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执政前后的文化差异

前几天看（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感觉景帝的语法和辩证的语式跟（左传）十分相似，颇有读春秋时期作品的错觉。

　　今天读西汉政治家晁错的（论贵粟疏），文中的语法也跟春秋时期的作品十分相像。又了解了一下，晁错的经历才明白缘由。

　　晁错早年学习申商刑名之学，后以通晓文献典故任太常掌故。文帝时期为太子舍人，深得太子（未来的景帝）的信赖。他对于文献典故的通晓，使得行文运笔多受经典的影响。

　　汉初，距离战国时间不远，文化传承没有很大的断层。加之汉初实行黄老之学，整个国家的风气都较为自由。由于近似目睹了秦朝的盛极而衰，让当时的执政者和各个阶级都自发的对这一短暂的辉煌到衰落感到不可思议，进而进行深入的讨论。既然是讨论就需要避开秦时的论调，追忆更早时期的思想来探究和解说问题。

　　这种凡事追根究底的看待问题的方法，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治理和解决起来也会比较慢。对于百废待兴的西汉是很有必要的。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刘邦分封的诸侯国和中央政府就逐渐产生了矛盾，呈愈演愈烈之势。汉武帝执政以后，需要大刀阔斧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重振武力来增边扩土。

　　推恩令执行以后，国家机器的运转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汉武帝也找到了适合帝制的理论（君命神授），他认为儒家的一整套制度非常适合管理国家大机器。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文化上就不能允许百家争鸣时期的文法存在。文化的发展和文章的句式结构，都有了明显的区别。更多的是务虚而非之前的文章内容，简明易懂，寓意深远。

　　之前的文章多根据自然现象来类比出自然的规律，也就是道的样子。所以个人觉得儒家思想对了解自然规律是有阻碍作用的。有个大胆的假设，老子写（道德经）之前感觉到儒家可能会发扬光大，儒家思想更有利于国家大机器的运转。才在（道德经）中提到“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儒家的道是为帝王服务的，既然是有明确目的的，就不可能过多的传扬自然的规律。儒家光大以后，自然的道就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说道可道非恒道，是因为有私心，不重实际重理论的论述，不可能解释的清楚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