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士绅》

从今天开始，开始正式欣赏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中国士绅》。阅读之前，我也温习了一遍央视播出的电视剧《老农民》，从中深深的感受到了农民们在中国历史变革中的经历；农民们对粮食的渴望；农民们为了吃饱饭、过好生活的努力。以及基层干部的分化，为什么有些干部可以一心为党的同时，更关切广大的劳动人民；而有些干部固化国家政策，在农民身上没有做到任何的关心，以权谋私，做法激进，真是令人悲哀。因为，我本身也是来自农村的乡镇，但是爸妈确实实实在在的农民，对于中国的农村与农民，我是非常感激和欣慰的。看了本书的说明，了解到作者主要论及的是关于城乡关系的问题，并涉及了六个中国士绅家庭的生活史。接下来我将进一步的研读此书。

今天看的是“作者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主要表现为作者在北京时期的燕京大学的讲话。作者以通俗易懂的话语让我亲切的感受到在做着的年代所发生的种种画幕。

“第一个问题是讲我为什么要挑一个农村与农民问题来研究，也就是我挑定研究对象的问题。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往往都是由时代决定的。”

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往往都是由时代决定的。在作者的年代，农民的思想活动也是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的。作者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生还算曾属于清朝的人，家里人应该都是在清朝时代的人，封建思想应该也是不容易消退吧，比如说女人的清白问题是最不可怠慢的，如果不清不楚，可能会影响她的一生。

“我初进燕京大学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正在酝酿走这样的一条路子：就是要用我们社会科学的知识、方法来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来改造它，找出一条出路，使得我们不至于走上亡国的道路。”

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文化，才能科学的理解中国社会如何走适合时代的发展道路。

作者在下文谈到自己下乡的经历以及为什么要下乡呢？作者说“为什么要下乡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中最多的就是农民。”这句话说到心坎上了。王什么都不能忘本，没有土地的栽培，怎么会有今天城镇的发展。民以食为天，如果农民也不去在土地上耕作，人类将如何延续，更别说发展了。

“这所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她的头发，不像现在的烫发，70年前的妇女所梳的头是日本式，上边一个结，两边分开来。现在不一样了，变化了！他教育出来的孩子不让他们走上旧的道路，而是要走上新道路。当时不叫现代化，而叫新法或新学。”这里讲的是作者的摩登妈妈。

当时的时髦妇女竟然是模仿日本妇女的发式，相必很多方面也都是跟随日本的文化习俗。而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确是走的旧的道路，提倡新学。算起来应该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好赶上日本对华斗争的阶段，显然文化也是跟随斗争的。如果这么说，也意味着之后的中国人民在当时也是非常提倡新学，提倡文化的软实力来尝试救国。

“我当时追求的是能不够用科学方法找到一条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这一观点最早提出的是吴文藻先生。相信作者的追求也是广大学者的追求吧。

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崛起，经济政治文化，当然必不可少，但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值得重视，就是从基层看，从农民看，从更根深地无产阶级来看就是支持我们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亿万农民。如果从农民农业的发展来看入手，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拥有了强大的革命根基，我们将更无所畏惧。

“我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本上是一个乡土社会。”

作者在日本投降后又写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总结了十几年来自己对中国社会特点的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确实是一个乡土社会，我也认为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城市，都离不开最根本的乡土结构的架子。因为，我认为中国社会甚至说任何社会都是经历一个演变的。从寻求食物到寻求享受再到寻求升华，都是要经历从吃不饱到吃饱的阶段的。作者也在《江村经济》中说过，中国的问题，饥饿才是关键，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饱的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一阶段的难题，农村自然会像城镇演变，因为他们下一阶段的目的已经不是着重在土地上，而是生活的享受上，通俗点讲就是赚钱。

“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工农相辅”

这就谈到了乡镇企业的由来，文化传播是全球性的一个活动，这里必定包含着经济的传播。毕竟农村和城市也是相连的，人与人的交流也是不断流动的，所以农民到达了基本的温饱之后，就会想办法挣更多的粮食，怎么挣的，这个时候就知道有钱的重要性了。所以工业与农业必定相辅相成，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在农村就是农业的发展带动的工业的发展，进而也带动的经济的增长。这又到了一个演变问题。比如，一个传统的农村，从越来越多的集市、贸易再到手工业、工业等工厂及各户的增长，就很容易向着城镇化方向演变。

最后看了作者把全国的乡镇企业分成的三种主要模式：第一种是以公社社队工业为基础；第二种是“小商品大市场”搞家庭工业；第三种就是“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也就是“借船出海”做生意，逐渐发展为“造船出海”做生意，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三资企业。

接着作者也提到了一个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农业现代化挤出来了大量的劳动剩余人口，同样城市也面临着下岗的问题。这就透漏了一个人口问题。人口越来越多就必然的所需的职业也要越来越多，职业的增加又不一定可以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所以“小城镇，大问题”的问题让作者不得不关注起来。

之前把作者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了解了，从今天开始，正式对这本中国城乡关系论集部分开始阅读。

第一章“士绅与皇权”

看了第一章，先生主要讲了士绅的由来及地位，以及这一阶层在专制政权下如何发展运行的。

““士绅”这个词，指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士绅阶层虽然与士大夫紧密相关，但是一位出身于士绅家庭的人，并不能确保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传统阶级中的士大夫。”

先生对是士绅和士大夫进行描述，以及在下文对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层进行描述，其中就包含对皇权在封建时代的威力。在专制政权下，皇帝总是有着无限的保护伞。从夺取政权的方式来看，大部分改朝换代的皇帝都是武力夺权大动干戈的。像先生说的：“在传统中国只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写，得到宝座的却是少数幸运的流氓，像朱元璋、刘邦一派人物就是。以及后者讲的“酷刑的威胁便是皇帝的保护伞。”，“在专制政权下，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皇帝的话就是法律。”

皇帝在封建时代就像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别说平民百姓，就算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僚阶层也不敢因为不满皇帝的话而大放厥词。除非你有一定的武力。所以说，权力在封建时代是凭借相当大的威力而存在，并不是人人有权，也不可能人人有权，而且这种对皇帝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从费孝通先生的祖母的行为中（先生小时候曾在玩耍时大喊：我是皇帝！吓坏了祖母）

“正如我说的那样，掌握权力的皇帝，不能独自管理国家。即使他不愿意让别人分享权力，他仍需要任命官吏做助手和代理，协助其实施统治。”

也就是说，除了皇帝以外的官僚阶级只是单纯的皇帝的辅佐，而没有真正的实权。以及后边先生谈到法家的极端的观点，学者虽然提出了传递现今的法制体系在封建时代却不敢把皇帝纳入体制内，确实谈何容易。“如果最高的权威受到了法律的约束，那么行政的权威就能够将这只老虎困住。”

“官僚们必须有两套面目：对人民严酷，对皇帝抱怨。他们必须知道进退有节。适可而止。以免走了极端而惹怒了皇帝，或者是引起人民的激愤”

这句话让我想到官僚们的为难的处境，封建时代的士绅是如何以自己的地位长效的在皇帝和人民面前生存的。就连皇帝也都知道，皇帝最惹不起的就是人民，广大的人民，皇帝不敢惹转而带给了低一级的官僚分子。

还有一句话“打防疫针的人绝不以打针为乐，目的在免疫和免了疫的健康”

更是表现了，中国的官吏不想认真做官，更不想终身做官。显然是中国封建体系下的漏洞。

第二章“文人当官”

第一章了解了士大夫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要说封建时代开始，士大夫阶层从未试图掌握过政治权力。而这一章作者要谈的就是为什么士大夫阶层对待自己的政治地位的看法。以及被皇权所控制的士大夫对于皇权的态度。

““道统”这个观念有它所根据的社会事实，其中一个重要事实是一个社会重要阶层失去了政治权力。归纳和组织成为儒家体系的儒家观点，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形成和封建体制的解体而真正经历了一个可以理解的变迁过程。”

先生谈到儒家最能反映封建到皇权的转变。儒家的“道统观念”是由于社会上产生了一类新的人物即“文人知识分子，他们被排斥在政治权力的圈子之外，却仍然享有社会威望。由于没有政治权力，他们不能决定政治事务，但他们可以通过表达意见、归纳原则来实施真正的影响。”

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掀天地的本事也是不容小觑的，他们可以用符合社会原则的理论征服天下，只是手中没有兵权。如果作为行军打仗的领导，也能有一番风范，所以自古以来文官也是比较受到重视。这就说到了“士大夫”一族，对于士大夫一族“道统”思想不仅是理论体系，还可以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

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是“道统”思想，我也来归纳一下。

“道统，是儒家传道系统的一种说法。天道的传播脉络，起源于黄帝。天道心法古代是依靠心传，历经公元前两千年的心传后，只留心法不见心传，从老子而分支形成了两支中国的古老的思想体系，即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儒家传道的脉络上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到了孔子形成儒家学派，传至子思、孟子。独存心法不见心传。这符合韩愈之说，我们现在的儒家思想遗失了心传。只是道教将老子道教化，韩愈的现实主义排除宗教而淡漠了老子。”

用士大夫的话来说就是要用道来统治国家，而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那么道又是谁所拥有的呢？显然也是拥有一定才学的知识分子吧。在文章里谈到“这些神话的作用不单是确立孔子的身份，更多的是为他代表的道统建立神话权威。这样，孔子就不是从贵族血统中而是从神那里获得权力，那么它的地位就会和实际的王位一样高。。。这样他们就可以用道德和政治的影响来统治人民。”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孔子的地位。也代表着儒家和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影响。

“正统和道统的分离是儒家理论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在西方的历史中来自人间的权力降伏在天上的权力之下，皇权降伏在宗教的权力之下。后来政教分离才开始抬头。因为一旦政教分离，君王的权力就是长期的，人们也很自然的享有政治权利。

所以说，在中国孔子也认识到了权力的双重性，但是却不是西方那种，只是为了限制君王的权力提出做一个好君王的规范。但是这就问题出来了，规范的约束力度到底大不大了，君王尊不遵守理，可想而知。

“将道实施，并不是“不在其位”的人的责任，君主可以用道管理事务，也可以不用道，孔子讲的“推而行之”只不过是游说。”

所以真正的问题就出来了。怎样把道统和政统进行好连接。

“他生活在道统正在分解的时代，人们不再遵循即成的规范来做事。为解决这一困难，孔子将规范和实际行为划分开来，把规范立为不可背离的理想的行为方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规范如何与现实紧密连接呢？很大程度上要靠机会，一方面耐心等待，另一方面是退出，让别人来寻求。”

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孔子尽管耐心等待，它步入的政治的机会是不多的，即使有机会，也不能确保它的政道能继续下去。所以最后他离开了鲁国，在现实业绩上他什么也没有获得。总的来说，从孔子的语录来说，他是认识到它的“理”用于实际政治是有多么的困难的。

时代在发展。权力是不可能永远强大下去的，至今我认为世界玩物都应该具有一个平衡的点，也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是具有相对性的。所以到了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初始。通过自然的征兆来表达上天之怒的理论，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权的绝对权威，但是依然没有改变皇权的性质。因为在当时出卖道统和屈服于皇权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如果皇帝在道统之上并能玩与鼓掌之间，还怕什么天灾。自然形成了一些儒士为了眼前利益而去守护皇权。这应该就是官僚路线的开创了吧。道统莫名其妙的变成了支持皇权的工具，直到韩愈坚定的认为政统即道统，皇帝不会做错事。中国之士便不再议论皇帝的是非。

“士大夫不是一个革命阶级，他们后来选择了做官僚，甚至降为文饰天下太平的喝彩司仪之流。这段历史过程决定了士绅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他们不想夺取政权，只是屈服于政权来谋得安全。在传统中国的权力结构中，他们显然是没有斗志的部分。”

这一章，先生从历史原因起步，彻彻底底分析了士绅历来政治地位的形成及原因，以及详细描述了政统道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共存，以及最后士绅阶级如何被皇权控制着的。

第三章：“士绅与技术知识”

这一章，先生主要写了“知识如何成为社会分化的基础”知识如何将平民和地主，百姓和士绅的地位明显划分的。

首先来看：“孔子表达了知识的过程：第一是闻，即搜集信息，接下来是择，也就是辨别信息。”“我们把知分成两类：一是知道物质世界的特征，即自然知识；二是知道正确的事物如何构成，即规范知识。”

在这里就表明了孔子对于知识对阶层的分化的说法。谁可以拥有并掌握知识，靠着没有地位阶级，金钱权力的贫苦百姓是不可能的，而唯一可以获得知识的只有富人和官僚阶层。而孔子还提到了懂得规范知识的人是不必亲自进行劳作的，所以就直接划分了什么是劳动人民，什么是规范劳动的人。“自然知识是生产知识，属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以生产为生的人，而规范知识是劳心者统治人民的工具。”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掌握规范知识的人就可以统治或者说指导着自然知识的劳动者呢？先生也说到：知识分子是如何获得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呢？

“他们的地位大部分是从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的性质引出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知识不是指实际事物的知识，而是对社会价值的认识。”

如何理解呢？我简要的总结了一下。技术的作用是为了达到实际生活中的效果，也就是说技术是一种目的。它决定了某个做法所涉及的价值观念。简而言之就是我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做，怎么做以及做了之后有什么用等。这个时候对于行使这项技术的行为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人需要做到的是遵守行为规范依次遵循自然知识，掌握自然知识去做劳动。而不遵守规范的人就会被制裁，谁可以制裁，只有“知者”，也就是了解这些行为规范的人。

“规范对于社会生活的功效是它存在的理由，也是受到社会权威支持的理由。”知者更能够通过具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指导劳动者劳动。劳动者也更容易满足。所以这种行为规范在稳定的社会中成了多年的传统和处事的经验。孔子的地位也是来自于他对传统的深刻理解而不是他自己的聪明。

先生接着解释道：社会权威和政权的区别。政权是通过武力获得的，而社会权威是针对个人的准则，基于认同和共同的理解。因为行为规范往往被大多数人所认识。“没有特殊资格的人就懂得规范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有和这种知识接触的机会。”最初是口口相传、人人相习，之后是通过看文字文献，这个时候社会价值变成通过文字文献学习，文字就会变得特别重要，这样就有了知道标准规范知识的特殊人物，称之为“知识分子”。而对于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来说，能够在闲暇时间学习的人一定是有空闲时间的大地主。这样地主和农民的差距就出来了。

所以，这一章，先生从技术知识角度从历史分析了社会阶层如何分化的，以及传统社会下的地主和农民是如何分化地位作用的。

第四章：中国乡村的基本权力结构

从第四章开始先生就分模块进行论述了。这一章主要讲了五个模块：“皇权的无为政策”、“由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地方自治团体的崩溃”、“双轨的拆除”。

首先讲了针对皇权的无为政策，皇权至高无上，要想使皇权做到无为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政治体制不能简单的沿着自上而下的轨道发展。在任何政治统治下，人民的意见都不能完全被忽视。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方式上，必须要有自下而上的一个平行轨道。”，先生提到了双重轨道，也就是说既要有自下而上又要有自上而下。但是在中国传统的体制下，自下而上的轨道是很容易被破坏的，所以在这里，先生提出了两道防线。以至于是在轨道破坏后的暴君不致成为暴君。

第一道防线就是“政治哲学里的无为主义”，这是从经验里积累出来的道理。虽然有很多大家接受过这种理论，但是没有一位改革者敢于以法来限制皇权，也不知道人民是否对于这样的政策表示满意。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民长时间以来也倾向于安居的生活，有一个强大的权力笼罩他们，并不会感到不安，更多的是安全。

先生也提到，无为主义是一种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是对专制主义的第一制约。

第二道防线就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先生讲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用思想约束政治权力，另一个方面就是去限制行政体系的范围。先生谈到了地方官，衙门，公家等。在这种地方自治团体下，与民众交流的是更广泛的。他们一方面代表人民与政府打交道，一方面代表公家与人民讲道理。

先生主要阐述了以下几点：“一、在中国传统的权力体系中存在两个层次：上层有中央政府，下层有以士绅阶层作为管事的自治团体。二、中央政府的权威是极有限的。由士绅管理的地方事务一般不受中央权威的干扰。三、从法律上来讲，只有一条自上而下的传达皇帝命令的途径。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不合理的命令可以通过官府衙役或地方选择的乡约或其他此类的媒介人物而得到反馈。在讨论中国正式的政府制度时，通常没有认识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它是有效力的”。四、自下而上传递影响的机制是由士绅的从政或不从政的亲属或参加同批考试的朋友的非正式压力来实现的。通过这种方式，影响可以直达皇帝本人那里。五、自治团体是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产生的，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扰。当中央政权只征收一部分有限的赋税时，当地百姓可能会有“天高皇帝远”的感觉。但是保持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意味着士绅需要在当地组织中拥有决策和管事的地位。”

下一节关于地方自治团体的崩溃。先生提到：“从法律上来讲，中央政府的权力可以大到无限。于是防止权力被滥用的第一道防线崩溃了。。。当效率更高的保甲制度引进之后，对第二道防线的破坏以及对高度发展的地方政府的破坏就是另一回事了。”

可以看到传统社会的防线是守不住的，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必定会导致地方自治团体的崩溃。先生谈到了保甲制度的推行。虽说只是为了管理上的方便，特别是管理征募事务，所以导致地方原则遭到忽视，地方群众不理解这种制度换份的意义，一是上面强制施行的保甲制度，另一个是现属非法的地方组织，这两者之间很容易发生冲突。

所以下一节先生就说到了“双轨的拆除”。上级认为保甲制在征税和征募劳役过程中确实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它完全的扰乱了传统的社区组织，而且阻碍了人们生活的发展，还破坏了传统政治制度的安全阀。保长和乡绅自然是守护自己利益的，地方社区就变成了死角，上级看不到底层的意见，人民也反馈不了自己的难处，人们自然会造反。所以说双轨的拆除是必然的。

第五章“村、镇、城市”

首先是第一节关于人口和城市社区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从独立的人开始的，有一定的人就成为家，人和人多了就会成为聚居的群体，群体就需要在一个社区里住着，社区强大了就是社会就是国家，就是世界。在这里先生简单的讲了人口和城市社区。

从人口的角度研究城乡社区，中国的农民共同聚居在一起生产生活渐渐形成了“村”，先生也提到了，农村在地形情况不同的情况下建筑样式不一样。

“作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单位的聚居，无论其在形式和大小上如何变化，由于成员之间没有功能上的区位变化和劳动分工，我们就把它认作是村或者是乡村社区，而不是镇或者城的中心。村落可以看作是一种组织。中国的镇不是一种，而是根据功能的不同而在类型上也有所不同。”

接下来就是下一部分“衙门围墙式的城：一个政治中心。”

“一种重要的城市中心类型就是有围墙式的城，这个字最初的含义是指“城墙”、“包围”或者“防御工事。。。这种大的城墙工事是要凭借政治权力和政治目的才能修建的。”

有个城市必定会有政治中心，围墙是一个很好的防御工事，越是在城市中心，城墙应该会越坚固，毕竟也是一个保护工具。先生写了云南的县城，说是一半在山丘上，一般在平地里，为了方便防守。水道和堡垒作为防护工具。

“城墙是统治者的保护工具，在一个依靠武力来通统治的政治体系中，城是权力的象征，是权力的必需品。”

“虽然城象征着安全，但城市的人口并不一定要比外面的社区的人口多。”

在这里先生提到，安全的城市不一定有这更吸引人的地方。人们相比之下更害怕政治权威，因为他们必定榨取农民的消费。

“为了地主消费的需要，城里发展了手工业”

所以，为了地主的消费，城市里发展起来了手工业，地主依靠收租生活，在城市也有这不错的生活条件，渐渐的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城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贸易中心，也不为农民提供生活用品。毕竟农民也没有闲钱来买奢侈的消费品。

接下来是“有贸易发展而来的集市和镇”

在这里讲到了集市，因为不是强制性的集市，所以只是中国内地临时性的集市，只是生产者以相互交换为基础的场合。像我们镇上就是三天一小集市，五天一大集市，对于促进城乡连接和繁荣是非常方便的，也促进了交通的便利。

“城和镇确实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为镇也是地主们蚁集之所。”先生提到，即使城和镇互相交错，甚至有时会联合成一个社区，但是把他们从概念上区分开来非常必要：城是官僚地主和富有士绅为基础的社区，镇是联系乡村工业和更为发达的商业与制造业的纽带。所以所镇的发展也是促进经济交流的一个促进条件。而且镇就容易转化为社区，经济会向前发展。

最后就是关于通商口岸的讨论。它也是最后一种人口聚居的形式。

说到通商口岸我会想到我们村里的码头，是可以出海并且直接贸易的中心，我认为是非常适合经济发展的，就像中国大部分的沿海城市都是发展程度比较快的。先生就提到了上海从小渔村的发展，但是有一点可以知道，城市和城市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就算城市沿海的城市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程度，但是内地区域是发展非常慢的，所以在内陆地区也是渐渐的滋生出路路贸易来。另外有贸易就会有相互买卖的人，就也出现一个中间阶级，买办阶层。

“现代都市是工业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工业化的发展必定促进贸易，人口流动，也就是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是怎样让更多的农村转化为城市，或者说怎样促进更多的城市贸易是很值得考虑的。

第六章乡村生计：农业与手工业。

乡村和都市究竟是互补互利还是应该相敌对。先生提到从理论上讲乡村和工业在相关上是一体的，因为城市的人依靠农民来获得食物和生活物资而城市呢就会做些经济作物来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城市里面的工业品也会留给农民来消费一部分。这些就是乡村和城市的交换的部分。所以城乡互补的理论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进而先生就提到了要想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加强城乡经济联系是首要的。但是至今看来农村和城市的差距依然很大，甚至来说城市越来越发展，乡村越来越衰落。所以也有人说加强城乡联系是不利于乡村的，这些观点在下面的内容可以解释到。

首先是“分田与人民的福利”这一部分主要讲了乡村经济有关系的乡村制度。在农村，最初是由农民向地主交租，但是呢，地租是收入的一半，除去农村基本生活的需要，就算不加上日常的消费，也不够每天都能吃上肉蛋饺子。所以说农业发展的出路是不容易找的。就像下面先生说的

“如果农民不必交地租，那么地里的收成可以让他们生活的很好。”

所以说接下来先生探讨了关于乡村生计的的问题：手工业和农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农民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从家庭工业中得到的收入得到的收入使得缺少土地的人足以生存下来。”

这就是说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应该和手工业相匹配发展。一是为了收成不好的时候农民能留给自己的口粮，一方面可以自己可以提高自己的一部分生活水平。然后就是农民的平均耕地面积小的问题。直接原因是农村人口太多，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农忙农闲的时候劳动力数量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关于传统机制脱节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脱节就是关于乡村手工业的脱节。“乡村工业的衰退是西方机械化工业竞争的结果，因为机械化大生产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本来城市的人民愿意去消费农村粗略的手工业产品，是因为当时贸易并不发达，或者说还没有发现更质量好更实惠的产品。知道西方工业产品的冲击来了后，一下子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农民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撑自己可以高一点的生活水平。

“传统的手工业是分散在村子里的农民，不属于任何组织，也得不到现代科学的帮助。比起外国产业制度的威力，地主的力量和影响太微弱了，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但是，地主近在咫尺，为了生存，农民只能起来反抗他。这样中国的土地问题就变得一天比一天严重。”

就体现了关与先生说的传统机制脱节的问题。

“地主阶级的合理出路”

这一节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面对人民共同追求最低生活标准的同时，地主阶级该如何寻找出路；第二个方面就是随着着现代工业品和外国商品的侵入，乡村的经济受到冲击。

首先对于对于第一个方面。先生谈到：由于中国一直消耗着财富，最初的工业生产力远不能使农村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们不使正在衰退的工业得到复苏，那么以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阶级最终要受到攻击甚至毁灭。

这里就指明了，对于乡村工业的复苏问题。为什么要对乡村的工业进行复苏？首要原因就是，地主所拥有的土地不能够同时养活自己和佃户，更别说多余的消费资金了。

接着作者也谈到：“由于中国的租地体制不是建立在农业收入过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来自乡村工业的额外收入的基础上，乡村工业决定了基本地租，事实上也决定了地主阶级的未来。”

马克思地租理论谈到：“资本主义地租是租地的农业资本家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那部分超额利润。地租的本质是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反映出农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联合剥削农业工人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讲到的是资本主义地租，也就是说农业工人没有创造出剩余价值，就要拿出自己所有的部分价值。而中国的地租体制不一样的就是，决定基本地租的是乡村工业。在解释一步就是说：农民交给地主的是农业土地的粮食和部分收益，而在拥有乡村工业的额外收入的前提下，农民可以正常地交付；但是如果没有额外地家庭手工业收入的话，农民仅仅靠土地获得的收益是不足够同时养活地主和农户的。这就是说乡村工业决定基本地租的原因。

所以，接着先生就讲的是“地主阶级的理想的出路并不是要采取只能促使他们灭亡的行动，而是调整自己适应变化的环境，寻求收取地主以外的谋生手段。”为此也提到了“中国复兴的目标还包括工业的重建。为了建立民族工业，我们必须重建乡村工业。”至于为什么说外国商品的涌入以及当地日常用品的大规模生产而发展起来的现代都市渐渐剥夺了乡村的重要的收入来源的？主要是因为原来属于乡村工业的消费顾客因为交通、商品样式、质量等各方面原因而转移。所以乡村经济自然进入了一个困境，面对这些洋货的冲击，乡村的工业该如何生存的困境。如果说切断城乡的联系，经济之间就不能实现交流，但是对乡村的经济来说是友好的。这就是这一节所谈到的第二个方面。

“城乡差别的不断扩大”

在这一节中，主要谈及了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和城乡关系的恢复。

城乡差别的重要原因就是城乡间的分离，中国的乡村擅长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他们倒是想着城市与乡村之间没有那么多的联系，这样就不会受到城镇居民的剥削，农产品不会运送到城市，农民自己也有足够的食物生存。相对来说，城市与农村这样的相处会直接威胁到乡村的农民的收入，也影响了城镇经济的传统结构。进而的来说，对于这种障碍只能用武力暴力来打破，于是成了导致的内战真正原因。但是对于这种困境该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呢？换句话来说如何回复城乡关系呢？先生在这里讲到了“土地改革”。

“如何让乡村的人通过发展乡村的工业和专门的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又能让都市和城镇的人维持自己的生产中心不去剥削农村”是我们应该去解决的重要问题。也就是怎样做到城乡在生产和消费上的互补。即不能做到城镇的破产又不能导致乡村生活的倒退。于是先生就谈到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让农民不在受到地租的过分压迫，因而城镇居民减少了一定量的消费来源，进而就减少了生产抵不上消费的现象，进而调整城镇经济的传统结构。

第七章“乡土社区的社会侵蚀”

首先是关于土地和人的侵蚀。在这里先生也是通过讲美国的李林塞尔的计划来让中国对改善土壤保持兴趣。特别是把这一观点推广到乡土生活中去。在这里先生有句话：“中国的农业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是传统、社会结构、道德及统治的问题，这些因素至少在过去共同维持了中国的生活。”，所以说在这里就更加提到了中国人应该更多的保护土地。中国人的观念也应该改变，应该从追求资源变成顺从自然。在农村农民和土地就有着非常深的联系。先生也说出了“桑梓情谊”。中国人有个说法，万物归根，万本归原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在这里我就想到了一种宗族血统的问题，中国人对土地的情分是非常高的。无论生死，都是不能离开家乡的土地的。而土生土长的农民的情谊更是深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是有很多例子。先生在下一部分就说到了。

“逃亡者——-不回家的乡村子弟”

经济在进步，时代在发展。我们的社会也是越来越流动。在农村受过教育的孩子会出去上大学。经历过大城市或者国外的熏陶就会变成先生说过的流亡者。这种流亡者也是权衡了许多现实中的城乡利弊，就选择不留在农村，甚至到去世都没有再回来。先生也说他是“社会侵蚀”，也不无这个道理。反而呢，从大城市流动到乡村的人反而不多。就连现在来说，对于大学生下乡支教都是一种很鼓励很多待遇的政策，但是效果也不是非常好，他们自然受不了不一样的成长环境。

“寄生阶层”

听这个阶层的名字，我是有种贬义的态度认识的。先生说的寄生阶层是指一些经过西方文化熏陶的人由于企业的数量有限没有进入都市企业的机会，又不回来到农村，所以最终即不在城市又不在乡村从事生产生活而去追求政治权力的人。为什么说他们是群寄生的人。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从劳动人民那里得到给养，并且会靠地租收取来维持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先生说的寄生阶层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主阶层。

“在洪水的冲洗下”

大家知道土壤不可以被洪水冲洗，不然会造成过度的水土流失，土没了就是农民们的生命就没了。社会也是这样，人口就像土壤，过分的人口流失自然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最起码是不协调的发展。区域经济不平衡，社会阶层分化，更严重的是贫富阶层分化更严重。严重了怎么办呢，矛盾激化，农民就开始起义了。社会怎么会不混乱呢。这就是洪水般的社会冲洗。

总结一下，以上就是我看的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士绅的全部内容。[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