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渐消，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大逆转悄然而至

人口红利渐消，世界正在陷入老龄化困境

在放开三孩政策之后，全国首个生育二孩、三孩的补贴来了！四川攀枝花出台新政：生育二、三孩家庭每月每孩发500元补贴，直至孩子3岁。这个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

近期，七普数据引发的大讨论，三胎政策的全民调侃，生育率创新低屡上热搜，城市抢人大战引发热议……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大家对人口话题极度关注。

人是一切的根本。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人口因素会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家长的焦虑，教育的内卷，大宗商品的价格，通胀的未来走势，乃至税收、不平等……

事实上，不仅仅中国在面临人口和老龄化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人口大逆转趋势也正在发生。我们需要从全球视野审视人口结构逆转的问题。

人口、中国和全球化的基本力量如何塑造过去几十年的经济

过去三十年，全球通胀和利率下行，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正在缩小，这主要源于世界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而世界人口红利主要源自于中国和东欧国家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释放了大量可用劳动力。

在过去两千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世界创新和发展的主导力量。中国的崛起强力影响了过去三十多年全球通胀、利率以及不平等的变化走向。1990年到2021年，中国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欧洲和美国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的4倍还多，前者的新增量超过了2.4亿人，而后者的新增量不到6000万人，且主要在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就业的变化也使得天平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一方面，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农村劳动人口大规模转移至城市，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提高了23个百分点以上，或使城市人口增加了约3.7亿人。同期，美国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了4个百分点以上，如果这个比例没有下降，则失业率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可能更高。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是推动全球劳动力供给有效增加的另外一种力量。这使得从波罗的海国家开始的整个东欧国家，从波兰往南到保加利亚，也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东欧劳动年龄人口从2000年的2.094亿人增加到2010年的2.097亿人，2020年预计为1.939亿人。

此外，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其他两个人口特征，也助推了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第一个变化特征是，这些年人口抚养比(被扶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持续下降。抚养比下降与出生率有关，出生率在二战后曾短暂上升，50年代之后开始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预期寿命则在相对较迟的时候才开始了长期上升趋势。第二个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中从事有偿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许多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提高了劳动人口中女性的参与率。

中国崛起、全球化和东欧重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连同人口因素，包括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和抚养比的改善、更多女性就业，使得劳动力供给受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正向冲击。1991年到2018年的27年间，全球发达经济贸易体系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增加了一倍多。

一个加速到来的老龄化世界

但是，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事实上，在许多关键方面，过去的趋势将出现重大逆转，“甜头”正在变酸。

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出生率稳步下降。未来30~40年，出生率将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增长会大幅下降。在有的国家，如日本、中国、北亚大部分地区以及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将会减少。同时，随着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会延长，65岁以上退休人员的数量将较快增长。

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更高比例的老年人口将出现痴呆以及诸如帕金森病和关节炎等造成依赖性的病症(甚至有多症并发的现象)并且需要护理。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疾病不同，痴呆不会缩短寿命。相反，它使患者丧失能力，因而需要大量资源去照护他们。尽管医学对导致死亡加快的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痴呆的治疗方面却几乎没有改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进步也不太可能在照护老人这个传统领域带来很大帮助。当然，这一切都有可能改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将把医药研究经费转向智力衰退的治疗。但如果我们尝试用过去的趋势推演未来，则医疗费用、养老院和护理人员的前景令人担心。

同时，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放缓将加剧老龄化，就像过去全球化推动抚养比不断下降一样。全球化进程可能因遭遇两股逆风而放缓。首先，随着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更受欢迎，以有利于增强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人员迁移和资本流动为招牌的全球化将面临更大的政治威胁。其次，虽然制成品和一些服务可以在其他地方生产，然后“运输”到目的地，但在照护老人方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发达国家将越来越依赖本国资源，尤其是不断萎缩的本国劳动力资源。

全球老龄化的影响可以被抵消吗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更高的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以及印度和非洲人口友好型经济体的发展前景，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抵消老龄化影响的因素。

以上每种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劳动力现有存量和未来流量将是充足的，或者至少远不像本书指出的那样令人担忧。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正在改变资本的性质，并使许多行业出现劳动力过剩。随着人们的寿命和工作年限越来越长，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越来越高。最后，印度和非洲似乎都将享受有充足劳动力支撑的强劲经济增长，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正在上升。

以上所述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一变化方向。但我们发现，许多人认为的变化程度，是我们难以认同的。

1.自动化是对全球劳动力的补充而非替代

自动化仅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能够代替劳动力。从全球人口结构的角度看，自动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补充。换句话说，我们将需要尽可能多的自动化。

自动化不一定会让某种工作变得多余，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与老年护理相关的工作肯定会增加。如果没有自动化，人口结构将产生比我们描述的更为不利的经济影响。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是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疾病，这些疾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急剧上升。更重要的是，这些与年龄有关的疾病都不会导致过早死亡。事实上，随着预期寿命的持续增加，许多老年人将长时间患有这些疾病。从广义上讲，老年护理是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但不一定能像其他服务部门的就业那样大幅增加未来的国民产出。换言之，大部分病人护理都是消费品，而不是在未来能创造价值的资本品。

就全球范围而言，自动化的好处尚不明朗，还不足以抵消全球经济老龄化的影响。就目前而言，认为可以由机器人满足复杂的养老需求也不现实。

2.65岁以上人口能否工作到更大年龄？

简单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上，更困难的是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劳动参与率。

第一，由于55~64岁年龄段(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劳动参与率已经大幅上升了。在未来还能上升多少呢?换言之，如果劳动参与率所需提升的部分已经在今天基本实现，当人口结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时，未来改善的空间就更小。

第二，一国养老金制度的慷慨程度与其劳动参与率成反比，我们的关键假设是养老金/退休福利可以减少，但不会大幅减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提高或许只能抵消一小部分正常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影响，然而实际退休年龄只是最近才开始勉强提高，而且通常不及预期寿命提高的多。

3.印度和非洲能否抵消老龄化经济体的人口不利因素？

尽管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都在急剧下降，但印度次大陆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在非洲尤其没有。这将使这些地区的可用劳动力大量增加。就像过去三十多年产品生产从西方转移到中国，类似的转移有可能再发生吗?印度和非洲能否抵消老龄化经济体的人口不利因素？

先说结论：从数值上讲，可以。从经济意义上讲，极不可能。

就数量上看，那些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劳动力可能不断增长的经济体的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那些正在迅速老龄化的经济体中的人口不利因素。全球劳动力的增量可能来自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和一些其他新兴经济体。

世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这些经济体中的丰富劳动力。首先，从这些经济体向劳动力不足的经济体移民可以直接抵消那里劳动力萎缩的影响。其次，如果在经济体之间转移劳动力这一更直接的方式不可行，那么资本则可以流向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这些资本可以与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中的本地劳动力供给相结合，生产商品和服务，而这些商品和服务又可以被出口到劳动力不足的经济体。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出现另一个“中国”。起到重要作用的不仅是中国的举国动员力，还有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全球经济的辉煌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全球主导地位不可避免地在基层创造出一个创业、生产和效率体系。这样的体系是非洲等小企业体系不够完备且高度分散的经济体想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建立的。受绵延数百年的帝国影响，印度有着悠久的贸易历史，但其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往往成为建立坚实经济基础的障碍。

然而，尽管印度和非洲拥有庞大且相对尚未开发的劳动力资源，但它们都没有能力复制中国的崛起。它们自身的进步很可能是稳健的，有时甚至是惊人的，但很可能达不到老龄化的全球经济所需的动力。新兴经济体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它们执行复杂、需要协同的长期经济战略的能力。我们甚至会说，新兴经济体之所以无法转型为发达经济体，不是因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因为行政管理陷阱。德斯梅特等人的预测虽然令人鼓舞，但仍取决于这些经济体缺乏的行政资本存量的发展。

人口老龄化和逆全球化趋势的叠加，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包括通胀和利率的高企，高负债经济体陷入的困境，融资方式从债权向股权的转变等。新冠疫情会加剧人口和全球化的逆转趋势。

无论如何，未来将与过去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