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当年为什么没去“赴法勤工俭学”？

当年的“赴法勤工俭学”是一九一八年的事，而事情的主要组织者就是毛泽东。事情的起因是“新民学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组织湖南第一师范的二十多个志同道合的学生，在岳麓山脚下刘家台子的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何叔衡、萧三、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周世钊等是第一批会员。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而仅仅三个月后，毛泽东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学会宗旨，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和森在回信中言辞切切地说：“杨师（杨昌济，此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它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看得出来，俩人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再以清流自许而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已经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开始探索改造中国的出路了。

这一年，许多会员面临毕业，选择什么职业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负呢？大家不愿“堆积”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去学习和考察。毛泽东也认为如此，“向外发展”成了会员的共识。八月，毛泽东也毕业了，结束了他五年半的师范生生涯。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名青年，离开长沙去了北京。这也是毛泽东人生第一次走出湖南。而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到北京，就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原来，恰在毛泽东一师毕业、面对选择今后生活道路的时候，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杨昌济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便把这个消息传回了湖南。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杨昌济商量后，又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两次写信催促毛泽东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还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一行到了北京，就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所以说，毛泽东才是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勤工俭学的实际组织者。

然而，作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实际组织者，毛泽东自己却没有迈出国门。一些会友到了法国后来信劝他出国，罗学赞的信最恳切：“……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是我们同伴中所钦佩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学他十年八载，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

毛泽东还是留了下来。为什么不出去？稍后在一封信中，他有明确的说法。他认为留在国内探索有许多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既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短时间内求到较多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首先要深刻了解中国国情，才能研究和学习外国。这也是他日后，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