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人情是笔债，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情愿人占吾便宜，断不肯吾占人的便宜。
——曾国藩格言

明代杨继盛曾经在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子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过。”其中，他就提到了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要占人家的便宜。这句话蕴藏着老人对人性的彻悟，蕴藉着丰富的人生奥义。

曾国藩对于占便宜一类的事情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那些少则数百、多则数千施恩于我的人基本上都是另有所图，这些恩惠不过都是钓饵耳。将来万一我做了总督或者学政，不理他们吧，失之刻薄，理会他们吧，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做官的8年时间里，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也不肯被人占半分便宜。从他的书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他在北京做官，对家庭有些接济，但由于经济紧张，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后来回家又需要几百两的路费，他感叹“甚难措办”。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想着通过占别人便宜来宽裕自己的生活。

在曾国藩京城的寓所里，看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即便只有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还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他绝不保留其他东西。

曾国藩深知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很容易产生骄傲和奢侈两种坏习气，因为他也曾不知不觉中奢侈起来过。

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曾国藩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为了表示他清廉的决心，曾国藩还说：

“在几个弟弟中，我对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刻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我自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成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到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绝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志，决不凭做官发财，决不留钱给后人。如果俸禄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用来救济贫穷的亲戚，这是我一向的愿望。”

俗语说，“人情是笔债”。你占了别人半分便宜，你就欠了别人半分人情，而这人情是必须回报的，而这回报就有可能破坏自己的原则，危害自己的利益，得而不偿失也！另外，如果一个人从一次占便宜中尝到甜头，一而再再而三地占便宜，就容易给人落下把柄，受人牵制。所以，我们要修身养性，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得有半点占便宜之心。

从古到今，清廉的官员大有人在，而他们都秉承着勤俭持家、不贪图钱财、不占人便宜的传统，从而留下廉洁的美名。

春秋时期，鲁国的季文子官居宰相，生活十分俭朴。他的全家老小都不着绸缎，而只穿布衣；他家的骡马不喂粟米，而饲以青草。有人讥之为“吝啬”，季文子答道：“我何尝不愿穿绸着缎、乘车骑马呢？可眼看着黎民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心中不安啊。我只知道用自己的高风亮节为国家赢得荣誉，没听说用自己的美妻良马能给国家带来荣光的。”这样，原来讥笑季文子吝啬的人，也开始模仿季文子的做法。当时，受季文子的影响，鲁国上下崇俭戒奢，蔚然成风。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更是事奉节俭，力戒奢侈。

诸葛亮官居蜀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仅存钱８００铢、田１５顷，作为妻室儿女的生活来源。他本人的衣食用度，由朝廷配给，俸资之外，分文不取。更为难得的是，他在暮年立下这样的遗嘱：“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

据史料记载：“及卒，如其所言。”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话已成为千古箴言，被后人奉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生在世，要想有所作为，与人交际时就不能占人便宜，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这样才能保持头脑时刻清醒，做到无欲则刚，拒绝诱惑，而不会轻易失足。正是依据这种“不占人半点便宜“的处世哲学，曾国藩才做到了无欲则刚，处处拒绝利的诱惑，而终成一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