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多磨难事来 背负恶名无处诉

妻子怀孕九个月了，吸取上次的教训，我回家把她接到部队，一路顺利，我想这次可以平安地把孩子生下来了。九月中旬，部队接到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外出执行战备任务，这让我措手不及，她一个人在这里，没人照顾，送回去也不可能，这可怎么办？邻居的一位嫂子很仗义看到我为难，安慰我说：“不要折腾了，你安心去执行任务，这边有我呢！我也会接生，你们放心吧！”真是雪中送炭，正当我准备出发时，政治部和宣传科领导找到我，说是战备需要，要有两个人人留守，处理政治部的日常工作。我心里非常感激组织对我的照顾，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这样一来，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也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我必须好好工作，才能对得起组织的关怀和培养。

适逢寒冬即将来临，组织上派人走访问候，发现单木床板过冬难以抗寒，立即派人修了火炕床，暖洋洋的房间，不仅叫人热在身上，更是暖在心里，革命军队是一个大熔炉，不仅锻炼思想意志，也温暖人心。这种无微不至沁入心扉，温暖着我和妻子还有未出生的宝宝。

正当我满心喜悦的期待新生命的到来时，我得了中耳炎，并且很严重，一直在化脓，疼得说不成话，吃不成饭，连喝水吞咽都难。去门诊看了以后，立即把我转入保定二五二医院，住进了五官科，因为走得急，也没来得及和她打招呼，她几天没见我回家，一打听，才知道我住院了，她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十分担心，于是就挺着大肚子步行三四里走到高碑店坐火车来保定看我，这是她第一次到保定，也根本不知道部队医院在哪？一路打听，自己摸到医院，当她站在病房门口时，我喜极而泣，这太让我意想不到了，想想自己竟然没有跟她交代一下就住院了，实在是对不住她，病房里，我俩四目相对，情深意切，她给我带来了饼干，可是我没有办法吃，她就泡在开水里，一点点的喂我吃。到了下午，我催她早点回家，看到她离去的身影，我的内心是真难受，有刺痛痛，有内疚，有无奈，她是一个多么坚强的女子，无论什么事都是自己默默承受，从不抱怨，关心着我，惦记着我，我对她又付出过什么，想着她到家，天都黑了，还要从车站走回驻地，是什么让她能够如此坚强勇敢，一定是她对我们这个家未来的期待，我一定不能让她失望。

进入十月，我忙着为她生产做准备工作，政治部领导找我谈话，半开玩笑地说“没想到你老家这么困难呀！” 我有点懵，不知道怎么回事，领导说，我妈托人给政治部写了一封信，反映家中的日子快过不下去了，儿子也不给寄钱，其实就是一封诉苦告状信，我感到非常愧疚，不理解家里为什么这样做，一时无语，没有更多的解释。组织上请示了上级，直接给予救济，送来了一百元现金，一百斤白精粉面，十二尺布票（这在当时是计划供应，布票也是很珍贵的）。我的家境确实十分贫困，但是我都在尽一己之力帮助他们，从未向组织开口倾诉，没有想到家里人这样办事，已经是非常不妥了，可是组织上依然是宽容地帮我解决困难，感恩组织的同时，我是极度尴尬难受的，母亲老人家一下捅个大窟窿，让我无地自容，反思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我跟老家沟通不够，他们只看到我成为了军官，却不知道我并不富裕，平时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能寄回去的都寄回去了。无论如何，母亲年事已高，我不能说她什么。

但是这件事的发生绝不可能是母亲的一时冲动，应该事出有因的，我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的干部任命后，月工资五十二元五角，直到一九七二年才上调一级至六十元五角。当时老家盖房欠一千多元债，她们生活确实困难，我寄钱有限。有些亲戚狮子大开口，总觉得我在城里当军官，有很多钱，所以总是跑到母亲跟前煽动她，说什么你不要白不要，要主动伸手。于是就发生了前面的事情。

当我把组织救济的一百元钱寄回去后，大妹夫回信，言辞犀利，说寄的一百元，都不够他们的张嘴钱，还说真想退回去不要。舅舅们回信，说如果我给不起，就别再跟他们联系了，跟着又说了一堆难听话。可以说这些亲戚对我全都是横眉冷对。正在这时，我上小学的母校也来信说要扩建发展，请我捐赠，我觉得这是公益事业，东借西借凑了伍佰元寄回去，这笔钱需要多久才能还清啊，我都不敢想，我这是打肿脸充胖子的代价，老家的一些人以为我是个“钱袋子”，就应该给他们，不给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六亲不认，就是忘恩负义。我无处解释，也不想解释，因为即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从此我就背负上“不孝之子”、“有钱不给”的坏名声。

在部队，我感受着组织对我的温暖爱护，同时面对着老家亲戚的冷言冷语， 这种冰与火的感觉应该是一种历练，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酸甜苦辣俱全，这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妻子知道了所有，并没有多说什么，陪着我过着攒钱还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