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汶川地震的反思：从一篇10万＋的作品谈起

今天是汶川地震13周年纪念日，大部分的媒体报道也倾向于对比性报道。基本的思路也是按照时间的跨度，追溯昔日的名人今日又在干嘛；社交媒体也广泛地传播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关人事。历史人们并没有忘记，但对于历史的反思却很少有人去做。看了多家的媒体的相关报道，我最中意的还属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13年过去，北川中学的蜕变与涅槃》（微信公众号）。

这篇文章是2018年首次发布的，但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它是有反思的，其阅读量也是超过了 10万。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旧闻是不能算作新闻的 。但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却凸显了它的新闻价值。

2018年，刊物的记者曾前往北川中学进行探访，以纪实的手法叙述了这座饱经沧桑的中学。文章没有停留在对地震的血腥描述，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真正反思灾后一段时期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文章既描述了北川中学灾后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也关注到了受灾人民劫后余生的一些复杂心理感情。如作者在文章中叙述“这位当时年仅17岁的少年，以为这个世界是善意的：别人对他嘘寒问暖，他愿意对别人掏心掏肺，别人对他许下各种承诺，他信以为真，最后却发现自己被骗了——很多人在某段时间内频繁出现后就永远消失了。”

灾后北川中学：图源自三联生活周刊

对物质生活的关注往往最容易通过感官来察觉，也来得更为实际，这也是那些爱图虚名之辈乐于去干的事情。惟其如此，他们才能拿出所谓的大米、粮油拍几张照片来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认为自己和别人是一个生活圈子里的人。诚然，物质帮助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往往又是有限的，一个人再怎么厉害，他的胃就那么大，吃饱了就再也吃不下了。相反，他们可能会因为物质的过于充足而使精神变得更为空虚。房子尽管很大，但在灾难面前，我又何其渺小，谁能与我对抗这个天灾？

还有一点就是心理帮助真的很难。它往往需要更长的周期、更强大的耐心和责任心。人们幼时的恐惧、害怕、忧愁等心理会一直伴随着少年，甚至中年，乃至一辈子。多年以后，甚至还会因为旧时的心理创伤而影响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这一点，很多心理研究也早已讲述过。爱图虚名者不屑于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只会扔下东西，甚至没有问过那些人到底真正需要什么，最后蹩脚地拍几张照片扬长而去，甚至以此作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资本。

弗洛伊德

13年前，我还是个四年级学生。那天是节音乐课，教课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先生。他大喊地震了。然后我们一个班的人全部从2楼跑到操场，甚至在奔跑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东西。全校100多人或站、或蹲在操场上，看着河道两旁的山顶上碎石滚落。老师们眼神惊恐忧虑，低年级的学生因为不能上课而在操场无聊地画圈。我们连着两个夜晚在操场上睡觉，无人伤亡也是我多年以后才理解的含义。

那天过后，所有的新闻都是关于地震的。看着那些悲惨的画面，我幼小的心灵受到震撼，竟然会有一些后怕，甚至一个人的时候会冥想：倘如自己那时就死去，或者父母出事，那么他们或者我会如何面对对方呢？那时我理解的死亡就是无法相见。电视滚动着播放新闻，每天的伤亡人数也在更新，汶川这个名字在我心里比成都更重要。

后来学校组织捐款，大体意思就是号召大家捐钱，没有钱的捐饭票也行。那时的捐款我也没有见到所谓的公示，只祈求自己的饭票和钱能尽快送到灾区，甚至还会设想他们拿到钱后开心的样子。那时的我算上饭票才共10块钱，交到班主任的时候也是很珍重的，甚至有种慷慨赴义的悲壮。当然，这种悲壮是对于灾区的同情，而不是心疼自己的钱。那一周，我虽然饿了肚皮几天，但内心却很开心，认为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甚至觉得伟大。我那时的想法就是，我那么小，去做伟大的事太难了；现在有机会，去做正合适。

后面也有对遇难同胞的默哀，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在炕上看电视，到了默哀时间，自己就直接在炕上站起来低头默哀，脑子一片沉重，和电视的画面一模一样，大概没人会知道一个小屁孩竟会在自己家这样默哀。

那个夏天基本上是断断续续地上课。学校后来发了一本书，就做《抗震救灾 英雄少年》，里面讲述了差不多50多位少年的英雄事迹。印象最深刻的是林浩，他的题目是《因为我是班长》，除了佩服他年纪小可以做这么伟大的事，还有一点就是朋友们说我很像他。我自己有时瞎想，或许真的很像。

右1：林浩

那时的我也不知道范跑跑是何许人也，每天都被老师爱护学生的事迹所感动，为他们的舍命感到敬重和惋惜。关于范跑跑的消息也是我多年以后才知道的事情。对于此观点我不做评价，网上有很多评价，各种访谈辩论也很多，最近也会偶尔蹦出来几个。

回归到这篇文章的初心，我最想谈的还是心理教育和相关的建设。如何重视少年教育，尤其是心理教育，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后儿童心理的疏导问题。这个单凭学校是无法完成的，依赖于专业的社会组织。同时，灾难教育中发挥榜样的力量也至为重要，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抗震救灾 英雄少年》这本书很不错，重要的是他来源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