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晋天

银川一中入伍到骑兵第二师的部分同学，右起前排王晋天、阎世雄、曹益民、王诚；后排梁聪美、庞军、刘志明

1968年2月，我从银川一中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幸成为钢铁长城的一员。在18年的军旅生涯中，经历过军事训练、战备施工、开荒生产、边防巡逻、矿山挖煤、驻地营建、农场种植、管理学员、选飞外调、接兵送兵等工作任务，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步兵所从事的各项工作任务我基本都经历过。然而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又引以为豪的则是那一段边防生活。

拉练集结

1969年11月，我部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由骑兵改编为步兵，并从甘肃临夏市洪水沟营房移防宁夏。我所在的五十九团一营进驻贺兰山南端西麓的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至三关口一线，一连驻扎巴音浩特，二连驻扎腰坝，一营部和机枪连驻扎长流水，三连和炮连在上木井子（厢根达来公社驻地）驻扎，在这儿我们开始了步兵五大技术和“三打三防”为主的军事训练。我当时在三连一排任一班长。

1970年5月中旬，我连奉命到阿拉善左旗所在地巴彦浩特镇集中，准备执行新任务，随即连队打起背包，全副武装开始了我入伍后的第一次徒步长途拉练。从连队驻地到巴彦浩特镇100多华里地，全程都是石子搓板路，第一次步行这样远的路程，对骑惯了军马的每个干部战士及新兵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从驻地出发时由于对拉练的新奇大家还有些莫名的兴奋，个个精神饱满步履轻松。然而一路枯燥的行军及石子路面对脚底板的摩擦，冲淡了对拉练的兴奋，中途便步履沉重精神萎靡，全然没了开始时的精神状态。不少战士脚上打起了水泡或血泡，走路一瘸一拐，背上的背包枪支手榴弹也感觉越来越沉重，似乎要将整个人压垮一样，行军速度明显慢了下来。连队行至腰坝（巴伦别立公社所在地）时是下午5时左右，全连便在这里的一所学校住宿了一晚，并对脚上的水泡血泡进行了简单处理。

如今的阿拉善左旗夜景

第二天起床吃过早餐后，连队继续行军拉练，下午到达目的地——巴彦浩特镇，我连被安排住到了阿左旗第二中学，班排住在大教室里。连队将在这里进行为期半个月的休整学习。上级领导对我们上边防的一、二、三连集中进行了部署动员，我们这才知道了我们的任务，即接替边防营在中蒙边界守边三个月，边防营撤下来进行整训。

上边防的干部战士学习了有关边防斗争的方针政策、基本常识性和注意事项，相关部门领导和边防营的同志还介绍了边防情况，从而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守卫国境的重要性和责任感。

接防哈站

5月下旬，我营一、二、三连乘坐部队军用解放牌大卡车前往中蒙边境的边防站，虽说乘车比步行轻松，但由于路途远（距边防站近800华里），路况又不好（石子及沙土路），一路颠簸使人晕车呕吐非常难受。行至巴音淖尔公（毛道）时已近黄昏，部队在此休息了一晚，第二天继续行进至下午到达边防站。

一连驻银根边防站，二连和营部进驻哈日敖日布格边防站，我们三连进驻哈日苏海边防站。

一到边防站我们一班即被车拉到位于边境线与边防站之间的前方观察哨所驻扎，到了哨所还未安排妥当，连长又派摩托车接我回去与即将撤下的边防连进行篮球友谊赛。篮球场非常简陋，在戈壁沙滩上用红胶泥铺的球场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跑在上面不小心都会崴到脚，更别说施展带球过人等技术。两个篮筐倾斜不平还一高一低，再好的球技也无法施展，比赛结果可想而知，打完球又将我送回哨所。

哨所距离连队10余华里，距中蒙边界不足10华里，与连部的联系全靠一根电话线。离哨所不远打了一眼很浅的小水井，水又苦又涩，吃水时两人抬一个大铜瘪子（蒙古族人盛水用的器皿）去打水。为便于隐蔽，住的宿舍是在一座小山包脚下挖的地窝子(有门无窗)，睡的是地铺，睡觉做饭都在里面。

有一条半人高的交通壕直通山顶经过伪装的观察哨位，不熟悉的人很难发现这儿。哨位上有一架高倍望远镜，通过它可以看到边界对面山脚下的地貌，要求昼夜不间断地观察蒙方动向。同时还配有一只马蹄闹钟和一个记录本，以便随时记录边界对面发现的点滴情况，并及时通过电话向连队领导报告，之后层层上报，这就是哨所唯一的任务和职责。

哨所的生活单调枯燥，却也充满惊险和紧张。白天除了值班的战士在哨位外，其他战士都在地窝子里不能随便出来，以防被人发现暴露哨所位置（虽然不会有人出现）。在地窝里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如扑克、象棋等。到了做饭时间里面烟熏火燎又闷又热（烧柴）更是难受，由于不通风虽然门开着，依然起不到降热排烟作用，只好躺在床上不动以减缓燥热。

白天虽然难熬但精神不会高度紧张，夜晚则神经始终处于高度戒备和紧张之中，毕竟哨位离边境、离对方太近，随时都可能出现不测情况。尤其1969年与当时的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后，对敌斗争的形势突然紧张，“备战备荒”、“准备打仗”成为当时军队的主旋律，面对近在咫尺的外敌要说不紧张、不害怕是自欺欺人。但是作为军人就要有不怕艰难困苦、勇于牺牲的精神，这种情况下只能自我调整坚守岗位。

晚上值班都是两人一班轮流上哨，为的是遇到情况便于处置。当时没有夜视仪，夜间望远镜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睁大眼睛透过瞭望孔盯着边界左右扫描，生怕漏过蛛丝马迹。只要发现动静立即将时间、方位、情况记录下来及时通过电话报告连领导，并逐级上报上一级领导部门。

白天对面的情况发现的较少，或许是对方为了隐蔽有意减少活动。夜晚发现的情况就比较多了，但也只是汽车或摩托车来回晃动的灯光，具体在干什么则说不清。由于哨位单独突出于边界且距离太近，我们不得不时时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对方突然袭击，因此夜间上哨精神及身体倍感疲倦。

有时还会遇到突发情况，漆黑的夜晚寂静无声，哨所附近会突然升起一颗信号弹，使原本就紧绷的神经越发紧张。之后又万籁寂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然而周围却什么动静也没有，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天亮后前去查看却一无所获什么痕迹也没有，夜间莫名其妙地升空信号弹的情况，我们在上木井子时也遇到过，当时我们班前去搜索一无所获。经分析，认为有人设置定时信号弹的可能性较大，只是当时未被我们发现。

哨所紧张生活持续了十余天，直至我们被二班换回连队才告结束。

回到连队驻地，我才对边防站的营区有了直观了解。营房是一砖到顶的平房，前后三排五栋，周围用围墙连接，形成一座独立的营区，营门在南面。营区西边是用枯死的胡杨木围成的骆驼圈，养着40余峰骆驼，用于边界巡逻及执行其他任务时骑乘。同时，边防站为执行任务及交通方便，师里还给配备了解放牌大卡车和三轮摩托车各一辆。营区东边有一条连接阿拉善左旗和额济纳旗的简易公路，每星期一趟班车由此经过暂短停留，连队成为班车司机和乘客喝水、歇脚的驿站。

边防连的主要任务是定期对边境线进行巡逻，确切说是对界碑的巡视，看有无移动或损坏。而边境线则是一条看不见的视线（没有印象中的铁丝网和隔离设置），如果不是对当地地形、地貌、方位特别熟悉的人，连方向都难分辨，若是越境可以说既容易也困难，据边防连的同志说，有人因越境而迷失方向后被困死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中。

边防站的生活很艰苦，方圆百里不见人烟，营房处在沙漠戈壁包围之中，遇到刮风飞沙走石，地貌随时都会改变。营区围墙的外围因流沙侵蚀有半人高，如不定期清理，沙子会翻墙而入。在这里每天见到的就是自己的战友，再就是每周班车停靠的短短几分钟能见到的唯一一次老百姓，再就是偶尔在沙漠戈壁碰见的野兔和蜥蜴。

由于地理环境特殊，交通不便，连队伙食受到很大影响，尤其蔬菜供应非常困难，想吃一顿新鲜蔬菜都成了奢望。每天吃的是脱水菜，有时为改善伙食而配以罐头大肉，实在没菜就吃辣椒面炒粉条，偶尔吃一顿从阿左旗送来的新鲜蔬菜像过节一样高兴无比。

边防站的生活也充满挑战刺激和新奇乐趣。连队每天的正常活动就是学习、军训，不同之处是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更趋于对敌斗争前线，带来的感受也与后方不同。为此，军训中在传统五大技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增加了适应边防斗争需要的擒拿技术——捕俘拳训练。这也是战士最喜欢的科目，即可以学到技术有了擒拿格斗、制敌防身的技能，又在趣味中完成了训练，因此乐此不疲。然而最让大家精神兴奋、情绪高涨的莫过于盼望已久的第一次边境巡逻（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巡逻）。

边界巡逻

这次巡逻是在我们到达边防站后的十多天，参加巡逻的成员都是排长和各班班长，由连队领导带队。同时，有边防连队专门为我们执行巡逻任务留守的一名老兵担任向导，若无向导带路我们将寸步难行。

第一天巡逻全部成员都骑骆驼，对于这些沙漠之舟、边防战士的无言战友，大家都很陌生，尤其江苏、陕西籍的战士很多从未见过如此体型的庞然大物。只见这些骆驼嘴里不停地喷着白沫，从喉咙里发出浑厚的叫声，让大家即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即可以平生第一次骑骆驼，又能到神秘的边境开眼界，紧张的是即不会骑骆驼怕被摔下受伤。经过一阵忙乱，在老兵向导的指点下，大家总算安全地骑上了驼背。

我们这些老兵虽然是骑兵出身，驾驭战马得心应手，但驾驭战驼却是门外汉有劲使不上。原因有三，一是驼背上有前后两个驼峰，上下很不方便（虽然骆驼跪着），遇到性情急躁的骆驼，腿刚伸过去还未坐上它便起身，使人措手不及摔下来；二是控制骆驼靠一根鼻绳，只能顺一个方向控制，结果使骆驼原地打转，而战马则是戴嚼子便于两边控制使其听从指挥；三是骆驼体型较大，所配鞍座其实就是一根编织的布带将羊毛毡垫固定在驼身上，没有肚带只有脚蹬，不像战马的鞍座有两条肚带将其固定在马背上。所以没有经验的人骑骆驼两条腿即夹不稳，两脚又容易着力不均，人和鞍很容易从驼背上滑落下来。好在骑马和骑驼有相通之处，对我和其他老兵来说也并不难，稍加适应便能从容驾驭。

战马有“小走大颠奔子上天”之说，战驼也有走驼和颠驼之分。走驼走起来即平又稳，骑在上面人不会感到特别难受。颠驼走起来像筛子一样上下颠簸前后晃荡，与战马的大颠截然相反，人骑在上面肠胃如翻江倒海般难受。不管怎么说第一次骑骆驼巡逻还是兴奋多于紧张，新奇多于害怕。巡逻队在向导的带领下向第一座界碑奔去，有的班长为防止摔下去，用双手紧抱驼峰，有的则拉紧鼻绳不让骆驼跑起来，如果不是这身军装，咋一看哪是去边境巡逻，倒像是来旅游的团队。尽管状态百出，一路上大家还是有说有笑难掩兴奋之情。

到了我们哈日苏海边防站管辖的第一座界碑前，这才对界碑的形状、内涵有了直观认识和了解。界碑是由钢筋水泥按照一定比例浇筑出来的一块长方形水泥板栽在地上，高度大约1.3米左右，形状犹如公路两边的里程碑，只是比它高大厚实。面向我方的一面上端刻有两行字“中国”、“1963”，用红漆勾描，鲜红大气。界碑的另一面同样刻有两行字，上方为蒙古文，应是“蒙古”吧，下方也是“1963”，看来中蒙这段边界线应是1963年划定。

界碑顶端刻有一“十”字符号，经向导介绍，通过“十”字符号的横笔从一端瞄出去，到下一个界碑“十”字符号的横笔，就是国界线。当然在平地上凭肉眼是看不见另一座界碑的，两座界碑之间的距离是依地形走向而定，直线距离或两三公里，或十多公里不等，中间还有不少大小山包阻隔。界碑代表着国家，圣神不可侵犯，也不可移动方寸。在这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祖国，才能切身感觉到肩负的责任，在这没看到蒙古国的士兵感觉有点遗憾。

大家在界碑前仔细观察，低声议论了一会儿，在向导的带领下向下一座界碑巡去。这段边境线的走向以地形走向划定，因此，它不是一条直线。因地形地貌酷似难以分辨，为避免越境巡逻时不能直线行走，而要向我方境内走“之”字型的斜线，尔后向第二个界碑的方位前行。这需要对边境线及界碑的位置和地形地貌特别熟悉，否则即便是无意越境，被对方抓住会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纠纷。

巡逻过程中不时看到一些野驴、黄羊、野兔、猫头鹰等动物，引起大家一阵惊喜。然而到了下午大家的新鲜、兴奋情绪荡然无存。一来界碑都一个样，所处位置也都在隔壁沙滩上，没有特别之处。二来骑在驼背上不停地颠簸，腰酸腿痛饥肠辘辘，浑身的不舒服使大家的情绪受到极大影响。一路上没了欢声笑语，都是跟着向导任由骆驼迈着方步前后晃着往回走。我回到仍在前方哨所的班里，往铺上一躺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不想再动，晚饭都没起来吃。

第二天，继续对没巡逻完的界碑进行巡视，鉴于头天骑骆驼给大家带来的痛苦和疲乏还未消除，连队领导决定改乘解放牌大卡车进行巡逻。这样一来人不再受骆驼的颠簸之苦，顿时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同时，也加快了巡逻的速度。但是给向导出了一点难题，由于界碑设在戈壁荒滩，没有现成的道路通往，汽车行驶非常艰难，不但随时会陷入沙坑车轮打滑上不来，还得不停绕道辨别方向，就连向导有时也被转迷糊。记得在巡逻一个界碑时，向导对地貌产生错觉，径直向国外开去，感觉不对头时急令汽车掉头顺原路返回，直至认为回到国境线内才停下来，而一直精神高度紧张的我们这时才长舒一口气。

第二天的巡逻没有了第一天的疲乏、难受，也没有了第一天的兴奋、新奇，有惊无险、新奇平淡的第一次巡逻就这样结束了。

夜查线路

边防站随时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需要及时处置。部队改编前我已任班长半年时间，在同年兵中为数不多，改编后在连队是“用毛泽东思想带兵的好班长”，也是班长中的佼佼者，深得连队领导欣赏和信任，故而遇到一些重要工作任务，领导都会交由我去执行。

记得有一天夜间熄灯前，连部与前方哨所的电话线路不知何故突然中断，这是与哨所保持联系的唯一一部有线电话，线路中断即与前方失去联系，导致前哨班随时处于危险之中，也对边境动态失去掌控。为此，连长丁地非常焦急，即派我带人前去排查，我立即带领两名老战士骑上骆驼就出发了。

考虑到连部通往哨所的电话线是裸露在地表上，为便于查找，我们一行三人骑着骆驼疾驰到哨所，向哨所班长了解情况后，顺着电话线往回查。我们不是通信兵，既没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一般的常识还懂点），也没有专用检查工具，只能采取最简单、笨拙的办法——用手拉着电话线往前走着检查。

夜间查线非常辛苦，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既要步行又要手不停地摸着电线，检查速度非常缓慢。同时，又处在边境附近，三人心中不免都有些紧张。我作为班长自然要身先士卒，于是我一手牵着骆驼，一手抓住电话线往前查。有的地段线路被流沙掩盖，就得不停用手将电话线从沙土中往出拽，有的地段掩埋得较深较长，只能到沙土的另一端去寻找露出的电话线，尔后继续向前查。天黑看不见电话线，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有时还会遇到意外情况，我在途中查一段线路时，另外两名战士图省事没下骆驼而是继续往前行，待我查完时他们已走出几十米。于是我准备骑上骆驼去追赶，就在我迈腿刚跨过驼峰之间尚未坐稳，骆驼突然站起好像受惊一般前后又蹦又踢。我在驼峰之间前俯后仰，为防止摔下去双手紧抱驼峰，根本没法驾驭骆驼。而骆驼似乎不把我扔下去誓不罢休，结果我在骆驼的执拗下连驼鞍带人一起摔了下去，骆驼则径直往前去追赶它的同伴了。

好在摔下去的地面是沙土，人并无大碍，只是黑暗中感觉眼前无数金星在闪烁，犹如火石碰撞出的火花，这才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什么叫眼冒金星。当骑兵时虽也遇到一些险情，但并没摔过马，没想到骑骆驼反被摔了，这才是大江大河没翻船，却在小河沟里翻了船。追上他们后我将两人臭骂了一通，自知理亏的他们也没敢吭声，查完线回到连队已是下半夜。

7月初，为庆祝“八一”建军节，也为活跃连队文化生活，党支部决定组织全连进行联欢活动，要求各班排都要出节目参加演出。部队改编前我曾参加过连队文艺演出活动，在老兵那里学到一些舞蹈动作，部队改编后在上木井子时也和曹益民（连队文书，也是我的同学）为连队编排了一台节目，“五一”节时与炮连组织了一次联欢活动，所以有些基础。

于是我组织班里编排了一个舞蹈，经过排练还像模像样。正在此时连领导通知我到团政治处报到参加团篮球队，准备参加全师的团级单位篮球赛，以庆祝“八一”建军节。

1970年7月，王晋天（后排左三），从边防站抽调回阿拉善左旗宗别立五十九团篮球队合影

第二天我便离开了连队，离开了哈日苏海边防站，我的第一次边防站生活就此结束。

这段经历虽然过去了40余年，但在我的军旅生涯中却是不可多得的经历，虽然短暂，却在脑海中刻下了深深地记忆，每当想起这段经历，甚至其中的一些情节都历历在目，犹如昨天的经历。

这就是我的边防生活，一段值得回忆、留恋、珍藏的时光，也是铸就我军人情结的重要一部分。

军魂永存，军情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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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3月，王晋天（后排右一）与曹益民、王喜在阿拉善左旗上木井子驻地排练节目合影

作者王晋天 祖籍山西平遥，1949年12月出生。1968年2月入伍。历任骑兵第二师四团五连战士、副班长、班长，陆军二十师五十九团一营三连班长，一营机枪连排长、连长，宁夏军区教导大队军事教员、协理员、中队教导员。1985年10月转业，先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科长、副处长、政委、第十三处处长。2010年初退休。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一次，在公安厅荣立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

原文编辑：曹益民

本文编辑：徐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