画的传承与变革造成了困难。

《花卉3》93cmX63cm 2016

雍梁行1 63×93cm 纸本水墨 2016年

杜大恺：我的作品在做回答

张仃先生曾说，他只画他看见的事物，我也是。张仃先生的晚年走不动了，他竟从此搁笔，我是否也会这样尚且未知。画眼睛看见的世界，不为别的，惟因其真实。没有什么比真实更可宝贵，纷繁丛杂的价值系统都是从追寻真实并接受真实的验证为始终的，张仃先生只画他看见的事物耐人寻味。

雍梁行2 63×93cm 纸本水墨 2016年

《梅州行1》123cmX248cm 2015

《梅州行2》123cmX248cm 2015

眼睛攫取事物的瞬间是全部历史的凝结，刹那间一切关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抽象与具象等的万千争论都会汇聚在一起，图形、颜色、姿态、声音、空间、时序，以及缠绕其间的可以说得清楚亦或不能说得清楚的情景都在其中，没有什么可以游离其外，这或许是今天被称作图像时代并将观看当作认识世界的第一选择的缘故。

雍梁行3 63×93cm 纸本水墨 2016年

《不丹拾忆1》93cmX64cm 2013

眼睛攫取事物的瞬间是全部历史的凝结，刹那间一切关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抽象与具象等的万千争论都会汇聚在一起，图形、颜色、姿态、声音、空间、时序，以及缠绕其间的可以说得清楚亦或不能说得清楚的情景都在其中，没有什么可以游离其外，这或许是今天被称作图像时代并将观看当作认识世界的第一选择的缘故。

徽州1 63×93cm 纸本水墨 2014年

徽州2 63×93cm 纸本水墨 2014年

异域行—爱尔兰 65×95cm 纸本水墨 2013年

观看并不排斥想象，观看的过程中物理的真实和心理的真实是可以兼顾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句老话似乎直到今天才真正得到了历史的实证。

我都看见了什么，我的作品在做回答。

《不丹拾忆2》93cmX64cm 2013

《木瓜》89cmX73cm 2013

杜大恺：七十自语

山是平凡的，无论高低、无论远近，从不拒绝观看；水是平凡的，江海涛涛，溪流潺潺，人近之而声重，人远之而音稀。因为平凡，故有恒长。

不丹拾忆3 93×64cm 纸本水墨2013年

不丹拾忆4 93×64cm 纸本水墨 2013年

因而，敏感于当代生活各类题材，是杜大恺艺术的逻辑起点。弄懂这一点，我们才会理解杜大恺对当代生活题材放纵式地捕获——摩天楼、广告牌、转播塔、渔村、路灯、铁丝网、高速路、标志牌、围墙、厂房等等，一股脑地进入了画面。这些在传统中国画看起来卑微、边缘的物象堂皇地取代了主流题材的地位。

《异域行—爱尔兰5》95cmX65cm 2013

《异域行—爱尔兰4》 65cm×95cm 2013

更为有趣的是，即便是传统山水题材，在杜大恺的新图像中，也被剥夺了神圣的外衣，只能作为新视觉经验的元素而存在，从而失去了被表达的主体地位。杜大恺并未刻意将这种变化夸大为一种革命，而是在温文尔雅的实验中完成这一切。

《雍梁行2》103cmX199cm 2016

《雍梁行3》63cmX93cm 2016

高天厚土任逍遥 178×192cm 2018

汝将余霞铸成山 123×248cm 纸本设色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