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高兴：少年贾平凹

贾平凹是鲁迅的话,我就是闰土

　这是四五十年前，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贾塬村东街五组一个普通的院落。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和贾平凹先后在这个院子里降生。18年后，贾平凹到西北大学中文系上大学，再后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作家，我则去当了兵，后来回乡种地，这几年则在西安城里，以收破烂和卖煤为生。

　虽然我和平凹的生活和身份如今相差千里，但那份情依然在，打他的电话，我只需“喂”一下，他就能分辨出我是“高兴”，无论他是在开会还是写作，都会和我聊上半天。

　在西安城里，在这个让我这个乡巴佬格格不入的地方，我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没有任何的景象，只有声音，只有“嗵、嗵”棒槌敲打粗布衣服的声音从一个遥远而又空旷的地方传来。

　这两天，贾平凹托人送来了他签名送我的书《高兴》，在微弱的灯光下，我一口气将书读完，这本以我为原型的书让我多次流泪，在这本书里，我读到了一个大作家对一个小人物发自内心的关爱和怜悯。

　如果把贾平凹比作鲁迅，我则是那个在月光下举着钢叉守护西瓜地的闰土。

征兵那年，平凹体检没过关

　平凹比我小一岁，1952年生，中等身材，从小就略显胖。由于农村的老年人管娃不科学，平凹的头几乎和我们同龄人一样，扁，后面一个把儿，人称马蹄笼子头。平凹小时候叫平娃，嘴阔鼻直，眉浓，眼泡微胀，脸长而方。长大后自己将“娃”改为“凹”。不过，外面人经常将他喊作平凹（ao）。平凹走路时脚后跟落地很重，这是俗称的“平板脚”，因此，在征兵那年，平凹体检没过关。今天看来，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平凹从小不太爱说话，农村人讲娃乖，不惹事。平凹的《秦腔》中的清风街就是我们的棣花街。棣花街东西长三里，南北宽一里，往北就是陈家沟，西三塬，巩家河，过了丹江河那个叫南沟的地方，则是我和平凹砍柴割草、放牛的地方。

　小时候，平凹家算一个大户，总共22口人，上有祖母，父母，伯父伯母，下有哥嫂弟妹，没有分家，家里有三间上房，堂屋两间。人多，饭自然就多，用的是桶子锅，这个锅深而大，能盛两桶水。每次吃饭时，平凹父亲先给平凹的婆（奶奶）盛一碗，然后大家排队来盛饭。做饭烧的是草草柴、包谷秆、树根等，平凹下午放了学，就去拾柴。

　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几个是最听话的。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大人们忙着包饺子，叮咛我们几个小娃快睡觉。平凹贪念着压岁钱，睡不着，一晚上醒来好几次，盼着天亮。天终于亮了，平凹一翻起身，先去给婆磕头拜年，婆还没起床，平凹就跪在炕边的地上，连磕三个头，起来再作揖，婆忙说：“起来，起来，算了。”平凹说：“这是规矩！”婆穿上外衣，从衣衫的小布袋里给平凹掏了三毛钱。平凹高兴地扭头就跑。然后又去给大伯、二伯、三伯磕头。

平凹胆子小，秋千荡得不是太高

　“丢窝”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在屋檐底下的地上挖个窝儿，再划条线，每人拿一个核桃往前滚，谁的核桃离线最近，谁就是第一名，用劲太大，滚到线外就是最后一名。后来我在西安，有一次去一个酒店收破烂时，看到了大厅里摆的一个台子，挤了一堆人在玩。保安说那叫沙弧球。保安看我是个农民，让我赶快拿了破烂离开。我出了门，心里想，那玩法和我们小时候的“丢窝”一样。

　点天灯，这是平凹父亲在山阳中学教书学会的。我、平凹还有其他几个小伙伴，把白纸用糨糊糊成直径为一米的圆锥形，底子用铁丝拴成十字形，在十字的中间绑一个盛煤油和松香的小圆盘，煤油和松香被点燃后冒出的烟把天灯送上天，穿过村镇，随风吹到很远的地方。

　小时候的游戏还有摔泥巴，没有水的时候就用尿和泥，捏成一个中间凹的圆饼，口朝下摔到地上，一声脆响，上面就破开一个洞，比看谁摔出的响声大以及破的洞大，输了的人要挨打。平凹个子矮，劲小，常常是他输得多。我们还用泥捏汽车等。每年的清明，除了上坟外，大人们不定期要为孩子们架一个秋千，平凹胆子小，荡得不是太高。

　在我们的童年里，玩具都是自制的，把包谷秆的皮从中间豁开一个口子，插进去一个木棒棒，沾上唾沫，拉动小木棒，就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这就是“二胡”。或者用烂瓦片玩过家家，边玩边喊：“叮当叮当饭熟了，锅里煮个狗娃球。”

凡能借到的书他都很认真地去读

　我六岁那年上了小学，报过名后，高高兴兴地抱着语文和算术两本书回家。那时平凹只有五岁，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我刚进大门，看见平凹光着身子在台阶下挖土玩，平凹看见我后很激动地喊：“我还要念书哩！”一年后，平凹也步入了学校。

　在四年级后半学期，学校里准备排练一出剧，选演员，其中有一个小角色，只有一句台词：“我要我妈。”但这个角色要求做到不怯场，而且动作要逼真大方，在全校三、四年级四个班中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平凹不负众望。

　平凹今天成为著名作家，是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从小受到了艰苦耐劳的父辈们的影响，知难而进，不轻言放弃。上学时，平凹虽然人小，但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平凹能吃苦，我们的劳动课几乎都是到河边去抬石头，用来填学校前的大坑。平凹人小，但每次扛的石头却不小。

　平凹所以能成功，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思考，对发生的事能分析、琢磨，他身上经常装一个小本子，碰到新鲜事或是有意思的成语他都要记下来，积少成多，最终成了大文豪。他平时除了拾柴、打猪草外，最重要也是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书，凡能借到的书他都很认真地去读。平凹爱看书这是大家公认的，“两鼻子流着鼻涕，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书，人经过旁边他头都不抬。”

　1964年，初中开始报考，我和平凹一起复习功课，一起背一起写，两个人都较着劲。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们录取通知书双双拿到。我们家离要上学的丹凤县第二中有七八公里。平凹在全班56名学生中是“双小”，即个子小，年龄又小，坐在第一排。那时带的干粮，因为粮食少，馍吃不饱时，就吃红苕。红苕吃多了胃酸，很难受。平凹的小说《秦腔》出版后，有一次回老家拍纪录片，大家饿了，我说去拿些红苕吃，平凹赶忙摇了摇手说：“还吃红苕呢，都把胃吃坏了！”

　在班里，作文写得好的就数平凹了。我在班里比较顽皮，爱开玩笑，也喜欢给人起外号，我开始给平凹起了一个外号叫“芥末籽”，芥末籽小却油多，意指平凹人小却学习很好，后来又给起了一个外号叫“一撮毛”，因为他的头发留得长，写作业时总是有一撮毛挡在眼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我和平凹只好回家。当年我16岁，平凹15岁，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但命运把我们推向了另一种状态。“文革”中，平凹比我多一份更加难以说清的痛苦，他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定为胡宗南的特务，被开除回家。教了半辈子书的文化人，一下子回家当农民，而且还要经常受批斗，每次批斗都要被五花大绑，细麻勒进胳膊肉里，疼痛不堪，而年幼的平凹只有更加卖力地埋头劳动。

偷着砍树，聪明的平凹化险为夷

　生产队养了几十头牛，草料都是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去割。每次去割草前，我妈和姨（平凹的母亲）分别给我和平凹烙一个碗口大的饼子，割完草饿了吃。但我们顶不住饥饿的折磨，在去割草的路上边走边吃，还未到割草的地方，饼子就吃完了。平凹背的是一个大口的背笼，比人还高，走起路来只见背笼不见人。

　割草时为了完成规定的重量我们经常耍小聪明，比如连草根带土装进笼里，叫“就地围”，或者过河时特意走深水，让水把草泡湿了，偶尔也在背笼里放石头。

　我们农业队队长的儿子叫信用。有一次，我们一帮娃们被派去挖地，大中午天气很热，有人建议，说选一个小队长，专门监督大家劳动，谁选上了就可以不干活。平凹很机灵，大声说那就选信用，大家也一致通过。信用当了我们的小队长后，平凹也被特许可以不干活，在大树下休息。

　棣花街靠近河道，1957年的那场大水，淹没了整个村庄。河水退去后，全大队组织男女劳动力清理河床，并组织人力开山炸石，重修河坝。可当时最大的石头要48人抬，石头在河南边，要抬到北边，队长根据石头的大小来打工分，并把工分写在石头上。大人们抬大的，挣得工分多，我们一帮小家伙咋办？平凹出主意，咱们把工分改一下，比如2和3都可以改成8。结果就由平凹执笔，为大家混了不少工分。

　那个年月是用柴烧的土坑取暖，柴要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五郎沟去砍。有一次平凹去砍柴，因为没有表，平凹看着天快亮了，就起来去砍柴了。等砍柴回来时，天才麻麻亮。由此估计，他可能是凌晨两三点就起床去砍柴了。

　南沟在棣花街正南，南沟有镢头把粗的树林，南沟的人发现自己家的树被砍了，比挖了他祖坟还难过、心疼。而一些人为了砍一些烧起来耐实的柴火，总是趁树林的主人不在时偷着去砍。南沟有一人名叫虎，我叫大大（叔叔），虽说是自家人，但因相距较远，平日里很少来往，我长得啥模样他不知道。

　有一次，平凹去偷着砍我虎大大家的树，结果正好被虎大大发现：“谁砍树！叫你狗日的砍！把背笼镰刀留下！”

　跑已经来不及了，平凹脑子一转，对我虎大大说：“大大，我是书征。”书征是我原来的名字，我是40岁后才改名叫刘高兴的。虎大大愣了一下：“噢，原来是我侄。走，跟我吃了饭再回去。”平凹赶快说：“不吃了，我妈等着我砍的柴烧火做饭呢。”虎大大说：“好，那你赶快回去吧，多装点柴。”聪明的平凹化险为夷。

　有人说平凹吝啬，即使当了大作家，挣了大钱了还很小气，作为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同龄人，我能理解他的心境，环境造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