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年代的家庭悲歌：孬牛小传

二十多年了，一直纠结于心中的一件事，就是为我的发小孬牛（四川话发音pie,四声）写下一篇文字，却不知从何落笔。

孬牛，大名何朗，离开尘世二十多年了，总是无端地出现在我的梦里，不屈不挠。

记不确切，某年春节前夕回老家，路过青冈树林边乱坟岗，荒草丛中，一座孤坟孑然而立，一打听，居然是何朗的坟茔。一种冰冷的寒意渗入我的骨髓，浸染着荒芜的气息。我在坟前伫立良久，最终没有将他的坟拍进我的照片里，也没有上前打扰，只在心里默默祷告，让流逝的岁月守住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拥有的那一份安静。

少小时，懵懂的岁月，从不知情谊在何方，却只知一起摸鱼捞虾、嬉戏打闹。匆忙的流年，那些黑白颠倒的年代，并没有妨碍我们渐渐长大。

孬牛比我小半岁，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娃子，上有四个姐姐，所以从小倍受宠爱，他小时候让我最羡慕的两件事，一是总能吃上白米饭，他家有一个铝制饭盒，专门给他蒸米饭，家里其他成员都吃红薯；二是从不用干家务活，不用放牛、割猪草、拾柴火。

他父亲当过高中数学老师，地主成分，后来被划成右派。他们家祖上都是地主，在我们大院子西面有一座坟，像一个小房子那么大，据说里面埋的是孬牛的祖父和曾祖父，坟的正面，有浮雕，刻有各类花鸟鱼虫和人物图案，我们小时候总用石块去砸，口里高喊着“打到蒋介石”之类莫名其妙的口号，每逢这样的时候，他的母亲就会跳出来尖叫着骂上一通那一伙混蛋透顶的“背时鬼儿”。其实，喊的那些口号我们都是从他母亲那学来的，可能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吧，尤其是像他家这样的就更不易，子女多拖累大，吵架肯定是避免不了的，记忆中他的父母吵架的时候，他母亲总会喊他父亲是孔老二、蒋介石之类。

当时我们同属一个大队，按生产队划分，他家是一队，我们大院子里的住户都是五队，土地之间有界限的，所以他们一家在我们那个大院子里显得很特别。他家的屋子四面漏风，砌猪圈的长条石头是从古墓捡来的，据说因此坏了他家的风水。然而，他父亲从不信邪。他的父亲总是与周边邻居格格不入，小时候经常见他蹲在地上用土坷垃演算数学题，院里石板铺成的地坝上经常铺满了长串长串的数字符号，后来听人说他是在演算哥德巴赫猜想，他的脸上从来读不到任何悲喜的表情。孬牛的大伯父据说是解放后被镇压了，大妈自尽，留下一对孤儿，孬牛的父亲收留抚养了这两个孤儿并把他们送进了大学，都在外地参加了工作并娶妻生子。

记忆中最深刻的莫过于大队开批斗大会的时候，大队书记筒在高音喇叭里喊：“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马上到小学开会！”大人们于是赶紧放下手中的碗筷，赶往学校巴掌大的操场，我们这些小孩觉得有趣，于是便跟着大人们跑去看热闹。高音喇叭播放着“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公社是个向阳花”之类嘹亮的歌曲，在持枪民兵的押送下，各队的坏分子都集中到了最前面，面向着来开会的群众。这时就有人拿来高板凳，一些坏分子就被提到了凳子上，脖子下边还用铁丝勒着上面写了字打了“××”的牌子，孬牛的父亲母亲就这这群“地富反右坏”队伍里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大会开始了。又是鼓掌又是喝彩又是喊口号，群情振奋，异常热烈。每喊一次口号，就有人把这些“黑五类”的头使劲往下按，我发现开会的时候，这些所谓的五类分子都是尽量把头往下埋，一直到会议结束，这才伸直腰在民兵的押送下跟社员们回去。孬牛的父亲受的罪更大，有一次，我见过有人捉了豁拉子（也叫八角丁，一种彩色的有毒毛虫）放到他脖子上，我知道那种滋味生不如死。当时幼小的我偶尔也心生恻隐。

因为这样的家庭，孬牛一直很自卑，也很孤僻，那时候别的孩子很少和他一起玩耍。我是个例外，其一是因为我和孬牛是大院子里年龄相仿的伙伴中年龄最接近的两个人，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因为家有很多书，他可以一本接一本地偷出来，每逢做饭时候，我一只手拉风箱做饭的时候，一手就捧着一本书看，更多的是被撕了纸页叠成洋牌（小时候经常玩儿的一种纸牌），我和我哥几乎赢光了他家所有的书，那时候玩得乐此不疲、意疾情迷，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

因为我经常和他一起玩儿，他母亲见到我也格外亲热，他父亲言语不多，但是见到我，总会主动说话。何朗同我一年上学，在一个班上，好像到了三年级时候，他家比他大了5、6岁的四姐插班到我们班，可能是为了保护弟弟不受其他同学欺负吧。小学5年级，我们一同参加全公社的数学竞赛，我和何朗同学并列全年级第一，为我们三大队小学挣够了面子。有人说我们那个院儿风水好，发人。

后来上初中了，我们不再一个班，只是上学一起走。那时候，我在我们公社中心校可谓大红大紫，用当时我们数学老师的话来形容就是“尖子中的尖子，王牌中的王牌”，但即便如此，在何朗面前，某些方面的才华我是自愧弗如的，比如一些超难数学题解，有时候老师都一筹莫展，到他那里却迎刃而解。

尽管如此，他依然活得很卑微，上学也就是混日子。我呢，初二下学期的时候加入了一个混混组成的小团伙，也不再好好上课，每天去粮站背后的屋檐下与一帮小混混玩儿拱猪，赌钱，而他，是没有资格加入的。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的父亲被平反摘帽了，落实政策时补偿有一些工资，他家境逐步好转。我俩都先后上了高中，我比他早上了一年，不常见面。偶然一次相约去水库游泳，我突然发现这家伙居然长得很挺拔，个子比我高，头发是自来卷，眼前的他完完全全出落成一个帅小伙子了。我的心中顿生嫉妒。

再后来，我上大学去了包头，大约在大二时接到他的来信，信封上落款“何朗”两个字格外醒目，颜体，很大气，这才知道他考上了位于合川的一个大学，具体我记不清了。又过了一年，暑假，听家里人说何朗疯了，说是因为和一个教授的女儿处对象，被另外一个看上这女孩的“社会人”给打成脑震荡，然后休学回家治疗，我回去也没见到其人。

等我参加工作去了河北，两年后，偶然听说孬牛死了。听人描述，何朗休学经过治疗后返回学校完成了学业，分配到老家镇中当老师，本来已经报到，随时准备上班就职了，却突然旧病复发，打骂父母，为防止他父母受更大伤害，他的几个姐夫们商量，用铁链子将他锁住，像拴住一条狗一样，然后不知道哪一天就没了。这些都是他离世很长时间我才知晓的。当时，我的眼里蓄满了泪水，却又无力表达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岁月流逝，许多记忆都已经淡忘了，却总是会时不时梦见他，而梦境又总是很模糊。

大前年回老家，孬牛的父母已经搬到镇上一家新买的楼房里面，我特意找上门去探望一下，他父亲已经年逾九十了，身体还算硬朗，他母亲也八十八了，疯癫多年了，常年关在一间屋子里，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发出一阵一阵凄厉的长嚎......

(又过了一年，再回老家，听说孬牛的母亲已经离世。我一声叹息，老人家总算解脱了。）

2017.12.15初稿

2019.11.12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