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论下，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当烈日高悬，飞鸟凌空，自然的万物安居其位，或张扬其勃勃生机，或显出其无情的衰亡交替，然而人于自然界的位置在何处？人又将前往何方？对于这些，我们通通答不上来，身处无言无情的物质世界，唯有人茫然四顾。人似乎无所不能，似乎可以任性猖狂地主宰万物，似乎可以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可是果真如此吗？人真是自由的吗？

虽然自由一词的确切含义难以言说，但至少从字面意义上来看，自由就是“由着自己来”。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很难想象在自己说着违心的话，做着被别人胁迫的事情的时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但从另个角度来看，没有自由就没有理由让一个人为他的行为负责，无论该行为有多么善或多么恶，这岂不是让犯罪份子有了作恶和猖狂的理由了吗？

不过即使是没有自由，人也应当为自己的某些行为负责，下面我们来论证这一点。

没有自由意味着人的一切行为和选择都是受某种因素限制的，要么为内部因素，要么为外部因素。常言道，命运无常，在琢磨不清的命运当中，我们的所思所想，所做所为很难说有哪一个是完全自由的。如果一个普遍的因果律在科学的背景下得以成立，那么人的一切行为和选择就是受制各式各样的因素的，无论是性格也好，家庭环境也罢，总之都是由前因后果决定好的，人没有自由，只有被决定的份。

人需要为促成自己某一行为的必要的内部因素负责。如此以来我们该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作为社会上的人而言，犯了错就把自己行动的原因归结到各式各样的理由上，埋怨自身不公的命运，这是非常可笑的，也是漠视人的尊严的。作为人，至少应该为促成自身行为的必要的内部因素负责，如果某些因素是你自身引起，并且它们也确实是造成一些不好的行为的必要原因，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为其负责。

人应当知道自己的个人情况。一般人如果连自身的状况都搞不清楚，是缺乏为其行为负责的能力的，也是需要社会来协调和提供帮助的。但至少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而言，认清自身情况是一个基本要求。

当人需要为某一因素负责时，人也需要为这一因素所造成的行为和选择负责。负责总是伴随着连带责任，事出有因责任在你，那么其后续造成的一系列结果你也应该为之负责。

如果当事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受到某种因素限制且该因素是当事人实现自我的手段，那么人们将其划分为内部因素。在实用层面上，这样的划分应该是较为简洁明快的，但要细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划分的理由，应该有2方面的考量。从人的尊严上看，说得通俗一点人为自己的分内之事承担责任是理所应当的，否则人不仅失去了自由的余地，在命运的裹挟之下人也将失去其尊严的余地。哪怕对于我们人生何去何从我们无法掌握，但我们至少可以拒斥那些践踏人性尊严的行为。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能力上看，在这样的划分下，影响当事人行为的内部因素是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最有能力去控制和预防的，而对于当事人自己不知情，与其实现自我手段无关的因素，我们往往是鞭长莫及，力不从心的。

在承认以上的这些前提下，我们可以说当性格作为人实现自我的手段时，当事人需要为自己性格造成的行为负责，而对于当事人的教育，背景，个人经历等因素也可以同样地如此讨论。其中的逻辑推理如下：

1. 当事人的性格是限制当事人行为的某种因素，要么为内部因素，要么为外部因素 （由前提1推出）

2. 当事人应当知道自己的性格 （由前提3推出）

3. 如果当事人的性格是当事人实现自我的手段，那么人们将其划分为内部因素 （由前提4、结论1、结论2推出）

4. 如果当事人的性格是促成自己某一行为的必要因素 且 是促成其某一行为的必要因素，那么当事人需要为其负责 （由前提2，结论3推出）

5. 如果当事人的性格是当事人实现自我的手段 且 是促成其某一行为的必要因素，那么当事人需要其性格造成的行为负责 （由前提3，结论4推出）

关于自由与责任问题，康德给出过类似的论断如“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只能把自己看作自由行动的个体”以及“必须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才是自由的”，这确实是一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积极态度。但是在我们为某件事追究某一个人的责任的时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是如何承认这一点呢？一个较为合理的标准是知情且同意。知情是说我知道是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影响了我的言行，比如我的性格，教育水平以及可能某人惹恼了我等等；同意是说我同意我确实是为了我自己来这样做的，比如我可能擅长逢人做戏，让人觉得我颇諳人情世故，是为了让自己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等等。

总之，本文给出了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为当事人追责的一种方案，且即便是在承认决定论的情形下，对于对自身言行知情且同意的当事人追责也是合情理的。或者换句话说出于人的道德和尊严，在决定论看来没有选择没有自由的人，也应当为自己知情且同意的言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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