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因抨击《中国之命运》扬名

对于自己后来的升迁之路，陈伯达曾经对自己的同乡陈矩孙说过“真言”：“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这句话能够看出陈伯达是一个善于投机的人。因为这种投机性，他才凭借“理论家”身份一度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也是因为这种投机，他最后一步步走向了毁灭，并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当然，陈伯达的崛起凭借的不仅仅是投机，还有他过硬的理论功底，这从他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可以看出来。

1943年，抗战进入了第6个年头，偏居重庆的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旨在和共产党争夺人心。在书中，蒋介石全力宣扬中华民族所谓“固有的德性”，最后得出结论，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唯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组织唯有中国国民党。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国民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规定国民必须阅读。一时间，该书成为国统区人人必读的“政治圣经”，成为大中学校最重要的课外读物。

很快，延安也有了这本书，毛泽东看了以后，笑着对陈伯达等几个“秀才”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

陈伯达自然知道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看来主席是让我们写文章抨击蒋介石的这本书了。回去之后，陈伯达就开始动笔写。据他后来回忆：我一面写，一面哭，我太激动了，因为极大义愤吧。我以前写文章，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

因为情绪激动，陈伯达思想格外活跃，思如泉涌，他连写了三天三夜，终于把稿子写好了。陈伯达立即把文章送到毛泽东那里。当时毛泽东正在休息，陈伯达把文章留下后，就走了。

毛泽东醒来后，读了陈伯达送来的文章，感觉写得不错。他又在原稿上加了一些尖锐、精彩的句子。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派人把陈伯达找来，把原稿递给了陈伯达。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在原稿上批示：“送《解放日报》发。”

文章送到报社后，报社领导也感觉文章写得很好，但他们又担心文章中有些地方说得太过于尖锐，担心会影响国共合作。所以他们提出，要先请在重庆负责统战工作的周恩来过目。

恰在这时，周恩来回到延安。于是，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了陈伯达的这篇文章。经过讨论，会议提出了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小的改动，并把题目定为《评（中国之命运）》。

1943年7月21日，文章以陈伯达个人名义在《解放日报》发表，但文章并没有因为陈伯达个人名义发表而削弱影响。因为文中处处有“我们共产党人”的口气，文章又是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的，而且是头版头条。同时，周恩来还指示，把文章用电报发往重庆，在国统区印制成小册子发行。

因此，这个以陈伯达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实际上代表的却是中共对《中国之命运》的态度。

抛开这些形式上的东西，文章的内容也非常精彩。针对蒋介石“我们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的说法，陈伯达斥其“倒果为因”。在陈伯达看来，“民气不得发挥”才是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救中国，必须发挥民权”。

更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的文风。陈伯达曾经跟他身边的人说过，写文章要学习梁启超，笔尖要带感情，这样才能引起共鸣。文章讲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的革命者很多时，陈伯达写道：蒋介石杀人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连用了三次，读起来让人无比沉痛。

《评（中国之命运）》的出现，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影响。敌人的强烈痛恨，正是对陈伯达战绩的最好褒扬。当时，蒋介石立即发出一个内部通令，严禁这个小册子，并称呼这篇文章的作者陈伯达为“陈逆伯达”。

确实，《评（中国之命运）》是陈伯达一生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凭借这篇文章，他第一次引起了全中国的注意，甚至连外国人也开始关注起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