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来自高密的两股土匪可把我爷爷那辈人祸害惨了

小时候，爷爷常跟我们诉说那些往事，说得比较多的是家乡那些土匪祸害乡里的事。

记得爷爷挂在嘴边的是“六支队那些杂碎”、“二师那些杂碎”。

“六支队”是当时盘踞在我们家乡的一支土匪队伍，全称为“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队第二纵队第六支队”，头子叫李永平。

“二师”是另一支土匪队伍，全称为“山东省保安第二师”，头子叫张步云。

这两个土匪头子都来自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县：高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一说这李永平。

李永平又名李子瑞，听爷爷讲故事的时候有时会叫李子瑞，其实跟李永平是一个人。他出生于高密县后秦家庄，九岁的时候去了东北，投奔自己的伯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人占了，他就回到了老家高密，这时候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可他想的不是走正道，而是占山为王。他联络高密当地一些土匪、流寇，组成了一支武装队伍，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很快占领了山东，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望风而逃，地方群“雄”四起，纷纷以抗日之名扩充实力。李永平看准了时机，与山东诸城的土匪李鸿升合股，组成了游击队，共三百多人，被编入国民党序列，授名“第五纵队特务大队”，李鸿升为大队长，李永平为中队长。1938年3月，厉文礼出任国民党鲁八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李鸿升率部归顺，授号为国民党山东第八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十二团，李鸿升为团长，李永平为一营营长。不久，李鸿升在与火拼时被打死，李永平接任团长。1940年春，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进驻山东，李永平部被改编为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队第二纵队第六支队，李永平为支队长，盘距在我们家乡，匪性不改，绑架、勒索、抢劫，好事不干。

1943年3月8日，李永平向驻青日军第五混成旅团长内田投降，改编为滨海地区警备军，辖三个团，6000人，战斗兵力4000人，李永平被委任为少将司令。当地老百姓对这支公开投敌的汉奸队伍仍然习惯地称为“六支队”。1944年7月，中共滨海区党委、八路军滨海军区根据山东军区的指示，发动了“讨李战役”，在青岛治病的李永平心急如焚，这年冬天便告不治，病死了。

张步云出生于高密县大双庙村，自幼顽劣不化，不务正业，读私塾的时候就因为记恨老师的管教，设计陷害，让自己的老师坐了一年半大牢，可见心有多狠，手有多辣。十七岁的时候，张步云加入了本村的土匪团伙，成了一个无恶不做的土匪，搅得周边不得安生。后来，张步云搭上了另一个当地有名的土匪头子宋焕金，组织“联庄会”，自任会长。随着实力的增长，一些小的土匪团伙、地痞流氓、恶霸纷纷投到张步云门下，羽翼初丰，野心也随之膨胀。1931年夏天，张步云设计除掉了宋焕金，割下人头，向上邀功，被山东省长韩复榘委任为少校剿匪副官，摇身一变，由匪变官，一路升至少校第二路游击（剿匪）司令。“七七”事变后，韩复榘因抗战不力被法办，张步云失去靠山，率部驻防诸城、高密、平度一带，以抗日为名，征粮逼捐，招兵买马，为非作歹，滋扰地方。1938年秋天，张步云投靠日军，被编为“山东自治联军”张宗援部。之后又脱离日军投奔国军，1940年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委任为“山东省保安第二师”师长。1942年春，张步云再次公开投日，被编为“山东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暂编第一军”，任军长。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收编为“东省胶高诸海防军”。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穷追猛打，兵力消耗殆尽，狼狈地逃亡青岛，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青岛警备区司令部少校高参。因张步云多恶多端，罪行累累，在国民党内也得罪了不少人，视之如仇敌，这些人纷纷向国民政府控告张步云叛国投敌，国民政府也害怕收留这样一个恶人会激起民愤，不得不拿下收监，于1948年农历正月初三在青岛五号炮台被正法。

李永平、张步云这些土匪出身的乱世魔王，丝毫没有一点民族气节与民族大义，在国难面前，有奶便是娘，朝三暮四，首鼠两端，为了一己之私，彼此之间也会大打出手，毫无顾忌这块土地上老百姓的死活。

1941年冬，张步云联手胶县国民党保安第七旅旅长姜黎川，夜袭李永平司令部，李永平不敌，退守海西重镇泊里，与张步云、姜黎川对峙，后来张步云、姜黎川又产生了矛盾，话不投机，各自退兵。这次混战，李永平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泊里为大本营，四处扩张，控制了日照、诸城、胶县大片土地及沿海重要港口和盐场。我的家乡，几乎都成了李永平的天下，过去张步云的势力还能染指一些，可以派兵来课捐逼税，捞点油水，现在是鞭长莫及了。

自打李永平向青岛日军投降后，为表达效忠之意，对老百姓变本加厉，压榨达到了极限。在投降的头一个月，就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推行“五家连坐法”，一家有事，四家举发，否则五家连坐。每个村设“公正”人两名，如被“公正”人发现三人以上在一起说话、议论，就有被“种地”（即活埋)危险。村里人外出讨饭，必须托保长到司令部领牌子，牌子存在保长手里，早晨外出讨饭，到保长处领牌，晚上回来仍交存保长，早晨如拿不到牌子，饿死也不准外出讨饭，否则以“共匪”密探论处。每个村还设“特务班”，重要的村设“剿共委员会”、“勤务服务部”等各种名堂的特务机关，由特务分子和地痞流氓组成，以小学教师、账先生、郎中等公开身份，隐蔽在各个角落，刺探情报，抓捕可疑人员，一旦落在他们手里，定是凶多吉少，不死也得扒层皮。

为了满足驻青日军的军需和战备，李永平部强征劳役和捐税，各据点的伪军充当打手，动辙下村暴力催征抢掠，稍有怠慢，动刀动枪，草菅人命。每年夏、秋是两大征收“公粮”季节，是老百姓最受难的时候。1943年至1945年间，李永平部共征收粮食1200多万斤，征款800多万元（伪钞）；修据点42处，炮楼300多座，强征民夫70多万人次，据点炮楼所需材料全部由老百姓摊派，抽丁服役都是自带干粮，一点理都不讲。向青岛日军驻地运送公粮，遇到被盟军炸沉的船只，捞出的霉变粮还要强行摊派给老百姓，拿好粮顶替。

在李永平的野蛮统治和横征暴敛之下，被“种地”的，被残杀的，被打伤的，被逼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我的老爷爷一家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因纳捐不及时被打断了腿，还不准医生给医治，落下了一个老瘸腿。我的爷爷因为躲避进村的伪兵，被疯狂射击，子弹躲穿了小腿，留下了一辈子疤痕。我奶奶娘家有一个晚辈，十几岁，给八路军当通信员，骑一匹快马，还去村里看过奶奶，被据点里的伪军抓获，在泊里伪司令部西边的空地上被活活喂了狼狗，奶奶说那天晚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能听到那孩子被狗撕咬的惨叫声。这是我们家被折磨的样子，到底还有多少人身受其害，恐怕不计其数了。

“讨李战役”之后，泊里的李永平日伪军进行了疯狂地报复，李永平病死后，接任的李贤斋狠毒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用香火触、豁肉搓盐、坐老虎凳、铁锨烙、割舌、拔牙、针扎指顶脚心、割跟腱、猪鬃毛扎生殖器、火燎、灌辣椒水、灌汽油、抽筋等骇人听闻和惨无人道的刑罚，害死了三百多人，还不包括夜里活埋的，这里面就有著名的丁笑秋、丁荣桂、丁荣姣等“丁氏三姐弟”，制造了惨绝的“泊里惨案”。

另一个土匪头子张步云，虽然大部分时期的势力范围不在我的家乡，只是间或侵袭一下，但他势力范围内的高密及临近高密的诸城则被他祸害的不轻，他也是杀人如麻，手上也是沾满了人民的鲜血。1945年9月，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一师在师长梁兴初的带领下，将张步云围在诸城县城，张步云扬言：就是杀老百姓吃，也要死守诸城。可见其毫无人性的狰狞嘴脸。

张步云在投靠日军之前，驻防诸（城）、高（密）、平（度）期间，就火烧南戈庄，活埋曹仲芳，枪杀了十多个农民，还捏以“共党罪”交将霞岗赵方文之子交给日军杀害，将赵母活埋。投靠日军之后，甘当鹰犬，先后制造血洗刘家庄、小岳戈庄两起惨案，共杀害干部群众四百多人。1941年10月，张步云兽性大发，一次就烧毁银家庄民房200多间，并惨无人道地把数十名妇女、儿童赶到房子里活活烧死。1945年3月，张步云配合日军突袭诸（城）莒（县）边县抗日模范村刘家庄，村民男女老幼奋起自卫，终因寡不敌众被攻破，村民被屠杀130多人。这年5月下旬，张步云部又与日寇联合清剿马尔山区，残杀干部群众150多人。这年7月，张步云部配合日军袭击了诸莒边县贾悦区委驻地小岳戈庄，二百八十多名抗日军民被杀害。

张步云杀人之随意，往往令人瞪目结舌，有一次听他的八姨太说，邻居说过“八路怎么还不快来”的话，张步云二话不说，当晚就把邻居父子一并杀害，一时间诸城县城闻之色变，毛骨悚然。

还有一年夏天，张步云带着两个卫兵去青岛避署，卫兵在路上与巡逻的三个日本兵起了争端，结果开枪把日本兵打死了，逃回了高密老家，这两个卫兵都是张步云的本族，一个村的，张步云为了讨好日本人，派人回去把这个卫兵双双打死。

张步云有三好：好枪，好马，好女人。每到一处，凡是看上的女人，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弄到手，常逼得人家寻死觅活，欲哭无泪。他大大小小八个老婆，大都是霸占强娶，妻妾成群，好不风光。

从高密来的那两个坏蛋，无论是李永平，还是张步云，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凡是通晓一点历史的人，都认为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是杀人如麻的恶魔，不管他们是不是打过鬼子，是不是曾经披了一件合法的外衣，都改变不了他们“匪”的本性，从他们身上是找不到人性的踪影的，有的只是兽性，他们就是我爷爷嘴里骂的那种“杂碎”。

现在好像有一种怪现象，有那么一些文艺工作者，有一种颇奇怪的论调，偏要从土匪身上找出那么一些“英雄气”来，找出那么一些“人性”的闪光来，企图抹掉一些土匪的“匪气”，甚或把坏人当好人写，当好人演，当好人唱，一个个曾经无恶不做的土匪也好像光鲜起来了，高大起来了，好像如果不这样，文艺作品就不伟大了似的。

我是想不通的，这样一来，土匪是高兴了，那土匪祸害的那些老百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