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亚红：特殊时期的沉痛 （二）

县城解放前夕，社会动荡不安，让外公惶恐不安。恰逢母亲已到18岁适婚年龄，之前因为石家赛老（母亲名字里有个赛字）聪明伶俐早已出名，加之母亲模样出挑，求婚者虽不是门庭若市，但也不乏其人。睿智的外公却没有看家境选婿，而是相中了在一家店铺学徒的穷小伙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也许是时局的动荡让外公没有安全感，亦或是觉得父亲的诚实可靠，更或是冥冥中外公觉得自己的时日不多（这是我根据后来发生的事妄加断言的），就在母亲19岁这一年，就算有千般不愿，万般不舍，还是毅然匆匆将母亲嫁给了一贫如洗的父亲。 那时父亲与他的母亲我的祖母相依为命。家境用一贫如洗来形容，真的丝毫没带一点夸张的成分。家里什么都没有，婚床是借的，桌椅是借的。也许是成家让父亲感到了肩上的责任，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那时的干部能上能下，在县人委（现在的县政府）工作的父亲，第一站被下派到孔垅区。母亲也就夫唱妇随跟随父亲离开了生活十几年的县城，来到了陌生的孔垅镇。之后的30几年，父亲辗转了全县的各个乡镇，母亲却一直在孔垅这个地方扎根了下来。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原本以为日子就这样安宁祥和的往前过。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1年外公突然丢下外婆以及四个年幼的孩子撒手人寰。外公是疼爱母亲的，临终交代外婆：“天气寒冷，大女有小孩，离的那么远，就暂时不要告诉她”。然而当母亲知道这一噩耗时，那种伤心欲绝，在多年后我终于有了深切体会。我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母亲，背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奔走在孔垅至城关的路上。五十多里路程，那时候没有车，全靠双脚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可想而知，那时母亲该是如何的心力交瘁。 1951年对于母亲来说应该是黑色的年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同年，母亲的第一个孩子，那个尚未满周岁的我的大姐不幸夭折。这双重的打击，我想该是致命的。无助的母亲是否欲哭无泪、是否怨天尤人？我不得而知。然而老天对母亲的折磨并没有就此打住，灾难并没有结束。时隔不久，母亲最小的妹妹也追随外公而去。我不知道在短短的一年内同时遭受了丧父、丧女、丧妹的三重打击之后，母亲是怎样挺过来了。在后来的日子，每每提及此事，我总会钦佩母亲的坚强，母亲总会双眼带雾地回应我：“不坚强行吗？外婆那时虽37岁，但毕竟是生在旧社会的女人，没有主见，那时候你姨才十岁，大舅才七岁，小舅才五岁，这边奶奶眼睛不好，我倒了，两家都会乱套，日子就没法过了，现实迫使我必须坚强”。这样的回答让我始料不及，总以为母亲是强大的，殊不知母亲那时也才20岁，相对现在的孩子来说，20岁还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这样年龄的母亲却要挑起两个家庭的重担。想到这一切，我不禁一阵莫名的心痛。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良药。两个家庭的责任，也不容许母亲用过多的时间去暗自神伤。随着我们姊妹五个的相继出生，母亲如一头老牛，不断负重前行。白天在居委会做工，晚上还要为我们姊妹五个的衣服鞋帽忙到深更半夜。母亲心灵手巧，做出的鞋子穿在脚上既舒适又美观。记得那个时候，很多阿姨都找母亲讨要鞋样子。日子虽然清苦，但看着孩子们一天天的长大，心里倍感欣慰。是金子总会发光，也许母亲在居委会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让孔垅镇的镇委慧眼识金。在那个镇办企业还很红火的年代，母亲出任过多个镇办企业的厂长或负责人，不管是绳索厂还是畜牧厂，不管是交易所还是小吃部，母亲都极尽其能的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魄力和胆识，把一个个走下坡路的企业扭亏为盈。记得母亲工作的最后一站是竹器社，说通俗点就是篾匠社，一群把竹子做成提篮，筲箕，箩、竹床等日用品的手艺人，又是一群大老爷们，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一群大老粗。一开始母亲上任时，都是一副不服气的态度，极难管理。母亲的多年的工作经验让她明白，要想管人，必须让人服你。母亲在不动声色的了解了各人的习性之后，还偷偷在家学习篾器手艺。记得那段时间，母亲的手总被竹子刮的伤痕累累。然后跟各个员工交心谈心，在一次批评一个大刺头不节约用料的时候，那刺头因着母亲不会篾器，顶了一句：“你多能，你来”。别的员工也瞎起哄的坐在旁边看笑话。母亲坐下来，拿着他编了一半的提篮不紧不慢的编了起来，随着他的嘴巴越张越大，提篮在母亲手上逐渐成型，当提篮收边后，那刺头不自觉的竖起了大拇指说：“老石啊，我服了你，是我不对，总觉得你一个女人管着我们一群男人，感觉我们几丢脸，你是巾帼不让须眉啊”。自那之后他成了母亲管理上的得力助手。就这样母亲用她的人格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作者：唐亚红 供职于黄梅县图书馆 黄梅曹锦军围炉执行主编 黄冈市作协会员 《大美黄梅》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