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宗夫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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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从“风入松”书店出来，忽然想起一座文化泰山。他就住在不远处的北京大学蓝旗营公寓。他现在怎么样了？

按响了门铃，保姆探出来一张笑脸。连说“在家，在家。”转过门廊，果然见张岱年先生端坐在临窗的沙发之上，端坐在午后仅存的光线里，手上有一张报纸，姿态像山一样的安然。同样是94岁高龄的老伴冯让兰大声说：“有客人来了。”他这才抬起迷蒙的眼睛，费力地审视我。半晌，终于摇头了。只一面，他如何想起？我只好报出了名字，他听后，想了一下，想起来了，慢呑呑地说：“你邮来的报纸，我看过了。文章写得好，本来我应该写信给你表示感谢的，可我老了，连信也写不动了，对不住你呀。”

书桌上放了一些书报，似乎还是那年我来时放在上面的那些，只是多了一份展开的当日的《北京晚报》。细看先生，须发比去年更白，而不可思议的是，肤色却愈发光亮了。还是那样子，你不提问，他就静静地看着你。我换了一个话题，也是我今天最想谈的。

“看了您送我的书，我非常赞赏您的文化综合创新论。”

“真的？谢谢你同意我的观点。”他显出孩子一样的惊喜，但很快，又回到了默想之中。于是，我提起了他的好朋友，同样是大哲学家的冯友兰先生。他的兴致就再度高了起来。

“我们是同事，都在北大教书，又都搞哲学。我们还是亲戚，是他把堂妹让兰介绍我的。”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坐在厅的北角的夫人，夫人呢，仿佛没听见，只想着自己的一个什么问题。这位当年北师大的才女，嫁了张先生后，就全心全意地做了内助，学问的事过问得少了。

张先生接着说：“是朋友是同事是亲戚，可在思想上我们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他对理念的过分强调，我就不同意。”在他又要沉默的时候，忽然，他问道：“你是来北京开会的吗？”我说：“不是，我还是采访。”他听了，很哲学地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记者很辛苦的-------东北挺冷的，这时候该下雪了吧？”

室内的光线更暗了。我开了灯，挨着他坐下。先生动了一下，姿态恢复了山一样的安然，他可能意识到要照相了。镁光一闪，保姆将泰山和泰山脚下的一粒石子录在了胶片上。

告辞的时候，泰山移动起来，并且坚持要移到门口。他说：“老了，话也不愿说，字也不愿写，一天到晚就是吃饭睡觉和看报。胡适走了，冯友兰走了，都走了，就剩了我一个人在这里-----”最后握手的时候，我感到孤独与落寞正煸动着巨大的双翼向这边滑翔过来。然而，我还是说了一句吉祥话，“您一百岁的时候，我要来祝寿。” “谢---谢------”他的声音轻得快听不见了。

然而，我的祝愿未能如愿。半年以后，即到了2004年4月24日，我看到了他逝世的消息。 回想起前后两次对话，内心很是痛惜。惟一的安慰是，我第一次采访时给他拍的照片很成功。有时，翻捡出来看一看，心里总要问一句：“张先生，你现在怎样了，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