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云 | 莫拉尔小姐（连载五十五）

人怕病，就怕人说有病；人怕鬼，就怕人说有鬼。

马拉民就被人说中了有心病，就被人猜出了可能要闹鬼。

那个人是牛阳，就是牛津副省长的儿子，新近已就任美术出版社社长。

那天牛阳来家欲请杜静参加人体艺术表演，给马拉民说了几句：这两家人合住在一套房子里，白天开开门算是两家，晚上关上门就成了一家，如果逢恰一家男的和另一家女的都出差不得回来，那另一对男女“想在床上就在床上，想在沙发上就在沙发上，想在客厅的地板上就在地板上，颠鸾倒凤，通宵达旦地干……”，这可怎么得了呢？如今哪里还有“坐怀不乱”的人？这世上男的和女的千千万万、万万千千都没“成事”，恐怕一是没有缘分认识，二是认识了又没有那样的机会，一旦有了机会，还不是一转身、一对视、一伸手、一拥抱就“成事”了！男女这些事，说复杂就复杂得很，说简单有时就简单得跟“一”一样。他记得早年家乡剧团有个团长，一次到一位常演《春草闯堂》中女主角的情人韩小云家中去闲聊。女演员只住了两间平房，屋外房檐下搭了个小棚子做灶房，这一会儿她婆婆正在门外小棚子里锅台上下饺子，那团长把韩小云拉到了门背后，“事”完了，婆婆还在给饺子锅里点第三遍水呢！

马拉民就这么胡思乱想着，脑子里一团乱麻好像拧成了一股绳缠绕着他，而且越捆越紧，竟阵阵发痛！他有时也想过不去想它，自己能娶杜静那是万幸，自己啥条件嘛，还能要求对方贴心贴肉？他记起了近些年企业改革中流行的一句话：“不求所有，只求所在。只要所有权是我的，管它呢！”这么一想，精神轻松了许多。

但这种轻松转瞬即逝。

这块心病弄得他心神不安，连开车时精力都不集中了。一次，他正拉着沈尚清副主席去地球人大酒店开会，却突然想到“这两个老同学这会儿会不会正在客厅的地板上……”，一走神，车子差点儿钻进前面“东风”牌大平板车的屁股底下，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但身上的“汗”一干，他就趁着等沈副主席在开会的一两个小时空隙，偷偷把车开回家属院，蹑手蹑脚上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了房门。然而，杜静和铁新都各自在自已家里写作。“你回来干嘛？”杜静问，连头都没抬。马拉民撒谎道：“我……我取身份证，单位办医保卡要核一下。”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本应是马拉民希望看到的，但他又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一种“扑空”的失望。唉，有病呢！

“扑空”令他安静了几天。但脑子里那根绳子疙瘩并没有解开，还时不时地缠绕着他。他仍在寻找那对老同学可能“那个”的蛛丝马迹。“不对火，他们常一块出去：到壮阳公司参加二期工程竣工典礼，是一块去的；到美都化妆品公司总裁夏娃那里领电脑，是一块去的；到水云庵看小尼姑常月，是一块去的，几天前到省体育馆看人体艺术表演又是一块去的；今天又说是一个作家死了，二人又一块去吊丧，半天了还没有回来……唉！不对火，得想个法子试火一下，考验考验他们，看是不是像杜静嘴硬说的‘真金不怕火炼’！”马拉民开始在想歪点子。

今天，杜静和铁新确实结伴去了省城百多里外的东山，因为一位同行昨夜在那里上吊自杀了！

这个亡灵就是阚珂。

阚珂生在大青山里，小地名叫野猪坪，如今各地都在搞旅游开发，为吸引游客，县上把“野猪坪”改成了“明珠坪”。这里有三道山梁几乎是平行向西南伸去，只是中间那道梁越延伸越低，最后竟“断”了，于是，在南北两道梁之间形成了一个并不怎么平的“坪”，大概有二三十亩大。 上世纪中国遭遇“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很多地方都饿死了人。为活命，阚珂的父亲偷了公社地里一背篓红笤，被批斗了一两年，后来喝老鼠药死了。很快，阚珂的姐姐和未满周岁的弟弟相继饿死了，只有他和母亲披着“贼皮”留在这孤独的山庄上。

上小学、上中学阚珂的学习成绩都不太好，数学考试多次不及格，只是因为爱看小说，作文还写得不错，颇得语文老师赏识。但因老母亲供不起他上学，他高中没念完就回家务农。

他发愤读书，发愤写作，25岁时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两三万字的中篇处女作《孤独的山庄》，写的是他和父母的苦难，催人泪下，当时还只是省作协副主席的廖陆渊，看上了这个文学青年，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赞扬这篇作品；廖陆渊升任省作协主席后，便把阚珂调到省作协变为专业作家，并兼任作协会刊的版面编辑。

但廖陆渊怎么也没有想到，阚珂这个文坛上的“小矮人”令他极度失望。

阚珂调入省作协后，心里并没有走出“孤独的山庄”，不知怎么回事，他不跟任何人来往。他一年不给人写一封信，当然也就很难收到信。他不愿参加任何会议，当然更不可能去主持会议，他从不赴宴，当然也从不请客。他从不谈恋爱，当然也就打单身至今。好心的同事们曾给他介绍对象时，常常是拽着他的胳膊去同姑娘见面的，介绍人一走，他便一言不发。有一次一位泼辣姑娘硬拉着他到公园里去散步，他仍不说一句话。姑娘问他“你怎么不说话”，他好不容易憋出一句：“你见过狼没有？”女方气得一甩长辫子走了。为此，多事的人曾在背后议论说：“阚珂到底是不是男人？”李二卯出来作证：“绝对是男人，我在厕所里见过！”

阚珂还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理念，他认为世界是混沌的，任何人都没有必要把世界分得那么清。因此，他对汽车只能分清卡车和轿车，根本不关心什么是“奔驰”、“宝马”，什么是“东风”、“解放”，还不都是轮子在公路上滚？他对人也只能分清个老少，至于男女他说也分不清，“还有两性人哩！泰国还有人妖哩！谁能分得那么清？连国际奥委会搞性别鉴定时都很作难呢！”至于是好人还是坏人，他说更分不清，“这个朝代说是好人，换个朝代又说是坏人；这个领导说是好人，另个领导上台后又说是坏种，怎么分得清？就不要去分它，世界就没事了！世界常不安宁，就是因为有些人硬要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廖陆渊在世时，曾严厉批驳他这个观点，但阚珂哪里听得进去？只是不犟嘴罢了。

灰色心理，产生灰暗的作品。阚珂十多年来发表的十几部中篇小说一一他还没有发表过长篇小说，光题目就叫人感到喘不过气来，除处女作叫《孤独的山庄》外，还有：《高楼上的十八层地狱》、《爱在黎明前死去》、《那女人要是不长乳房该多好》、《金钱该判死缓》、《我不该活到四十岁》……为此，作协的老主席赵金山、副主席高铭、评论家苟安星等人，都找他谈过心，而他什么也不说，只是摇头。

创作的路被自己堵死了。近年来，阚珂没有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过一篇作品。在一次会议上，省作协主席孔繁仁未点名地严厉批评道：“我们作协机关里有少数专业作家，拿着人民的钱却多年没有发表一篇作品，还老嫌社会不公平、工资低、住房小……一天装得可怜兮兮的！我们要问这样的人：你在抱怨自己没有新鞋穿时，为什么不想想有的残疾人还连脚都没有呢，人家不是照样活下来了吗？你为什么就不想想：都是一个太阳当头照，都是一个党在领导，都是拿笔在写作，人家著作等身，你却著作寥寥？人家成了百万富翁，你却拿着文稿乞讨？自己不该好好想想吗？牌桌上现在流行着一句话：自己手气背，不要怪社会！我要问这样的作家：到底是社会对你不公，还是你对社会不公？你尸位素餐，占着马桶不拉屎，每月却按时去签名领工资，不嫌脸红吗？40郎当岁，还不到养老的年龄嘛！对这样的人，作协要改革，当初哪里来，现在就哪里去，双脚落到地上重捧泥饭碗，就不会再有人在文坛上当混世魔王了！”

孔繁仁没有点名。矫世坤以为阚珂这个“憨蛋”没有听明白，会后就给这个“文坛上的闷锤子”点拨：“老孔那是砸你呢！我看，你要么背铺盖回乡去；要么就提刀去找那家伙算账！”阚珂瞪了矫世坤一眼，矫世坤吓得缩脖就走。

这天夜里，阚珂在火车站铁路边转了一夜。第二天，他用古文体写了一份辞职报告，请求退出作协，回乡务农。孔繁仁当即就批了。不多天后，阚珂就告别了省作协给他分的那间不到10个平方米却足有50年“房龄”的平房，回到了老家那三间石板房里，回到了多病的老妈妈的身边。然后，那就是昨晚……

昨晚的消息震惊了本省文坛，省作协有一批人要去东山悼亡灵。

铁新和杜静到作协时，大巴车已停在院子里，车上已坐了好几个人，像王赫男、高铭、苟安星、任仁、张筱梅、田梦、乜也、梁君等。秘书长刁小婵还在车下招呼其他人上车。

大家没有见到作协主席孔繁仁。孔繁仁得到阚珂上吊自杀的消息后也曾大吃一惊，也有些难过，他没想到这个已到中年的光棍作家会连这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他这么一“挂”，无疑会把我老孔放到炉子上烤，反对我的人又有了文章可做。于是，他想淡化这件事，提出作协的人都不要去吊唁了，只派李二卯送个花圈去“代表”一下；再给那个孤老婆子万把块钱，让她别到省上上访就行了。老主席赵金山以及党组书记王赫男、副主席高铭等人不同意。不知事情怎么还传到了省委宣传部部长强怀舟那里，他指示：批准阚珂辞职回乡的手续并不合政策规定，阚珂仍属国家职工，他的后事应按国家规定办理，对他的老娘要按月发给抚恤费。强部长还派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华文丽代表他前往吊唁。孔繁仁十分尴尬，称“肚子痛”不能前往，让李二卯拿公款买了个花圈，自己在挽带上写下“阚珂千古 孔繁仁悼”八个字，托李二卯前往献上。

杜静已上了大巴车。铁新正要上车时，老主席赵金山却拄着拐棍赶来了，雪地上留下他一深两浅的“脚印”。王赫男、高铭、华文丽、杜静、梁君赶紧走下车来，苦口婆心地劝老主席不要去了。赵金山拄着棍子，已开始落泪。

这个白发人最近身体不好，心情更糟。他那《中国文学五十年》一书出版后，“花腔杂文家”颛孙宝在《文学报》上发文说赵金山是中国文坛上最大的“歌德派”，只能领“歌德奖”。令白发人气愤的是，颛孙宝自称对这本书他只看了不到10页，但却抡起大棒讨伐。为此，强怀舟部长找赵金山谈了半天，鼓励他耐住性子让时间和人民来检验。白发人心里刚平静了一点，谁知网络美女仇华公开在网上发帖子，说无比敬仰赵金山，要求嫁给老主席，至少接受她“一夜情”，还帖上了十几张裸照。赵金山想到不予理睬也就罢了，但有多事的网民说：“赵老头子万分想和仇华来个‘一夜情’，可惜老了，有锅盔没牙！请我‘代耕’吧！”“我到美国去给你买‘伟哥’行不？”一批记者蜂拥上门采访，追问事情的进展和他对那女孩的态度；更有一家地摊报的记者报道说：“本报独家报道：据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中年男子透露，他昨晚发现一个耄耋老人从地球人大酒店走出来被人接走大概半小时后，网络美女XX也从这家酒店走了出来，一闪身钻进了‘宝马’，风驰电掣般开走了。那戴口罩的耄耋老人到底是谁，引起公众很大的兴趣。”赵金山欲哭无泪，一下子就病倒了，近两天才好一点。

在王赫男、高铭、刁小婵、铁新等人的劝说下，赵金山答应不跟车去南山，只对王赫男、高铭说：“人死万事休，我不想对亡灵说什么，只给阚珂他的老娘捎句话：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并把这5000块钱捎给她。”王赫男接钱时落了泪。

汽车出省城后，沿着新修的高速公路向东行驶，不到一个小时就跑完了80公里，到了大青山下。这时，高速公路撇下通往野猪坪的简易公路，骄傲地钻进一处灯火辉煌的双向6车道隧道，留给简易公路的是坎坷、泥泞和冷清。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颠簸，终于走完了十多里的简易公路，来到了野猪坪。阚珂的家住在一个高台子上，车只能停在台子下面，王赫男、高铭一行只能沿百余米的羊肠小道来到阚家。

这算是一个独户一一也许就是“孤独的山庄”。三间低矮的石板房前，有一块似3间房基大小的麦场，场外长了一棵盆口粗的不知名的常青树。大概在树龄较小时，阚珂的母亲就在树身一旁迤逦出来的枝条上搭服、晾晒红笤藤等，终于把树压歪了，成了村里有名的“歪脖树”。而阚珂小时候在树下写作业，成年后在树下写文章，他便给树另起了名，并用刀在一人半高的树身上刮掉了一尺多长、三四寸宽的树皮，刻上了树名：文学树。如今，虽然被刮的地方变黑了，刀刻的地方也长起了一些棱棱和疙瘩，但“文学树”那三个字仍清晰可辨。

昨夜，阚珂就吊死在这棵“文学树”上！

阚珂的遗体还停在麦场中间支起来的一块门板上，村民们已在门板上面搭起了一个塑料布篷子。当地风俗，认为人死在外面，遗体就不能进家停放。村干部说还正在跟村中一位老寿星的家人“谈判”，想买他的“棺材”给阚珂用，老人满口答应，而他的儿女们却还没有想通。

人群一阵骚动，说阚珂的母亲又晕死过去了！王赫男等几位女同志立即冲进石板房，杜静抱住老人，让老人的头靠在她怀里；王赫男伸手掐住老人的人中；田梦接好一杯水等着：“文坛傻大姐”乜也和女诗人张筱梅在给老人捶背。好一会儿，老人醒过来了，念叨着：“我要拿我的老命到阎王那里换回我的儿子！他还没娶媳妇呀！”

三间石板房，东头有老母一张床；西头则是阚珂的“卧室”，内有一张木床、一张条桌、一只看已陈旧但从未油漆过的大立柜。

高铭、苟安星、铁新、梁君等人走进了西头那间房，首先映进眼帘的是条桌上摆得很整齐的3撂书稿，每一撂差不多都有半尺厚。3撂书稿的第一页都写着《孤独山庄》，但又分别写着“上”、“中”、“下”个字。高铭立即说：“这可能是阚珂把自己早年发表过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拓展成了分上、中、下三部的百万字长篇，只是还没有出版。这足以证明，这些年来，阚珂同志并没有‘占着马桶不拉屎’啊！”

“高主席，你看他这书稿下好像还压着一封信。”铁新说。他随手抬起书稿，抽出了压在底下的一个硕大信封，高铭立即接手抽出信封内的张信纸，抖开一看，只见一张约三四尺见方的白纸上写着一首诗，题目是《绝笔》：

深山少暖日 人间多升沉

秀笔无风雷 文坛有你魂

把水问青天 万籁却俱静

横笛无吹时 莫未问亡灵

写得好啊！”苟安星惊呼。

“‘把水问青天’是不是‘把酒问青天’的笔误？"铁新问道。

“没有笔误，就是‘把水问青天’！”苟安星肯定地说。“家徒四壁，阚珂哪有酒可把？只能‘把水’啊！”

“老苟的解读没错。”高铭说。他随即又抖开了信封中的另一张纸，也有四五尺见方，上面用墨笔写着花生米大小、字体极其工整的小楷，只见：

多余的话

死就死了，临断气还需要啰嗦一阵吗？要！因为另一个世界是无声的世界，连鬼都没有，有话说给谁听？

廖陆渊主席生前有很多至理名言，但他有一句话说错了：“人活着是多么美好！”这话真的错了！我要说：“人活着多么丑恶！”但愿我这话只适合于我一个人。

“文革”那10年，我写不成东西，“文革”后，我好风光地调入省作协成了专业作家。可“文革”的破坏太大，流毒一时也不易速肃清，为作家服务的人太少太少！我没有房子，只住在院子里墙角下的库房里；我没有写字台，供我伏案的实际是支起来的一张床板；我没有台灯，昼夜照明的是吊在半空里一支40瓦的灯泡子；我没有任何职务，连个副科级都不是。犁上没有，耙上没有，我算个什么玩意儿？算个什么东西？只说要我们做国家的主人，做文坛的主人，做作协的主人，我有条件做吗？好可笑！

我的确在省城的街头上乞讨过一次，是的，我学白狐拿着书稿在街头乞讨，希望讨到十万八万元，把我的长篇小说《孤独山庄》出了，出版社让我自费出版，上、中、下三部，刊号费至少得交5万元，自费印刷5000册，费用至少得8万元！我罗雀掘鼠，仍无济于事，只有乞讨！听说有钱人请一来桌官员就花几万，甚至几十万元，他们打一次牌就可能输二三十万元……可见，他们若少请几次客，少打一两次牌，就可以帮我这个穷作家把书出了，可谁给呢？无奈，我只好乞讨，这也是“不要脸”？为什么对卖淫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乞讨？“给作协丢人”？作协是一方圣土？哦？没有贪污？没有受贿？没有吃请？没有乱搞？姑且认之！那我有过吗？“乞讨是为炒作，是为成名”？以为有人为“炒作”在街头裸奔便断定所有的作家都会裸奔？周立波《暴风骤雨》里的“赵光腚”是那个社会逼的呀！我本以为文学乞讨就跟武训为兴学乞讨一样不丢人，但我犯了个鲁迅笔下祥林嫂的错误：以为只有冬天才有狼！

“尸位素餐”？生不逢地的山里人，终年从早劳到黑，从春热到秋，却遭春旱秋涝、风摧雹砸，外加野猪啃噬、鼠雀糟蹋，到头来有春花、无秋实！能因为你来山里视察时没看到农家屋檐下吊满苞谷棒子就羞辱他们这一年是“尸位素餐”吗？就是“占着马桶不拉屎”吗？好了，我走，给你们腾马桶！

我最对不起的是老母亲！她生养了三个儿女，现在三个都先于她走了！我本想走到她后边，但我不知要等到何年，所以就先走了，我这一生实在对不起她老人家，而人又没有什么“来生”，哪里还有报答她的机会？我只好请求县委书记和县长，着人把我老母亲接到县上敬老院，让她托慈善之福颐养天年！

请王赫男书记、高铭主席以及把阚珂当人看待的苟老师、任老师、铁新、杜静、田梦、乜也、梁君等等同仁，把我清理出来的这三摞书稿，连同我这行将就木的俗体一同装入棺材，埋入坟墓！

明天的亡灵 阚珂

壬午年 残冬

“这书稿绝不能埋掉！”任仁擦着眼泪说，“哪怕我们这一帮作家集体上街乞讨，也要募够资金，把《孤独山庄》出了！”

“老任说得好！乞讨，我算一个！”苟安星说着，还挥了一下拳。

“看来，我这个党组书记很不称职！”王赫男内疚地说。“这几年，我从未和阚珂同志谈过心，从未来过这孤独的山庄！我这个书记对他了解得太少了！他的走，我们作协领导多少都有些责任！”

“谁说不是！”高铭也自责起来。“这些年，阚珂在作协住的破房子我倒是进去过，有一次想找他下棋，他说不会下；还有一次想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他摇摇头。老孔批准阚珂辞职回乡时，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不想和老孔说话，便没阻挡。我若有‘文死谏‘的精神，阚珂可能就回不来，也许没这场事。唉！”

“我看这些话都别说了。”苟安星整了整带“天线”的毡帽。“我向来认为，除过被歹徒害死之外，一个无辜者悲惨地离去，往往社会责任大于个人责任，这不是某一个人的罪孽，而是社会的缺失！你们不要给我扣反党的帽子！这基金，那基金，文坛有出版基金吗？这投入，那投入，给文学的投入在哪里？我们靠民营企业家夏海捐资建文学馆，现在只留下一个‘文学大坑’在工地上，谁来管？有些衣冠楚楚的大领导，已住着两大套各在两百多平方米的豪宅，还在单位抢分到首大套房；有的官员和企业家，孙子刚呱呱落地就给置下了单元房甚至别墅，而我们有些作家还不得不两家合住在一套房子里，两口子夜半做爱都不敢痛快地呻吟几声，害怕隔墙的两口听见！”他说的本是个笑谈，大家听了却心酸得笑不出来。评论家继续“评论”下去：“官员们经常拿公款出国，报上说连南斯拉夫地区奶牛场的牛都已认得中国一些官员，而咱们的同事阚珂竟没有一间可供写作的陋室！我不想说了，怕气死了都没人送花圈。”

正在这时，村民们已把村中一位老寿星备下留用的“寿材”抬来了，一阵吆喝，一阵哭声，阚珂的遗体已装棺材入殓。村干部安排好的“八仙”已到坎下去“做井”。秘书长刁小婵提出把坟安在屋场前面是不是不太好，胡子拉茬的村主任解释说：“这，你们城里人不懂。把坟安在屋前，是‘人撵鬼’；若把坟安在屋后，就是‘鬼撵人’。只能是‘人撵鬼’嘛！”

王赫男对高铭说：“老高，你看这室外灵堂只有些许花圈，连一副大的挽联都没有，你和苟老师、铁新等人快拟一副吧，让杜静书写出来，她是咱们中的书法家嘛。”

“说的是。”高铭让李二卯找出纸笔，和苟安星、任仁、田梦、铁新、乜也、梁君、张筱梅等人围在屋檐下，你一句，我一句，共同拟了一副长长的挽联，交杜静写就在白纸上，贴在石板房的大门旁。只见一一

城中斗室 笔耕不锻 有春花 无秋实 皆因圈子风不正

山庄板房 墨迹未干 书稿在 斯人去 天着侪辈悼亡灵

“‘圈子风不正’这句话，有人可能要挑刺！”任仁忧心忡忡地说。他自小说《少女情梦》出事后，已有些胆小怕事。

“不怕！”苟安星冒了一句。“如今不同‘文革’那阵儿，现在不抓辫子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说了就说了，高官们啥恶水都喝过，还能没这一点肚量！”

喇叭声骤然响起。“八仙”们一阵咳喝，棺材被抬起。就像棺材里亡灵短暂的人生却走的是一条坎坷路一样，从门前麦场到墓地不到百米的路程，“八仙”们却吆喝着走了半个多小时。村民们在落泪，小溪在呜咽......王赫男、刁小婵、杜静、张筱梅、田梦、乜也等从来没亲眼看见过棺材下葬，吓得不敢睁眼，只管相互抱着痛哭……

作者简介：

沈庆云，男，笔名为沈恨舟、江父。陕西省商南县青山镇龙门村人。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函授本科学历。高级记者、作家。曾任陕西日报社政治理论部、政治法律部主任，陕西省新闻专业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西安市商南商会名誉会长。1995年，荣获“中国法制新闻宣传百佳记者”称号。正式出版有长篇小说《莫拉尔小姐》，散文集《大地萍踪》，理论专著《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与陈四长等合作），新闻专著《新闻编采自我谈》及《墨迹与足迹》，法律专著《新生答问录》（与妻子吴瑞云合作）等书。在全国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数百篇（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