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奥：琳达维斯塔

文 / 波拉尼奥

1968年我们到达墨西哥时，最初的几天，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给我们安排了住处，后来我们在琳达维斯塔租了一间公寓。我已经忘了那条街的名字，有时候我想它应该叫奥罗拉，但有可能我搞混了。在布兰内斯定居的那几年我就住在奥罗拉的公寓，所以我不太可能住在墨西哥一个叫做奥罗拉的地方，尽管这条街道的名字并不稀奇，因为很多城市都有一条以这个名字命名的街道。还有，在布兰内斯的奥罗拉不到二十码长，与其说是街道，还不如叫小巷。如果琳达维斯塔的那条街真叫奥罗拉的话，虽然它有点窄，但是至少有四个街区长，我们在墨西哥长期居住的第一年就在那儿。

租我们公寓的女人叫做尤拉莉亚·马丁内斯，是个寡妇，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她住在这栋公寓的一楼，一栋当时在我看来很普通的楼，但现在回想起来，它就像一个怪异的混合体，到二楼只需要爬一个室外梯子，三楼有一个金属扶梯，是很久以后才有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加上去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夸张的让人有些惊讶：公寓一楼的天花板很高，显得有些尊贵，像是建筑师按照图纸造出来的，但实际上它很丑。二楼和三楼像是在尤拉莉亚的审美意识下和那位建筑师手中创造出来临时交互的一种产物，这种建筑风格背后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为了赚钱。因为我们的房东有四个孩子，楼上两层的四间公寓是为了让他们结婚后能亲近她一点而建的。

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唯一有人住的一间公寓刚好在我们正上方。尤拉莉亚的三个女儿都没有结婚，她们跟她都住在楼下。她的儿子佩佩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她子女里唯一结婚的人，他和妻子露皮塔住在我们楼上。他们是那时候我们最亲密的邻居。

关于尤拉莉亚没什么好说的，一个要强的女人，一生很幸运，但她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对她的三个女儿基本没什么了解。可能在以往的岁月里，大家都知道她们是老处女，以她们能表现出来的所有体面来忍受这样的命运，换句话讲，这其实并不体面。她们展现出一种另人反感的逆来顺受，这不仅玷污了她们周围的事物，也玷污了我记忆里的某些东西，而现在它们全都消失了。尤拉莉亚的女儿们很少被看到，至少我不经常看到她们，她们看肥皂剧，恶毒地谈论着周围的女人——在杂货店或者黑暗入口处出现的女人，那里还有一个瘦骨如柴的印第安女人在卖玉米饼。

佩佩和他的妻子露皮塔就不一样。

我父母比我小三四岁那会儿，他们几乎马上就跟佩佩成了朋友。我对佩佩很感兴趣，周围所有和我同龄的男孩儿都叫他“飞行员”，因为他是墨西哥空军的飞行员。露皮塔是个家庭主妇，结婚前她在政府机关当秘书和办事员。他们夫妻俩都很友好，也非常好客，至少我感觉是这样。有时候我的父母会上他们的公寓呆上一会儿，听唱片，顺便小酌一会儿。我的父母比佩佩和露皮塔年长，但他们是智利人，当时智利人认为自己是现代化的极致，至少在拉丁美洲是这样。所以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在我父母的年轻心态下基本没造成什么沟通上的障碍。

有几次我去了他们的公寓。客厅（我们称之为起居室）相对比较现代，客厅里有一张唱片，看起来像是佩佩最近才收藏的，餐厅的墙上有他和露皮塔的照片，还有他驾驶飞机的照片。这些照片让我很感兴趣，但是他不太愿意谈论他的工作，好像他一直在保护着什么军事机密。一些机密信息，就像北美电视节目里说的那样。除了佩佩关心着这些，坦白地说，没有人为此担心，他的责任感有些夸张了。

渐渐地，从餐桌上和我日常上学那会儿听到的谈话中，我开始了解佩佩一家的真实生活。佩佩跟露皮塔结婚五年了，但还是没有孩子。他们经常去看妇科医生，而医生说露皮塔完全有能力生孩子，检查结果跟医生说的情况也都一致。但医生又说，佩佩的问题是精神上的。在那之后，佩佩的母亲，尤拉莉亚开始怨恨佩佩没给她生孙子。后来露皮塔有一次向她坦白，问题出在公寓上，而且她和尤拉莉亚的关系太亲近了。她说，如果他们去了别的地方，她就可能马上怀孕。

我认为露皮塔是对的。

还有一件事：佩佩和露皮塔很矮。我十七岁时就比露皮塔要高，所以我猜佩佩不可能超过一米七五，露皮塔最多也才一米六。佩佩长得很黑，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好像他的心里总是在想着什么。每天早上他都穿着空军军官的制服去上班。除了周末，他穿着运动衫和牛仔裤，也不怎么刮胡子。露皮塔皮肤白皙，她打招呼时总是面带着微笑，她的头发是金色的，或多或少在理发店烫过，也有可能是她自己烫的，用的是佩佩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个小工具，里面装着女人做头发要用的东西。我开始认真写作的时候，常常熬到很晚，有时从我的房间能听到他们在做爱。对我来说，我的生活似乎很枯燥，而事实上我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太满意。我过去常常写到凌晨两三点，那时候楼上的公寓里会突然传来露皮塔的呻吟声。

一开始，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如果佩佩和露皮塔为了要一个孩子的话他们就得做爱。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在这么晚才开始做爱？为什么在露皮塔呻吟前我却察觉不到任何动静？不用说，我当时的性知识仅限于我从电影和色情杂志上收集到的，换句话讲，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但我知道楼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在我的想象中，我开始用难以理解的姿势来美化佩佩和露皮塔的性生活，比如他们在楼上上演施虐受虐，一种我完全无法想象的场景，这些场景不是围绕旨在产生疼痛或快感的行为上而建立的，而是在于佩佩和露皮塔戏剧化的动作，他们不由自主的进行着这些动作，也逐渐让他们脱离了自我。

从外面来看，这一切都不明显。事实上我很快就得出了一个（其他人都没注意到）让我沾沾自喜的结论。我的母亲在某种程度上算是露皮塔的朋友和知己，她认为露皮塔和佩佩之间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搬家来解决，我父亲对这件事情也没什么意见。刚到墨西哥时，我们都忙于了解每天令我们眼花缭乱的事物，以至于我们没空去想佩佩家的私生活。当我回想起那段时间，想起我的父母和妹妹，甚至是我自己，我们组成的小团体看起来非常的荒凉。

离我们家六个街区远的地方有一家叫做吉甘特的超市，我们每周六都会去买维持我们一周的东西，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还记得我被送到天主事工会的一所高中，尽管我父母并不是有意这样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个工会。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个地方有多么邪恶，我的伦理老师自认为自己是个纳粹，很奇怪，他是个从恰帕斯来的土著矮子，拿着奖学金在意大利留学——基本上是一个善良又笨拙的人，他会毫不犹豫地被真正的纳粹用毒气毒死——而我的逻辑老师相信何塞·安东尼奥的英雄意志（很多年后，我住在一条以何塞·安东尼奥命名的大街上）。但一开始，我和我的父母对那所学校一点儿也不了解。

佩佩和露皮塔是唯一让我感兴趣的人。佩佩的一个朋友，准确来说，是他唯一的朋友，一个金色头发的男人，长得又高又瘦，是他们学院里最优秀的飞行员。有一次，他在一次事故中受伤，战斗机也坠毁了，从那之后他就再也不能飞行了。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出现在佩佩家里，佩佩的母亲和姐姐们都很喜欢他，他每次给她们打完招呼后就上楼去了佩佩的公寓，在那里喝酒看电视，而露皮塔在做晚餐。有时候他会在工作日来，穿着他的制服，我现在很难想象他穿的制服，印象里它可能是蓝色的，但也有可能我记错了，如果我闭上眼睛，想象佩佩和他站在一起的模样，我会看到他们穿着浅绿色制服，一对英气逼人的飞行员跟露皮塔站在旁边，露皮塔穿着白色上衣和蓝色裙子（她才是穿蓝色衣服的那个人）。

有时候，那个金发男人留下来吃晚饭，甚至我父母都睡了，楼上的音乐还放着。我可能是我们家唯一醒着的人，因为那会儿我才开始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楼上的声音在陪伴着我，大概到了凌晨两点的时候，一切都突然静止了，整栋楼都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寂静：不仅是佩佩的公寓，我们的公寓和楼下他母亲住的那一套也是如此,尤拉莉亚的房间似乎在嘎吱嘎吱地响着，就好像它无法承受额外楼层的重量。我只能听到风声，墨西哥城的晚风，后来我还听到金发男人往门口走，伴随着佩佩的脚步声一直延伸到楼梯，直到我这一层楼，然后又从下一段楼梯一直到一楼，直到最后铁门被打开的声音响起，脚步声才逐渐消失在奥罗拉的街上。后来我也没有再写了（我不记得我在写什么，可能是一些可怕的东西，我好像陷入了某种很遥远的记忆），也没有任何声音从佩佩的公寓里传来，就好像那个金发男人离开后，这里的一切，包括佩佩和露皮塔，突然就静止了。

Roberto Bolaño

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

由Chris Andrews和Natasha Wimmer从西班牙语翻译为英语，New Directions于2012年将其出版并收录在波拉尼奥的短篇小说《The Secret of Evil》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