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感人的难民奥运代表队 曾有6位运动员从这里逃离

多米尼克·洛基尼莫·洛巴卢（Domnic Lokinyomo Lobalu），他曾一直梦想，自己会成为第一个拿下奥运会奖牌的难民运动员。

他是有机会的。

2019年日内瓦举行的10公里公路赛中，他曾拿下冠军，还打破了这场赛事的记录。虽然离世界记录还有点差距，但他决心要向那个目标冲击。

毕竟，有哪个运动员不希望上奥运赛场，又有哪个运动员不希望拿下奥运会奖牌呢。

然而，当难民代表队抵达东京，开始征战本届奥运会时，他却在瑞士，跟伙伴们玩着扑克牌游戏。

他再也无法以难民身份参加奥运会了。因为，他成为了奥运难民代表队的“叛徒”。

他还不是唯一选择逃离的运动员。

这一次东京奥运会，是难民运动员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在过去的几天里，人们不断讲述着他们的故事，这也让全世界了解到这些难民的不易。

他们生在战火与动荡中，原本没有任何未来。奥运会成为他们唯一获得关注，以及改变命运的机会。

既然如此，洛巴卢和其他运动员，为何还会选择逃离？

从流离失所，到奥运会选手

洛巴卢原本是一名孤儿，在南苏丹长大。那是一个持续内战和动乱的国家，有一次，武装人员袭击了他们的村庄，当时还不到10岁的洛巴卢和家人失散了。

他住进一家孤儿院，直到2007年。在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他离开南苏丹，穿越边境，去到肯尼亚。

他才9岁，就已经经历了失去亲人、孤独的生活，以及逃难到陌生的国度。

洛巴卢说，他当初开始参加体育项目，是为了纾解离开亲人的痛苦。一开始，他喜欢足球，但发现，这是一个团体运动。作为难民孤儿的他，不太适应。后来，他开始跑步。

难民运动员在肯尼亚昂贡的训练营跑圈

来源：时代周刊

高中毕业进入难民代表队训练营地之后，洛巴卢也一度如鱼得水。他把训练营的队友们当作家人，在严密的训练方案之下，生活十分充实。

在训练营里，洛巴卢还计划着继续自己的学业。除了跑步，计算机是他的另一个兴趣，他希望能先花一段时间做全职运动员，赚钱之后再接着读书。

“没有其他运动可以通过真正的努力在三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我相信运动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我想做得更好。”他这样说。

几乎每一个难民奥运代表团的运动员，都有一个类似悲伤却又充满希望的故事。

据统计，全世界只有 3% 的难民有机会上大学或者接受高等教育。还有一些孩子，他们从小就在难民营长大，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再加上“难民”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十分不易。

难民危机已经是长期以来的全球性问题，它导致了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也加剧了世界的动荡。

在过去十多年里，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科技进步越来越大，但难民问题也同样越来越严重。

国际奥委会也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他们想成立一个难民奥运代表队，让这个群体获得更多关注和支持，也能鼓励更多身处战火或是失去家园的青少年不要放弃希望。

这个想法，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原有的体育制度。一直以来，在各种比赛中，运动员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参与，难民作为“没有国家的人”则被无意识地排除在外。

国际奥委会难民项目副团长奥利维尔·尼亚姆基 (Olivier Niamkey)说，他们与各个田径联合会进行了谈判，最后终于为难民争取到了走上奥运赛场的权利。

难民奥运代表队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举着奥运会旗

来源：法新社

继难民奥林匹克队取得成功之后，国际奥委会还于 2017 年 9 月成立了奥林匹克难民基金会， ，即通过体育运动来支持流离失所的年轻人的保护、发展和赋权。其目标是到 2024 年，让 100 万受流离失所影响的年轻人获得安全的体育运动。

难民代表队的训练营位于肯尼亚的内罗毕郊外的一座山上。这届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队的任务负责人洛鲁佩（Loroupe），早在2003年，他就在当地创建了名为“和平跑步”的组织，收容那些从交战部落中逃出的人。

这一组织是第一支难民奥林匹克队的灵感来源和核心，如今，它便成为了奥运难民代表队的特别训练营。

如果要寻找有天赋成为运动员的跑步者，洛鲁佩会来到位于肯尼亚北部边境的卡库马难民营。这是一个由联合国难民署经营的营地，集中了来自附近多个国家的难民。

洛鲁佩会在这里举行一场 10 公里的跑步比赛，从中选择那些跑得最快的人。

训练营创始人洛鲁佩

来源：时代周刊

难民营里的跑步者都没有像样的跑鞋，许多人都是赤脚跑完了10公里。

“她不仅仅是教练；她是每个人的母亲。”难民奥运代表队的一员盖·约翰·尼扬（Gai John Nyang）在接受媒体采访说，“直到今天，每个人都尊重她，包括我在内。”

洛巴卢，也是这样由洛鲁佩带进了难民代表队。

这些难民运动员，逃离了奥运代表队

尽管尼扬对洛鲁佩作出了如此高的评价，但事实上，他早在 2017 年，就已经在一场愤怒的争执后逃离了难民代表队。

正如后来洛巴卢的选择那样。

现在，尼扬住在德国美因茨。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尼扬解释了自己选择离开的原因。他感到训练营里的局势日益紧张，管理人员也似乎总是对某些特定运动员有偏爱。

他最害怕的是，如果提出太多抱怨或是训练成绩不佳而被送回卡库马难民营。

虽然他们获得了很多人无法获得的机会，但过往的经历，依然让他们时刻处于担忧中。

在参加完 2017 年土库曼斯坦亚运会后，尼扬和另一名南苏丹难民维尤尔·普克·邓（Wiyual Puok Deng）一同拒绝了登上从法兰克福返回肯尼亚的航班。

从 2017 年至 2019 年，一共有六名男子运动员从在几乎没有预兆的情况下逃离了训练营。

2019年6月，难民奥运代表队失去了最有希望在奥运会上获奖的运动员——洛巴卢。

在2019年日内瓦举行的10公里公路赛中，洛巴卢以 29分14秒的成绩获得冠军。他打破了 2018 年由瑞士运动员胡威尔·托马斯创造的赛事记录，距离 10 公里公路赛跑的世界纪录还有3分钟之差。

获奖后的洛巴卢捧着奖杯和鲜花，笑得非常开心：“很高兴今天我赢了，等我回到肯尼亚，我会继续更加高强度的训练。”

洛巴卢在2019年日内瓦10公里公路赛中夺冠

来源：网络

然而，洛巴卢再也没有回到肯尼亚。

比赛结束后，洛巴卢向陪同自己来瑞士参赛的经理询问赢得比赛的奖金。

事实上，这场比赛是没有奖金的，但他的经理没有提前告诉他这一点。，面对询问，对方支吾着回避道：“等我们回肯尼亚之后，再讨论这件事”。

这让洛巴卢感到不安，他害怕不能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奖金。

“我们不应该谈论金钱，我们不应该抱怨，我们不应该说太多话，因为我们只是难民。”洛巴卢这样描述经理给他的感觉，仿佛难民运动员们应该感激地接受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而不能要求更多。

这件事激发了洛巴卢压抑已久的情绪，他决定不再和队友一起回到肯尼亚。

第二天凌晨，他和另一名南苏丹难民运动员一起溜出了日内瓦的酒店，没有留下任何音讯。

当时，洛巴卢才二十一岁。这是他的第二次逃离，逃离肯尼亚，逃离了难民代表队。

留在瑞士后，洛巴卢通过难民中心联系到了田径教练，加入了一家田径俱乐部，继续他的奔跑。他在瑞士赢得了许多比赛，还获得了意大利保险巨头 Generali 的代言。

但擅自逃离训练营让他失去了正式难民身份，短期内，他也无法成为瑞士公民，因此，洛巴卢没有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

洛巴卢现在在瑞士生活和比赛

来源：时代周刊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尼扬和洛巴卢都表达了对难民奥运代表队训练营的不满。在他们看来，过于紧张的培训制度似乎是剥夺了他们在训练计划之外的个人生活。

“我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尼扬接受《时代》周刊记者采访中说，在难民运动员的训练营里，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看不到其他的未来，只能说，'好吧，我必须走自己的路'。”

当然，他们也从未否认，肯尼亚的训练营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给予了他们新的人生目标和生活热情。

只是，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哪怕难民也不例外。

钱，去哪儿了？

根据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的裁定，洛巴卢、尼扬以及其他四名叛逃的跑者都不能参加奥运代表队的比赛。

这是对逃离训练营的惩罚。

洛巴卢逃走七个月之后，训练营的负责人洛鲁佩在瑞士见到了他。洛鲁佩试图劝说他回到肯尼亚，这样就可以参加东京奥运会了。

洛巴卢仍然选择了拒绝。

洛巴卢在 2019 年赢得他的第一场瑞士比赛后，他赢得了 200 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 2136 元）。他拿着钱，第一次意识到，“没有人会从我这里拿走我的钱”。

据洛巴卢和尼扬说，他们在里约奥运会后，跟随难民代表队参加世界各地的赛事，即便他们在有奖金的赛事中获得名次，也从没拿到过奖金。

这些曝光招致了各界对肯尼亚难民代表队训练营的批评。一位曾与训练营接触过的消息人士称，“这整个训练计划更多是为了联合国难民署，而不是那些运动员。”

据官方报道，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在 2016 年至 2021 年间为全球 56 名难民运动员提供了 300 万美元的奖学金，而总预算约为 1 亿美元，用于资助数千名运动员。支付的形式是每月支付 1500 美元。

肯尼亚难民代表队训练营是个例外。奥委会每月支付给那里的难民的资金“在 100 到 200 美元之间”。但洛巴卢和尼扬都表示，他们每月只能收到收到 5000 肯尼亚先令（约为 46 美元）的津贴。

在肯尼亚训练营练习的难民运动员们

来源：网络

国际奥委会表示，这笔钱是营地运动员的“零用钱”，因为他们在营地有宿舍、共同做饭，基本生活都已经得到了满足。

对此，洛鲁佩的回答是：“我们的运动员不只是为了获得报酬。他们在那里是有原因的。”

尼扬说，在 2017 年离开训练营之前，他经常向当地人借钱来支付费用：“一个月50美元能做什么？”

洛巴卢则表示，抱怨是徒劳的：“他们会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就收拾你的包，然后回到卡库马难民营。”

一家瑞士运动鞋类公司一直在资助肯尼亚难民代表队的训练营，他们也意识到，“有些奖金没有到达运动员手中”。

洛鲁佩否认了这些指控，她说，运动员因参加比赛而获得奖金都会归他们所有，“这是他们的钱。”

得知这样的回答后，洛巴卢怀疑地说：“好吧，那也许在我离开之后（发生了变化）。”

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难民

关于难民的权利，已经是一个被讨论很久的问题，

在难民代表队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亮相的里约奥运奥运会开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说：“我们希望向世界上的所有难民传递希望的信息。”

卡库马难民营里的难民们

来源：网络

难民奥运代表队最初只是里约奥运会的一次性活动，但由于来自中东和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家的难民人数激增，才逐渐固定下来。

因为来自逃离训练营的运动员的指控，国际奥委会也面临批评。

“我们明白，现在这些难民们走上了精英运动员的道路，可以参加奥运会，他们的期望显然提高了。”国际奥委会团队关系主管詹姆斯麦克劳德说，“生活在发展，运动员在发展，他们的需求也在发展。”

他补充说，国际奥委会已提供更多资金来支持包括难民在内的全球运动员。

联合国难民署副团长斯蒂芬帕蒂森说，运动员从肯尼亚训练营的叛逃，促使委员会和国际奥委会更努力地为东京奥运会代表队的运动员争取奖金。

帕蒂森在还承认，难民署当时的想法是，运动员们急需在奥运会之后获得更多机会，而这是里约奥运会之后国际奥委会和难民署未能提供的。

人道主义活动政治化的风险，以及管理人同时也是受益者造成的利益冲突，是难民社区管理长期以来的问题与挑战。“难民”作为一个被标签化的身份，也常常让我们忽视他们作为个体的需求。

不可否认，难民奥运代表队无论是对全社会还是难民自身都是一个很好的激励，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但如何更好地改善难民的处境、如何让难民运动员拥有和其他运动员同等的追求梦想的权利，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一场奥运会下来，留给人们的，也不应该只是流于表面的感动。

我们还是希望，那些挣扎着进入赛场，顽强参加奥运会的难民运动员们，每一个人，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权利，也不要终止追求更好生活的脚步。

东京 2020 难民运动员参加了 12 项运动：田径、羽毛球、拳击、皮划艇、公路自行车、柔道、空手道、射击、游泳、跆拳道、举重和摔跤

来源：半岛电视台

就像洛巴卢他们所做的那样。

虽然离开了难民代表队，洛巴卢依然没有放弃训练和比赛。偶尔，他还会和朋友们一起踢踢球。他没能在本届奥运会实现那个梦想——成为第一个拿奥运奖牌的难民。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一个敢于不断挑战权威，为追求更好生活而冒险的人，总是能遇到更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