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丧妻，晚年丧子，42岁遭遇政治生涯滑铁卢，看苏轼如何破局

苏东坡，北宋的一颗耀眼明星，他是大文豪、大书法家，大画家，亦是在儒道佛三界游刃有余的修行者，更是乐观有趣的生活家。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评价他：“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其实在苏东坡幽默逗趣的背后，他一生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

22岁丧母，30岁丧妻，31岁丧父，42岁遭遇乌台诗案，从此不停被贬谪，49岁儿子夭折，50岁又被召回京师，60岁又被贬谪，终于在64岁，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面对命运一而再再而三的无情暴击，苏轼却活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趣乐观的灵魂。

丰子恺先生诗云：

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

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

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

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其实，也是苏轼一生的写照。

正是因为能够对人对事做到“释然”，苏轼才能将跌宕起伏的一生过得妙趣横生，有滋有味。

所谓“释然”，即是放下忧虑和嫌隙，用心享受当下所拥有的；“释然”是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更是一种人生的修行。

佛语：“苦乐随喜，悲喜随缘”。当人回归内心的安宁，不再计较得失，不再挑剔他人，人生便可得圆满，当下即是归处。

1.

对宦海沉浮释然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可谓少年得志，21岁便进士及第，才华名动京师。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看了苏轼写的文章曾惊叹：“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人头地也。”

就这样，苏轼一出场就惊艳了整个大宋王朝。

然而，世事难料，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意外”。

当苏轼准备要在政治舞台上大干一场时，42岁的他卷入了“乌台诗案”，后来死里逃生，被贬黄州。

黄州是今天湖北黄冈，虽不是很偏僻的地方，但终比不上开封的盛世繁华，也没有杭州的绝色美景。曾经位高权重的苏轼，此时也只任一虚职“团练副使”，这对于想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兼又生性爱吃爱玩的苏轼来讲是十分痛苦的。

苏轼并没有因此消沉，过去的荣华富贵，就让它像过眼云烟倏尔远逝吧；眼前的要务，是思考如何过好当下。

既然不能在政治上为民造福，苏轼就另辟蹊径。

黄州地处长江，渔业发达，但商业氛围不浓厚，渔民日益辛劳，也换不了几个钱。苏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曾经在上流社会沉浮过的苏轼，对权贵们的吃喝养生还是了解的，于是，苏轼开始在如何推广淡水鱼上动脑筋。

既然要推广鱼，势必要有一道拿得出手的美食，鱼羹就成了首选，这也成就了苏轼很得意的一道美食“东坡鱼”，其做法写进了自己的文集《东坡志林》中，还公之于世：

“子瞻在黄州，好自煮鱼。其法以鲜鲫鱼或鲤治斫，冷水下，入盐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浑葱白数茎，不得搅。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

有了一代文豪的大力推广，低贱的鱼成为上流社会一道养生的美味佳肴，黄州的渔民再也不用为辛苦打捞的鱼没有市场而发愁了。

除了鱼羹外，还有久负盛名的东坡红烧肉、蜜酒、二红饭等等，都是苏东坡在黄州期间就地取材，自己试验创造出的美食。苏东坡将这些美食的制作方法传授给当地百姓，还专门撰文大力宣传，为百姓增加了谋生创收之道。

其中，流传最广的当属《猪肉颂》，这可是苏东坡专门为黄州的养猪农户打的广告：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东坡在黄州四年零二个月的日子里，为百姓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将自己的宠辱皆忘，一心体恤民间疾苦，曾极力促成黄州育儿会的成立，使救济贫苦人家养婴成为官府定例。当苏东坡离任黄州市，得到了万民相送的礼遇。

惠州是苏东坡建立功业的第二站。

惠州属于现在的广州地区，别看现在广州发展如此繁荣，在宋朝还属于蛮荒之地，只有罪臣才会被流放到这里。很不幸，5O多岁的苏东坡被贬谪到了这里。

苏轼在惠州任“节度副使”，不仅官位低微，并且作为贬官，也毫无职权。“既来之则安之”，在这样的逆境中，他没有抱怨和忧愤，倾其所能，造福一方百姓：

他看到当地民众的插秧技术和工具落后，就绘制插秧船图形，命工匠制造，加以推广应用。

他在香积寺看到溪流落差较大，就设计了水碓水磨，给民众用来舂米、磨面，还研磨香粉。

他看到民众缺医少药，便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

除此之外，他还让惠州的美食荔枝声名远播。

这是他写的《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此诗成为岭南风物千年不变的最佳广告词，至今脍炙人口。

清代诗人江逢辰曾作诗：“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一语道出了苏东坡留给这座城市的荣光！

后来，时运不济的苏东坡又被贬谪到了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这是他建立功业的第三站。

北宋的海南是一个蛮荒之地，被称为“生度鬼门关”。即使落魄这般，他的政敌仍然不放过他，对苏东坡所在的儋州提出了三条“史上最严”的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

在如此恶劣的处境中，苏东坡没有忘记初心，在儋州的三年，努力从事两件事情：

一是著书，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在儋州完成，大量诗词，也已辑录成册。

二是办学，他在这里创办了书院，将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到海南各地。

姜唐佐是当地学堂的一位老师，他一面认真教书，一面潜心读书，可惜屡试不第。

得知苏东坡被贬儋州，姜唐佐便带着老母亲赶来拜师，深得苏轼真传。去应考前，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写诗句：“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

后来，姜唐佐北上参加会试，途经河南汝州拜会苏辙，却得知苏东坡已在北归途中去世。苏辙在哥哥题诗的折扇上补写出后两句“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姜唐佐当即表示不再参加任何考试，回到家乡开办学堂，把苏东坡播下的中原文化火种继续播撒下去。

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琼台纪事录》称赞，“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回望苏轼饱经忧患的一生，不仅做到了范仲淹所谓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且还做到了处江湖之远更忧其民。

苏轼遇赦北归时，舟行江上，白发萧散的他坐于船头，但见两岸万民蜂拥相送，此时的苏轼仍不忘开玩笑：“莫看杀轼否？”

能够历经磨难依然超然平和、谈笑生死，苏东坡算是一位奇人。

正如董卿在中国诗词大会上对苏轼的评语：“在最低的境遇，活出最高的境界。”

2.

对怨愤芥蒂释然，

一笑泯恩仇

对待曾经诋毁和迫害过他的政敌，苏东坡也依然抱有“释然”豁达心态。

苏东坡曾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当初，王安石和苏轼，一个是变法派，一个是保守派。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是一位高调的理想主义者，主张变法；苏轼则知道，无论当时推行的“青苗法”还是“募役法”，终将成为各级官吏搜刮民财的手段。

苏轼年轻气盛，直言不讳，得罪了一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于是，变法派借着“苏轼写诗，暗藏祸心”为由，将他贬到了黄州，苏轼的大好前途从此被改写。

很多人以为，王安石和苏轼是政治死敌，老死不相往来。

那可就小瞧了苏东坡的豁达胸襟，苏轼不但不记恨，王安石退位隐居后，两人还成了相谈甚欢的好朋友。

在黄州贬谪期满后，苏东坡来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看望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

见面之后，苏东坡很郑重地说，“荆公，我有话对你说。”

王安石顿时变了脸色，以为苏东坡要重提旧怨。

原来，苏东坡是劝王安石出面阻止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东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

王安石以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来推脱。

而苏东坡严肃地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

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报国之心又重燃起，厉声说：“我一定向皇上尽言!”

在江宁停留数日，苏东坡和王安石相谈甚欢。王安石甚至还想资助苏东坡在自己家旁建宅，与他结邻而居。

东坡谢绝王安石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东坡后，曾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东坡以光风霁月的胸怀将从前的恩怨尽泯，两位文化巨人终于冰释前嫌。

其实，苏轼后来贬谪惠州和儋州，这里面还少不了另外一个人的“功劳”，他就是章惇。

当年，章惇和苏东坡曾一同赴京赶考，是无话不谈的好友。但后来章惇成为变法派的重要成员，因为政见不同，俩人渐行渐远。章惇被封宰相后，直接将苏东坡视为仇敌，将他一贬再贬。

但官场里起伏莫测，章惇晚年被贬到广东雷州，一个和儋州一样偏远荒僻的小岛。而此时，苏轼已经被赦免，并有传闻说皇帝打算想重新起用他。

大家都以为苏轼会伺机报仇，一雪当年之辱。章惇的儿子章援害怕苏轼会“回报”父亲当年对他的迫害，便写了封信给苏轼，求他放过自己的父亲。

苏轼不但没有趁机羞辱，还安慰章惇的家人，说：“地虽远，无瘴疠”，还将自己求得的《白术方》寄给章惇来预防当地的瘟疫。

苏东坡回信中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意思是：我和章惇认识四十多年，虽然中途我们曾政见不同，但我们之间的友情没有任何变化。

一句“虽中间出处稍异”，让多年遭受的迫害和委屈一笔勾销；一句“交情固无增损也”释怀了当年所有的芥蒂。

有人说，“有仇不报非君子”。其实，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留给仇恨的时间越多，那么留给快乐的时间就越少。放下仇恨、报以善意，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放过自己。

就像曼德拉所说：“如果不能忘记过去的孤苦与不公而怀恨在心，我将仍然在牢狱之中。”

知道爱惜生命的人，懂得对过往的恩怨情仇释怀，用善意爱这个世界，世界也会报以更大的善意。

3.

对贫穷困顿释然

好好活在当下

苏东坡63岁时，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

年迈的东坡南渡北归，可是到了常州，突然病重了。弥留之际，好友维琳方丈在苏轼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意思是：你不是信佛嘛。此时嘴里念叨点，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能去了。

躺在病榻上的东坡却说：“西方极乐世界和我的现世世界是分不开的，如果我曾经用心度过了每一天，那西方极乐世界也存在我的生命中。”

游走于儒道佛三界的苏东坡是真正参透了大智慧的人。他用自己的一生教给世人：昨天已随风而逝，憧憬的明天还没到来，真正属于我们的就是当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将不甘、怨恨、怅惘全都释然，极乐世界模样就藏在用心过好每一天的点滴瞬间。

无论人生遭遇何等坎坷，只要做到宠辱不惊，随心、随性、随缘，相信一切都是生命中最好的安排。

在黄州时，苏轼薪水微薄，衣食不继，朋友送给他一片荒田，这块地位于黄州城东，是一块坡地。苏轼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自此，苏轼变成苏东坡，开始了他的耕读生活。他穿上布衣芒鞋，宛如老农一般耕种，劳累之中，他也能苦中作乐，拿着小棍，在牛角上打着拍子和农人唱歌。

在惠州时，当地人喜欢吃羊肉。而苏轼买不起羊肉，只能买别人不要的羊骨头。买了回去，他用小火慢慢烤，烤完以后，他说吃起来很鲜，有一种蟹的味道。

他还跟弟弟苏辙调侃，因为自己推出羊脊骨私家制法，当地人盛行起烤羊脊骨来吃，结果让等着吃骨头的小狗儿大为不满。

内心坦荡释然的苏东坡像一只永远打不死的“小强”，他总能在逆境甚至绝境中发现生活的有趣和美好，用他的乐观豁达，应对生命里的每一次潮起潮落。

到黄州的第二年，苏轼生活费吃紧，没钱买肉。于是，苏轼发明了一种“咸肉止馋法”：

饭桌旁挂着一块用盐水浸泡过的咸猪肉，每每苏轼的儿子苏迨苏过想吃肉，便望一会肉，扒两口饭。

有时，苏迨苏过望着猪肉不眨眼时，他家的乳母任采莲会说：快扒饭呀，不怕咸啦？

有一次，苏过告发哥哥苏迨盯着咸猪肉看了好几眼，乳母就说：不管他，咸死他。

结果，全家乐得喷饭，坐在饭桌一旁的苏轼也哈哈大笑起来。

生活中不管经历过多少艰难，有过多少伤痛，苏轼可以做到释然，随遇而安，无往不快，于生活细微处发现每一处小确幸。

就像他在《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写的：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

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庄子所言天籁本身无贵贱之分，关键在于人的心态和精神境界的高下。

愿我们一个人都能像东坡居士一样，具备至刚至大的浩然正气、释然豁达的胸怀，在任何境遇中，都能泰然处之，享受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