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今犹在，世上再无蔡元培

“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蔡元培

前不久，作家刘震云在北大演讲，

他说：“一代代北大人认同，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开创地。”

一番话下来，不禁令人作怀古想。

当年北大出了许多大师、先驱，

从精神上、文化上乃至格局上，

深深影响和引领着一国之发展。

而北大之所以能成为北大，

都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蔡元培。

01

要有新的国民，必须有新的教育

1912年，受孙中山之邀，

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

在借来的办公室里，与次长范源濂之间，

两人曾有过这样一番有趣的争论：

范源濂说：“办学要从小学办起，

如果小学都办不好，何以办好中学，

中学都办不利索，怎么办得好大学？”

秘书听了，连连点头，蔡元培却摆摆手：

“没有好的大学，中学的师资从哪儿来？

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又从哪儿来？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如果松松垮垮，

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蔡元培出生于1868年，

维新失败后，历造兵、练军、变法，

他最终看到了教育才是唯一的救国出路：

“欲变新的国家，必须有新的国民。”

彼时，蔡元培正欲在教育上大施拳脚，

却遭遇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

蔡元培不愿与独裁者合作，愤而辞职。

袁世凯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但蔡元培去意已决，毫不客气：

“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一句话就让袁世凯下不来台。

不慕权位，志在变革，可见一斑。

此后，蔡元培赴欧考察学习，

直到1916年，袁世凯郁愤而终，

黎元洪当上总统，马上发出一封邀请，

恳求他回国出任北大校长。

回到上海，朋友们都劝他说：

“北大太腐败，烂到流脓，

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而有碍于自己的名声。”

蔡元培说：“既然知道它是腐败之地，

那就更应该进去整顿，君子爱人以德，

就算失败，也算尽了心。”

1916年深冬，寒风萧瑟，

去往北平的道路显得十分迷茫。

此去一行，结局是喜是忧，他也不知道。

1917年1月4日，中国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天，

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敬等候新校长。

蔡元培从车上下来，众人纷纷行礼，

只见他一反历任校长的目中无人，

脱下礼帽，郑重地向校工们回鞠一躬。

校工和学生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以前的校长，个个都是老爷气派，

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

在此之前，京城的报界纷纷写道：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

加晦雾之时睹一颗明星也。”

事后证明，众人的期盼没有落空，

蔡元培鞠完这一躬，便以一己之力，

改变了整个北大腐朽的风气，

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

帮这个饱经患难、苦苦寻求出路的民族，

树起了一座又一座明亮的灯塔。

02

大学不是衙门，更不是文凭贩售机

北大前身，乃是京师大学堂，

说是大学，实际是“官僚养成所”。

清末招收的学生，都是些小京官，

监督和教员更是“中堂”“大人”，

彼时的大学堂，无非是科考的替代物，

到了民国，许多老师还是官员兼职。

到这里读书的，尽是急功近利之徒。

心思活络些的，组织同乡会接近学校当局，

看谁官儿大，就跟在谁屁股后面转，

唯有如此，毕业后才好爬梯登官。

家里有钱的，就用嫖娼、赌钱巴结实权，

在学校里大肆网络政府人脉，

成为日后在社会上横行的资本。

学校乌烟瘴气，歪风极盛，

唯独研究学问的风气荡然无存。

京师大学堂

面对这样一所“学校”，

若不釜底抽薪，根本无从医治。

一上任，蔡元培便发表就职演说，

将一所大学存在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

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

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至于学生，一言指出读书的目的：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至于学者，一言指出研学的基础：

“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

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至于学校，一言指出育人的责任：

“学生在校如果不能正根基，勤学问，

即便将来出而仕事，则必贻误学生，

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

北大红楼，今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蔡元培以铿锵之词表示：

诸君如果想要做官，要想发财，

北京还有其他的学校可以去，

有钻营做官的，有学做生意的，

但北大不是！北大发展方向只有一个：

即是滋养中国学术繁荣生长的殿堂！

此番激荡人心的演讲，可谓直击积弊，

当时在场的学子，无不为之震动。

这些如锥子般锐利的办学主张，

足以穿破时间厚厚的云雾，令后世以大学为学店、以学历为利禄身阶者汗颜。

大学不是衙门，不是文凭贩售机，

更不该沦为牟利的工具。

03

无才无德的人，不配在大学里教书

蔡元培一到北京，

就曾与老友汤尔和探讨校务问题。

蔡说：“首先要找一批不同以往的老师。”

汤问：“《新青年》主笔陈独秀，你看如何？”

彼时，陈独秀恰好在京办事，

蔡元培找到陈：“我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摆摆手：“你走吧，我要办新青年。”

蔡元培第二天又来：“你可以在北大办刊。”

陈独秀又说：“我习惯在上海做事了。”

蔡元培第三天还去：“如今的北大，

正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坐镇。”

陈独秀想了想：“那我先试三个月吧。

但我一没有学衔，二没有教书的经历，

不知道能否胜任。”

蔡元培知道这是不小的障碍，

为了说服教育部，他居然为陈独秀编造“东京大学”假学历，并称其为安徽高等学校的校长。

此后，《新青年》迁至北京，在陈的号召下，

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等新思想知识分子相聚同一屋檐下，北大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

这一年，胡适26岁，

对他而言，北大突来的一纸聘书，

要比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帽更有分量。

在美留学时，胡适曾给《新青年》投稿，

陈独秀将《文学改良刍议》拿给蔡元培，

说：“这将引起中国知识界最大的震荡。”

蔡元培一听，立即给纽约的胡适发了聘书。

入北大教了一个月薪水就涨到280元，

即成为北大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之一，

甚至超过了一些更有资历的老教授。

晚年，胡适提起蔡元培感叹道：

“如果没有蔡先生的着意提携，

我一生可能不过是个三流报刊的编辑。”

胡适

这一年，梁漱溟24岁，

他投考北大没有被录取，

转身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讲佛教哲学的文章《究元决疑论》。

蔡元培看了，立马联系梁漱溟：

“看了你文章，来北大教哲学怎么样？”

一句话吓得梁漱溟脑袋都小了：

“我不过初涉佛典，对其他印度哲学一无所知。”

蔡元培反问：“你教不了，那你知谁能教？”

梁漱溟摇头，蔡元培又说：

“那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

你就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成为北大学生而不得，转眼却成为北大老师，

这样的用人魄力，除蔡元培再无第二人。

梁漱溟

来了这么多新派人物，

北大里的“守旧派”坐不住了，

“桐城派”代表林琴南抨击蔡元培颠覆孔教伦理，

蔡元培听了，并不往心里去，

转而与章太炎联名在报纸上刊登启事，

寻找守旧派里最硬的石头，刘师培。

此人是何人物？早年曾叛变辛亥革命，

后来又为袁世凯吹鼓帝制，为时人所不齿，

但蔡元培仍旧聘请刘师培到北大教书。

这样的用人气量，除蔡元培再无第二人。

四处纳贤的同时，

蔡元培还痛裁庸才。

当时北大各科还有洋教员，

都是从驻外使馆或驻华使馆里请托而来，

学问不大，还感染了中国教员的懒散习气。

蔡元培依照合同辞退不合格的教员后，

不少人提出控告。英国教员克德来，

甚至请来英国公使朱尔典跟蔡元培谈判，

蔡元培不为所动。朱尔典气冲冲地叫嚣道：

“我看你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

蔡元培一笑置之，根本不予理会。

在他看来，人才为大学之根本，

无才无德之人，根本不配在大学教书。

一番广罗人才、吐故纳新的举措后，

北大一时间名家云集，师资力量大幅度提升。

据1918年年初统计，教员217人中90位教授，

平均年龄才30岁。这样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

一扫当初北大陈腐之气。在这支队伍里，

有陈独秀、胡适、鲁迅这样的新文化旗手，

亦有马寅初、徐悲鸿这样的文化界的名流，

学生里面，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等，

为校园带来清新之风，后皆成为一代宗师。

无怪乎有人感叹：“北大虽诞生于维新，但真正的北大，是在蔡元培先生到来之后才有的。”

04

真正的大学，要容得下各式思想和争论

对于北大，蔡元培有个期许，

总结成八个字，即“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为达成这八个字，他又提出另外八个字，

那便是著名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他提倡学术自主、教学自由，百家争鸣，

在北大，有李大钊这样激进派的人士，

有章士钊、胡适这样西装革履的留洋派，

还有辜鸿铭这样穿马褂、拖长辫的复辟人物。

有人批评他任意用人，尤其是刘师培、辜鸿铭，

蔡元培回答说：“刘师培来北大不是教复辟，

而是来教国学，辜鸿铭是来教英国诗歌的，

而不是让学生去拥护君主立宪。”

“性博士”张竞生，

被封建卫道士辱为“四大文妖”之一。

张著有《性史》，竭力提倡“情人制”、

“外婚制”和“新女性中心论”。

在那时的中国，如此言论可谓惊世骇俗。

蔡元培却允许他在北大讲“美的人生观”。

梁漱溟评价说：“蔡先生除了意识到，

办大学需要如此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自然性情，

他天性就具有极广博的兴趣、多方面的爱好，

否则，即使有意兼容，不一定包容得了。”

蔡元培认为：“学术乃天下公器，

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不持门户之见，

唯致力将北大改造成中国的学术渊薮。”

所以，当时新派与守旧派并存，

提倡白话的可以跟讲文言文的打擂台，

反对孔子的和维护孔子的，可以教同一批学生。

在北大，于政治上，王宠惠信奉新民主义，

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

于文学派别上，胡适、钱玄同提倡新学，

黄侃等人坚持旧文学，均可同时存在。

辜鸿铭瞧不起胡适，认为胡适治哲学史，

既不懂德文，又不懂拉丁文，简直误人子弟。

钱玄同和黄侃在相邻的两间教室讲课，

黄侃边讲边骂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

字字句句一清二楚，传到隔壁，

学生都在偷笑，钱玄同却若无其事。

那样多的党派，那样激烈的思想碰撞，

如果任由你来我往，唇锋相讥，

弄不好就会把大学变成“粪沼”“酒窖”。

可蔡元培擅长中西文化择善而从，

使各类人才和平共存，不伤要害。

为深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蔡元培还提倡学校成立各种社团，

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书法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静坐会…

“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之下，

北大学生们的头脑和眼界都被打开了。”

当时，《新青年》在北大风头真劲，

宣扬新学说，主张个性解放，抨击传统，

黄侃等国学大师看了非常不高兴，

创办《国故月刊》，马上吸引了一批学生。

而梁漱溟对两本刊物都不满意，

自己在北大召集志同道合者研究东方学，

组成了“孔子哲学研究会”，与新派对立。

老师带了头，学生也纷纷效仿，

傅斯年、罗家伦创办《新潮》杂志，

编辑部就设在李大钊北大图书馆办公室，

问蔡元培要了3000元做印刷经费，

以诗歌、小说提倡白话和思想解放，

立马就成了学生手中的明星刊物。

“中西、新旧”之激辩，

一直是北大争论的话题。

蔡元培特意撰文声明自己的立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

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正因为秉持着这样的态度，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盛景，

才能在千百年后的北大重新上演。

而在如此丰沛的学术、思想沃土上，

学生们才得以自由地呼吸，打开视野，

沉浸在美的文学中，磨砺自己的心智。

一座现代、文明的大学，理当如此，

它容得下各式各样的思想，

也要容得下各式各样的争论。

05

大学是要培养健全的人格，而不是制造工具

蔡元培对北大的另一大贡献，

就是接受胡适的建议，仿效美国，

推行了“教授治校”的制度。

组织评议会、教授会，采用合议制，

给教授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事务，

教务也由教授代表一同拟定。

蔡元培之所以这么做，

是希望学校体制不受一人权利牵涉，

“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此外，他要求北大“课程公开”，

不管有无学籍，均可到北大旁听。

多少人慕名而来，为见名师，排队排到走廊上。

这里面有一名最认真的旁听生，

经常跑去听胡适和陈独秀讲授的新学说，

带着新思想离开北大，那便是毛泽东。

1919年10月，胡适发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

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蔡元培十分赞同。

1920年春，北大招收女生9人入文科旁听，暑假正式招收女生，开中国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有人问：“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回答说：“教育部的大学令，

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

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

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

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由。”

早年北平的“八大胡同”，

那是文人聚酒、狎妓的场所。

胡同里的来客，多半来自“两院一堂”，

即上议院下议院，和京师大学堂。

“教育目的是培育人健全、完善的人格，

并非将人制作成一种器具，要教育人格，

每个人都要先改良自己，从自身做起。”

为此，蔡元培发起进德会，

发表《进德会旨趣书》，规定：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

乙种会员，另加不做官、不当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再加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三戒。

此举一出，北大师生纷纷响应，

以各自志趣入会，以遵从旨趣为荣。

教师从此专注于学术，学生专注于知识。

这样的北大，几乎连空气和树木之间，

都弥漫着一股修养心灵的芬芳。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学术之风不但盛行北大，

后来弥漫至全国各个大学。

梁漱溟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

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

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可以说，蔡元培以一人之德行表率，

剔除了一所大学的官僚气息，

改变了一个时代的治学风气。

这样大的影响，旷古未有，至今亦不复再有。

一如北大哲学教授韩水法撰文写道：

“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

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

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

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

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

世上已无蔡元培！”

06

真正的大师，应当是君子，垂范于后世

冯友兰曾撰文怀念写道：

“有一天，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

觉得他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

使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

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

冯友兰笔下的蔡元培温润如玉，

有书生之气，君子之风，教化于无言。

先生不仅缔造了中国现代大学的精神，

论及私德，亦是世人的楷模。

从德国回来之后，

蔡元培便给自己定下三个规矩，

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他一生先后有过三位妻子，

都严格地遵守一夫一妻，从不纳妾。

第一位妻子王昭病故之后，

他在书房亲手挂上书写的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第二、须识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

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

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再嫁、可离婚，

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

矛头直指蔡元培。他毫不客气地指出，

蔡的索隐牵强附会，是“大笨伯猜笨谜”的方法。

推翻索隐派，成了胡适研究红学的目的之一。

胡适为了推翻蔡元培的观点，

到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

就在他求而不得、心灰意冷的时候，

蔡元培却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

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

充分证明了《红楼梦》是“曹之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送书上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

此等雅量，非君子之风而不能及。

蔡元培一生做官机会太多，

想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招手即来，

然而他生性极为豪放，对钱毫无概念，

为将名流、学生汇聚一处，时常请客。

私交上，一生受惠于蔡元培的数不胜数，

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

毛泽东、刘开渠、王云五等等…

甚至到了晚年，蔡元培旅居香港，

自家生活极端拮据，却不忘周济他人。

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

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

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给蔡元培。

蔡元培知其生活清贫，赠法币十元，

每月皆然，历数年而不断。

做人做到这个地步，可谓世间少有。

然而，1940年3月3日，

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

便口吐鲜血倒地，两天后不治而去。

死时，没有一间屋，一寸土，

医药费一千余元，夫人无法支付，

只能典当衣物处理丧事，棺椁的费用，

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谁能想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之人，

一手塑造了新北大灵魂的宗师，

死时竟然清贫如此，令人唏嘘。

直到临终前，他看到的，

仍旧是民族被杀戮，国土遭沦丧，

无财物傍身，只留下两句遗言：

“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得知蔡元培病逝消息后，

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公祭，

延安举行各界追悼大会。

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如此之高的评价，尽全国唯有此一人。

提及先生的离去，傅斯年甚至喟叹：

“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

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

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

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

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

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07

知识分子应该像探照灯，照亮民族的未来

前不久，作家刘震云在北大演讲，

提及蔡元培这样的民族先驱者，

他谈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

“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

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

最重要的是要考虑未来，

每个知识分子的眼睛要像探照灯一样，

更多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一样，

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

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熄灭了，

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红楼内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演讲，

正好目睹了“五四”前后整个过程。

得知蔡元培对北大的影响，他无比感慨：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

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

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

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

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

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这，想必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

在知识功利化、教育产业化、行政官僚化、

学术腐败、沽名钓誉、人格一文不值的今天，

当我们回望元培先生清瘦的身影，

想起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想起新北大的精神，想起知识分子的担当，

或许我们才能强烈的感受到，

其一生坚守信念，追求真理，

站立在悬崖岸边，任由云水激荡，

曾发出照亮民族未来的光芒，

是多么耀眼，多么明亮。

民国大师系列-蔡元培传 ￥68 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