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社会“内卷化”、“文科生太多”之争、科研造假事件、“熟蛋生鸡”丑闻等诸多现象频发，引发全社会关注。这些现象的成因是复杂的，但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是：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模式的调整，我们的教育和科研领域，也亟需同步推动一场破旧立新、去伪存真的大变革。

作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对人才培养与学术发展，有着独到见解。他认为：大学问来自于生命深处爆发出的精力，好的科学家，恰恰需要兴趣，恰恰需要人文科学的滋养和启发。人文科学内含历史和人生经验，这些经验是练出来的，而不是随便得到的。清华北大一些学生说要解决大问题，否则不算伟大，话很动听，但可能没这个能力，因为还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基本的工具。

▍大学问来自于生命深处爆发出的精力

问：你曾经建议教育部门，选择一些名人传记、数学科普书作为学生必读书；作为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国内也广为人知的数学家，这也是你写自传的原因之一吗？

丘：这是原因之一，希望我生平念书的经验，对于年轻的学生会有些帮助。现在很多学生家里还算小康，他们没有什么道理念不好书，一些同学却往往抱怨念书困难。我出生于一个穷人家庭，在数学上也算是有所贡献，希望学生知道读书遇到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们在学业上也可以出人头地。

对于有志于学的年轻人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一个真正有学问的学者。不仅仅要考试考得好，还要对学问有兴趣才行——我一辈子都对学问有兴趣，所以不怕困难，就算是有困难也能够克服。我对学问的浓厚兴趣，让我毕生受用不尽。

很多学生读书的唯一目标就是考试时拿到好的分数，而一般的学者的目标则是赶快去拿个头衔，然后去追求更高的名誉，这些都不是做学问的主要目标。中国有不少学者的学问还是不错的，但跟世界上有名的大师还是有一段距离，大概是因为他们追求的都是一些小名小利，所以终究不能成大器。

问：你认为，多读几部科学家传记、数学科普书，培养学生的兴趣，要比参加奥赛训练更重要。你在自传中也提及，有的大陆学生很聪明，也很有数学天分，但后来改行了。那么，你是强调“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吗？就你自己的亲身经验和教学观察，这一点是否明显？

丘：“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一点很重要。你受到启发，会花很多功夫，去思考，去用功。如果对学问没有兴趣，勉勉强强懂一点点基本知识就以为够了，不会用生命深处爆发出来的精力去研究学问，很难成就大学问。有人很有钱，他还是喜欢冒险，爬很高的山，因为他觉得爬山挺有挑战感，就是要爬。美国一些有钱人喜欢去太空冒险，自己花钱去做太空船，赚不赚钱他不见得在乎；他觉得去太空够刺激，他有兴趣；假如没有兴趣，他不会去做这些事。很多大学问，都是因为研究者有兴趣做出来的。

二十世纪最出名的生物学大师沃森写了一本书，叙述他和他的同伴怎么发现DNA的过程。开宗明义就说他当时很年轻，不到22岁就想去解决生物学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了解生命的基本结构。他认为他可以找到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非要将它做出来不可，就把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这个问题上面去了。他找了他的朋友一起做，花了很多功夫，终于在几年内做出来了。当时，和他竞争的对手是诺贝尔奖得主珀伦，他也不怕， 他和他的朋友抢先完成了这一研究。

沃森虽然只是很年轻的刚毕业的学生，但敢于闯敢于做大事，因为他觉得人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揭示生命的结构，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答会让他青史留名。我想他做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过要拿诺贝尔奖，而是很狂热的投入，非要将最重要的结果做出来不可。

我坦白讲，在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很少愿意把全部精力放进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非要解决它不可。大部分中国小孩子很少有这个狂热，他们考虑的是要出国要赚钱。

▍人文学能够形成科学研究的感觉

问：你在自传中引用了大量的古典诗词，比如，王国维描述做学问的三重境界、屈原的诗句，包括书后所附你创作的古朴典雅的《中华赋》。你还说，《红楼梦》中的爱情主线让你感动，阶级冲突使你产生了切肤之痛，而这部小说的结构影响了你对数学的看法。这似乎是说，你早期受到的人文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于你的数学研究，或启发你数学研究的灵感。实际情形是否如此？

丘：一般来说，一个好的科学家都会受到人文科学的影响。但是，每个学者开始做学问时，都会花很多时间去学好大大小小的基本功夫。先要走一段打好基础的路，再走一段其他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在走没有人走过的路时，往往要做一些决策，这个决策受到人文科学很大的影响。在三岔路时，要选择走哪条路才比较丰富，得出更好的成果？人文科学带给你的修养，往往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我们爬山爬到半路，遇到困难时，我们会不会放弃？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做学问时，往往要走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我们走到半路时会不会不放心？这个决策是很重要的。爬过一座座山后，你是不是继续走这条路或是走另一条路，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决定，因为有可能走下去，会到尽头了，要知所进退。但有时候，你晓得路径是对的，走过去还会有很丰富的前景，后边尽管有风险，你还是要往前走。

做重要的决策不见得是科学的，往往由一种感觉来决定——你对学问的感觉或是你对大自然的感觉，对你的研究极为重要。你的感觉对不对，能不能带给你好处，对前沿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这个感觉往往是从小训练出来的，是我们和大自然交流得出来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诗词也是我们心灵跟大自然交流的一个渠道，假如和大自然交流得好，对科学就有感觉。做决断的时候，一个好的科学家跟第二流的科学家往往不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和科学家受到哲学的培养，对学问的了解都有关系，不是完全孤立的。假如没有这方面素质的培养就做不好，这些都不是科学的决定，怎么往前走，和人文的修养有密切的关系。

无论在历史上或者文学上，都有很多人类宝贵的经验记录下来，比如霍去病跨越沙漠去打匈奴，他决定要向前冲，去攻打匈奴单于，为什么他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些人会怕，因为从来没有人在大漠上奔驰千里去攻打匈奴，但霍去病决定要做，结果打了胜仗，但不是会打胜仗。他开始时不见得清楚，得要靠他自己的直觉，他要知彼知己，也要晓得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这种种经验都是训练出来的，不是随便得到的。

北大也好，清华也好，有些小孩子志气大得很，他说我要解决大问题，否则我就不算伟大。话很动听，但他有这个能力吗？他可能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夸口可就没有意思了。假如他要爬珠穆朗玛峰，赤手空拳就准备去爬，这不可能的事。对吧？总要拿一大堆工具。

这些都是人生的经验，所以人文的修养辅助上科学的修养。归根到底，最重要还是要学习基本的工具，不懂加减乘除就不可能懂得微积分，就像你爬山的时候没有好的鞋子好的手套，你想爬上珠穆朗玛峰是不可能的。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很重要

问：你的父亲丘镇英是早稻田大学硕士，他严格要求孩子们努力读书；你的母亲念完了高中，在你父亲去世之后拒绝了你大舅让你去养鸭的建议，在最艰难的时候仍然激励你努力读书。虽然你后来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比如萨拉夫的帮助、陈省身的指导等。但我觉得，这种家庭教育的理念会激励一个人努力学习。你对此有何体会？

丘：对，这确实重要。我父亲是有学问的学者，他重视的是教导我一个学者应当做的事情，而不是去做一个商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商人，他们期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够赚钱，不在乎孩子学习到什么新的学问，也不在乎孩子对大自然有什么了解，也不在乎孩子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而是希望小孩子以后一辈子无忧无虑，能够过着好的生活，无灾无难到公卿！——这就是一般中国家长的愿望。

很多小孩子都会迎合家长的要求，他们明明对某些学问有很大的兴趣，但他往往会受到家长的影响，慢慢地也不会把这些兴趣看得重要。毕竟人在年轻的时候，思想还没有稳定下来，会受到大人的影响。大人往往劝导你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念了也对你以后没有什么好处，甚至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你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赶快去念金融，研究投资，以后可以开公司，小孩子听多了就很容易改变态度。现在媒体常常描述，某一个商业成功者怎么赚到第一桶金，怎么成功创业，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天天讲这些事情，所以小孩子就不会觉得念书本身有价值，对学问的兴趣也少了很多，因为他不认为做学问是一个高尚、高雅的活动。

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想法，每一个团体也有不同的想法。假如你在唐朝的时候，你会觉得写诗写得好，是件很风雅的事，现在我们的社会认为做生意重要，所以有不同的风气。可幸我父亲跟我母亲从来没有认为念书是为了赚钱的，就算我家里最艰苦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我以后要赚大钱，甚至没有要求我赚钱来维持家计，他们觉得我好好地念书就一定有前途，不用管其他的事。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因为小孩很多，他工作很辛苦。当时，我父亲一年的薪水才2000块港币，一个月的房租是100块钱，剩下的钱就很少了，但他还是维持下去，坚持我们要念书，他觉得念书很重要。同时，我父亲搞哲学，他常常会把学生召集到我们家里来讨论学问，这种做学问的态度跟风气对我影响很大。

我母亲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希望我很快成长。因为生活很艰苦。但是，就算在生活艰苦的时候，我母亲也没有要求我去念电子工程或者金融，她觉得我念数学也没什么不好，只要我喜欢，只要成才，懂得这门学问，她就觉得很满足。

这对我很重要，让我有胆量去念一般人家认为不重要的科目。我中学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想念电机工程，我就对数学有兴趣，这是我父母对我的最大最重要的教育，放任我去念我喜欢的东西，使我一生受益。

问：你就读的香港培正中学“数学老师尤其突出，绝大部分水平奇高”，你还特别提到老师梁君伟非常棒。而培正中学也出了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七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数学家萧荫堂和你。由此可见，高质量的教师对于学生的重要性。在中国，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衡，绝大多数中学的数学教育都达不到培正的水平。在中学数学教师的培养上，你有什么看法？

丘：教学的质量和教师的素质，跟学校得到的投资有很密切的关系。当年我念培正中学的时候，中学由美国浸信会支持，有不错的经费。但到了1980年代以后，教会就不大支持培正中学了，经费主要由政府付出，政府就管了很多事情，要培正跟其他比较差的学校看齐，要遵守政府定下来的规矩。当年我们念培正的时候，很多课都是其他学校不教的。我们的老师很好，能够教很多与众不同而有趣的课程，这对我们学生影响很大。

中国的小学教育，从前经费是不够的，现在比较好了。中学教育也开始大改变了，不是从前的光景了。20年前中国的中学教育实际上是不行的，但现在有很多很不错的中学，比从前好多了。所以，教育的发展跟经济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现在政府也愿意投资教育。同时，政府对中学教育的管制也慢慢放松不少。当年香港政府对培正中学管得不多，主要是学校自己管理，比较自由。薪资高了，老师也愿意多花功夫去教学生；如果薪资不够，学校请不到第一流的老师，素质就不大行。

老师的报酬太高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事，但一定的水平总是要有的。假如一个老师要花全部时间教学生，他家里挨饿是不行的。如果老师的薪资太低，不能解决家里的基本生活开支，他怎么可能安心教书呢？这是现实的问题。我老家在广东蕉岭县，我第一次去时，穷得一塌糊涂，中学、小学都不行，现在的教育质量慢慢提上来了。

本文为燕京书评就自传《我的几何人生》对丘成桐的访谈，转自“全现在”。版权归原作者/媒体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