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出卖了陈延年

　　2021年7月26日《北京日报》刊登某教授《陈延年被捕和牺牲的历史真相》一文，认为“出卖陈延年的并不是吴稚晖”，实不敢认同。

　　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被捕，因身份未暴露，化名“陈友生”给汪孟邹写条子，暗示自己身份未暴露。汪孟邹当天即去上海胡适家中，请其营救。胡适转托吴稚晖，不料吴稚晖当天写信给杨虎，密报延年已被捕，并为延年画像。杨虎得到吴信，迅速辨认延年，加上韩步先叛变，双管齐下，导致延年身份暴露被惨杀。陈延年被处决后,7月5日《申报》等刊文，言昨天处决延年，同时刊登吴稚晖给杨虎信、杨虎给吴稚晖复信，为吴稚晖出卖延年表功。吴出卖延年一事，遂大白天下。1928年，胡适两次写信给吴，指责他出卖延年是“借刀杀人”。吴不否认自己出卖延年，直言“马克斯煽出来的那班恶魔，是会归天的”。此事相关当事人都留下证据，几十年来已成定论。

　　那么，该作者是如何为吴稚晖洗白的呢？

　　是“以讹传讹”吗

　　此说来源于陈独秀的安徽同乡胡允恭的《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红旗飘飘》1981年第23集）。不过据胡所说，对于陈延年的牺牲，他并非直接知情，而是事后听其安徽寿县同乡高语罕的爱人王丽立转述的。虽然1983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正文并未采纳此说，但编者却在注释中引用了此说，以致以讹传讹，谬传至今。

　　这段话的错误：

　　第一，解放前夕，汪孟邹对胡允恭说：“这件事不堪再谈了！总之，是我毕生难忘的罪过。”1954年夏，汪原放对胡允恭说：“这件事，原先我不知道，后来传开了，才知道。”胡允恭明言自己写此文采访了第一人是王丽立，第二人是汪孟邹，第三人是汪原放。作者只提第一人，不提第二、第三人，让人认为胡的文章是道听途说，是“讹”。

　　第二，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红旗飘飘》16载文：“刽子手吴稚辉和杨虎（啸天）因为杀害了延年同志而互相祝贺的电文。”（第89页）黎显衡、谢燕章1980年在《陈延年烈士事略》中说，吴稚晖自胡适处听说逮捕了延年，急电杨虎，“杨虎原不知此案，接电后立即查究审讯”（《广东文史资料》29辑）。这些文字都在1982年之前发表，为什么说胡允恭的文章是“来源”呢？

　　第三，1928年胡适给吴稚晖写信，指责吴给杨虎写信是“借刀杀人”（《胡适往来书信集》上，第465页，1979年中华书局）；吴回信说“我是狂易了，也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同上书，第467页）；杨虎杀延年后，给吴稚晖回信说：“今之巨逆伏法，正先生之大成功也，敢以复贺”（1927年7月5日《申报》），记其“功劳”。这些当事人亲笔信，是吴出卖延年的铁证，作者何以回避？

　　这里，作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抓一点时，又断章取义，三言两语即得出“以讹传讹，谬传至今”的普遍结论。

　　吴稚晖何时给杨虎写信

　　此说来源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沪特别军法处1927年7月5日的特别通稿……文内有“昨已将延年明正典刑矣”一语，照一般理解，陈延年牺牲的日期即为7月4日。而这样的讲法又与吴稚晖贺函中的表述，以及他的公开行程处处相符。贺函称“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表面上是说吴稚晖7月4日获知陈延年被捕的消息。　　

　　这段话的错误：

　　第一，吴在给杨虎信中说“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今日”指听到延年“捕获”之日，作者将吴写信挪到延年被杀之日（7月4日），而且加上“照一般理解”，即大家是这么理解的。如此，吴自然不是暴露延年身份的人了。作者在这里用了偷梁换柱之法。

　　第二，作者说：“贺函称‘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表面上是说吴稚晖7月4日获知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为后文谈延年实际牺牲在6月30日进行铺垫。作者通过延年被杀的两个日期的辨析，来掩盖吴写信的真实时间，用了混淆视线的手法。

　　第三，吴在给杨虎信中丑化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给其画像，意在帮杨虎辨认延年，是吴“借刀杀人”的证据。倘延年身份已暴露，或已被处决，还需要画像吗？这些证据，都与吴的信合拍，证明吴的信写在延年被抓之后至被杀之前，作者为何对吴给延年画像只字不提？

　　本段文字，作者修改吴给杨虎的写信日期，犯了偷梁换柱的错误……（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请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