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入与代出

生活是什么？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将自己放入故事环境来说。否则就无法描述它。实际上，生活就是活着的事。对于人，因为我有故事有文字，我们就把活着的事统称为生活。而既然要放到故事里，那就离不开一件事——代入与代出。顾名思义，代入就是将自己与某个概念结合而活着，那就必然会做符合这个概念的事。至于先有概念还是先有实践我想不必多说。所有代入与代出都是在人们基于实践产生概念之后的基础上来说的。

概念既然已经确定，那么对于符合概念的主动行为即为代入，我们为什么会代入呢？为什么会选择某种代入概念呢？我想第一个问题就和我们讨论的基础一样，人一定会代入某个概念，否则就脱离了故事，就没有了生活而仅仅是活着。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就和很多理论一样，人的认知起源于教育，而这教育来源于前辈，来源于自身感知，来源于所有实践的反馈的所有综合。而其中就会有各种概念，对于某个概念的认同，或许出于被动，或许出于主动（有让自己不开心又不得不接受的为被动，让自己开心而愿意接受的为主动）。这些都是在考量所有综合情况后，人自觉地做出的反应。而无论主动也好被动也罢，既然代入为必须，我们就说来代入的具体表象。如在家庭中，可为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等概念，在国家行政概念下，又可以是村长、镇长、县长等，在职业概念下，还可以是商人、工人、农民、公务员等。一旦我们认同某个概念，就会做出对这个概念的定义的行为，当然，这些概念有表意也有实意，表意为某些设计概念的初衷，而实意为当前条件下社会对这个概念的认知。如过去的褒贬词义的转化就是一种表意随实意变化的情况。还有大家都关心的职业定义的变化，如演员，在封建时期仅仅是反应那些满足权钱人士的娱乐欲望的底层人员的。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其实意已经发生变化，称演员或对其中突出的为“明星”或“网红”。

这其中的变化又来源于这部分群体的收入与公共媒体对他们的吹捧，导致了整个社会认知的变化。另外，对于官员，在建国初期，我们把每个官员的责任和定位进行了定义，对于认可其定义的人就会积极向这个定义靠拢，但随着社会发展，随着整个社会的民意倾向于经济，对于认同其本身定义与现实冲击的对抗，产生了认同的分歧，于是不断有人在这个定义的位置上做出利用这个位置而获得另一些需求的人。随着这个人数的增多，并逐渐受到群众的接受，更多的人就忽略了这个概念的表意转而因为其在现实条件下的实意而去从事这个工作。他们靠拢的不是表意而是实意，这就产生了一种错杂的社会现象，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必须强化其表意，而社会因为整个认知的改变，一部分人想强化其稳定既得利益的实意，而这部分人又正好为政府的执行人员。这种矛盾，不仅是自身与自身当前认知的斗争，也是短期与长远发展的斗争。或“度”的把握的斗争。

代入不仅仅随着以上所说的概念的变化而变化，还有很多其它的变化，例如，随着血缘亲情与社会变化，产生了很多违背血缘本性关系的情况，就如我们看一群狗的家庭，狗妈妈无论如何也会照顾自己的狗崽，但狗崽之间会有竞争，而有外力侵入时，狗崽们又能互相团结。而人的家庭大体上也应该如此的，这是动物的本性，但产生了如父子、母子之间发生经济和抚养纠纷的情况，不外乎于生活上，对生活的认知与源于动物本性的传统概念的认知的变化。如子女不满意父母的地位不如其他父母，未能满足其需求，而父母不满于子女未能像其他人的子女一样符合他们认知的子女的表意。这些冲突来源于对概念的认知，而概念与概念的连接就导致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事情变得正常。如，一只面对强敌的小狗，即使打不过而强装认输，夹着尾巴逃跑，也不会因为可以通过和强敌一起欺负父母兄弟而免于受苦转而去攻击自己的父母兄弟。而人之所以有人会这么做，就在于对概念的连贯认识而综合考虑自身利益的结果。但这也是另一个重要概念的基本表现——代出。

如果只有代入没有代出，那我们一旦对某一概念产生认同就无法改变，就基本朝着这个概念去行为，而不会有什么变化。只有通过代出，才能跳到概念之外来看概念，就能根据实践来调整。但是代出虽然是一个点，代出之后却可以朝着概念的不同方向发展。如概念意义较强的行政职务概念，一个县长，作为县长本身要符合概念的要求，当他遇到一件事情，县里要修一条公路，县长的老家正好在这条路上面临拆迁，作为县长概念表意下的他，那就是按照正常的拆迁赔偿就行了，一视同仁。可他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认同，所以他要代出，作为家庭成员概念的要求，他是要为家庭争取利益的，这是社会对家庭成员的概念的要求，同时，他还可以作为国家干部代入，他要本着国家整体发展的角度，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还可以作为党员、作为男人、作为女人代入，他应该怎么做？这当然就会将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而我们说到复杂就要明确代入与代出的关系，当我们没有乡村、城镇、国家概念的时候，我们便有了家的概念，在家的概念之前，我们有的是自我的概念。所以我们最先代入的是自我，然后就是家庭成员的概念，再然后与其他家庭接触，才有了朋友的概念，进而至国家至整个地球甚至整个宇宙。这样从我及他的关系发展，是一种逐渐稀少的过程，正因为其稀少，才显得以国家大任为己任的难得。除了这种横向维度，还有纵向维度，在时间概念下，一次的大义凛然和一辈子的大义在胸当然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在生活中虽然有难能可贵的情况，但无限而不清楚的去追求某些看似难得的概念认同也是有问题的。例如，我们将自己作为宇宙的一份子来考量自己的行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将自己作为时间维度上的一份子，我们又该怎么做呢？难道是什么都不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的行为是否是在为自己“挖坑”呢？而所有的看似有意义的行为，在最终点看来，会不会觉得可笑呢？还有在生活中，我们对于“爱”这个概念的定义，爱自己、爱家人、爱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然后呢？爱生命，爱每一个生命，然后呢？我们开始保护动物，首先从哪些动物开始呢？主动的开始是那些和我们联系最紧密，又能讨人喜爱的动物吧？狗？猫？为什么我们不保护猪、不保护老鼠、不保护苍蝇？为什么要定义苍蝇是害虫呢？仔细想想，然后再进一步有人开始提倡素食主义，不吃所有的动物，然后呢？能不能再进一步，植物不是生命吗？那人还怎么活下去？这种代入的程度看似越深越难得，却实际上是在将自己的生命断送的一个过程。进而，我们回来思考这个代入问题时，就要客观的看到我们自身的属性和社会的属性，我们对概念的认同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而在这个认识程度上，需要把握“度”。

这个度的把握，就像毛主席说的实践论，要用客观实践来检验，要从客观实践中提取和总结。就像毛主席提出的共产主义概念一样，少数服从多数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共产主义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可是，为什么就要把资本家打倒呢？为什么资本家这些少数就一定要满足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利益呢？如果说多数就要满足，那为什么不满足细菌的利益，为什么要杀灭细菌，为什么不满足老鼠的利益，老鼠比人多那么多，我们为什么不照顾多数羊的利益，把老虎狮子都杀掉呢？因为他们不是同类？是的，可我们为什么要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不让某些少数的动物灭绝呢，为什么即使人也不能杀掉这些动物呢？这好像又不是同类的思想基础，或许又是因为这些少数的动物能满足大多数人类的某些需求，所以要保护。而对于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的，不是大多数人需要的东西，我们就会想办法剔除，例如涉及违法犯罪的那些活动和人。而资本家当然也是影响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收入的，是不被大多数人喜欢的。但有时候，在某些地方又是少数的资本家或剥削阶级在统治这个社会，在制定法规，在定义概念，那又是为什么呢？是力量。力量又因为认知而改变，当大多数人想团结起来反对少数的时候，就是大多数人要求少数人必须服从大多数人，靠的就是力量，而这股力量又很难聚集，因为即使把所有大多数人的利益全部吸收，分到每个人手里又没有多少，但这种对抗可能产生的后果却特别严重，所以这股大多数人的力量是很难聚集的。但既然历史不停的出现过这种力量聚集的事实，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那个少数人和多数人对抗的“度”。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多数人会聚集在一起，是什么样的度，多数人和少数人会处于平衡状态，我们希望平衡吗？是的我们希望平衡，可是我们也希望快速的发展，快速的发展的动力又来源于竞争，来源于成为“少数”的冲动。而快速发展就会推动“少数”力量的扩大，就会激化和多数的矛盾，到了一定程度，多数又会团结在一起，解除少数的利益。阶级固化，让多数人没有出头之日的时候，也就是多数人的力量开始凝聚的时候。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停积累的过程，但任何统治阶级也不想出现隐患，也想长期平稳的保持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可当阶级固化发生以后，谁又愿意代入为一个牺牲自我，保持阶级地位的牺牲品呢，当他牺牲以后，作为另一个阶级的一份子，他是不是又应该站在另一个阶级的立场上，再做一次革命先锋呢？何况，在牺牲的问题上，少数派里的一个两个已显得微不足道，十个八个也显得无足轻重，只有深深的打破这个壁垒，让里面的这些少数派也上蹿下跳，那另一端的人才能安心，才能满足的。而这个度，到底是在何种情况下才是到了极限呢？就如买股票，涨到多少才算到了头呢？只涨不跌的股票谁舍得抛？

这个度如何把握，到底将自己代入到哪个概念下，最利于自己的发展呢？我想，这一切离不开了解，离不开实践，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从1米高的台子上跳下，身体能够承受，这是来源于实践，而从最高多少米跳下，身体能够承受呢？或这个极限是多少呢？我想谁也不想去尝试这个极限，因为这太危险，而有保护措施的又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实践，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地极限也不同。所以代入概念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将自己代入为和尚，就能悟透佛法，有些人却一直都悟不透。所以我们在代入问题上，首先要代出，全盘的来看自己，看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而来规划代入的度。其次要了解社会，了解所想要代入的概念的所有情况，例如，我们代入家庭成员，就需要知道社会上如何定义这个成员的，你该如何做才会被称为做得好，你该如何做，才会对家庭最有利。我们代入国家，就要知道我们怎么做才能对国家好，我们代入全球，就要知道怎么做才是对全球有好处，不是吗？一切盲目的代入，都是鲁莽的行为。例如，很多人代入民族身份认同，就要不问理由的抵制那些和我们有民族仇恨国家的货物，以达到抑制他们发展的目的，可是呢？不了解的盲目抵制，真的只对他们有影响，真的只让他们难受吗？真的能达到爱国的目的吗？我想，这是不一定的，甚至有些人抱着民族仇恨去对待每一个和我们有民族仇恨的人，就像现在的中东地区一样，我们也想把国家弄得和他们一样吗？这些人了解国家发展大计吗？不了解而盲目的去代入，可不一定是好事。再说代入地球成员的情况？他们真的了解地球的发展吗？代入的层次越高，人越少，不仅仅是因为胸怀难得，还因为对这些层面上的理解的困难，没有深刻理解的东西，我们如何深刻的感受它呢？

世界上有很多奇迹，是因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敢干、敢做而产生的，当然也有很多愚蠢的例子，也是因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敢干、敢做而产生的。我并不是要反对这种冲动和极端的行为，而是知道，这个世界发展的推动，不是那一两个所谓奇迹带动的，所谓奇迹是在所有量变积累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即使那个著名又讽刺的“一英里”实验，其实也是在无数次的人，无数次通过实践去尝试而达到了突破极限的情况下完成的。只是突破的人正好在这个点上，因而他出名了。他不发现，也迟早会有人发现，就如中国的革命，在那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需要的是团结他们的领袖，他们想团结，想凝聚力量，所以推选了一些人出来，所以最后成功了。我们在看到成功的时候，往往喜欢忽视对于成功的铺垫。革命也是一样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左和右的极端主义都只会带来失败，哪怕这种极端主义曾经成功过那么一两次，但是从整体上看，这种成功是失败的，正因为这个成功才导致了更大的失败，这是毛主席通过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我并不本本主义的完全认同毛主席的所有话，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同样犯了自己曾经指出别人犯的极端主义错误，“大跃进”的错误竟连同“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还是在于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不知道该如何发展，而依靠了盲目的革命热情去推动。我们当然以后还会遇到很多未知的情况，我不是说就一定知道了怎么做才去做，而是要在做之前，对要做这件事之前的所有基础要了解情况，要知道我们到没到那个突破的点。我们当然要做，可也是循序渐进的做。即使“苹果掉下来砸到头而发现万有引力”是真的（何况本身就建立在牛顿深厚的知识基础之上），那也只是一次巧合，抱着这种极端主义，即使成功一万次，也扛不住一次失败。就像划拳的赌注，每次都用上所有的赌本，甚至超过自身的赌本，即便赢了无数次，也扛不住一次输。而另一个什么也不做的极端，更是枉费了生命的存在。

所以，度首先不能是极端的，其次是要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再然后这个中间都是可能的，至于度的临界点，我想肯真正花时间去建立基础，就会有效的知道临界点的位置。代入，行而有效让自己快乐，这是代入的最真实的目的，代出，不时让自己看看有没有到达临界点，总结实践经验，再代入，再代出，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表现，也是有助于人过好一生的实践。

最后补充一点，关于各个教派的修行，为什么讲求清静，其实就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一样，当我们受到越多的概念束缚，我们就越难做好一件事。这也是因为人是应激性的动物，对于发生的越近的事情，发生的越激烈的事情，反应也会越强烈，这种反应不是想控制就能控制的了的。顺便说一下各种教派难道他们真的能脱离凡尘而成仙成佛，能够进入天堂吗？概念是人创造的，当你选择某个群体的传统生活方式，你就是在入世的实践，而无论这个概念下究竟要求你做的对不对，你都不是在做这个概念本意上的行为。

当一个人受到太多杂乱概念的影响而无法有效应对时，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当然是这些教派的生活方式，当一个人的认知发展到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也是这些教派活动，因为，他们宣扬的是所谓出世，简单说就是找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不去想那些烦心事。但实际上，这本身也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组成形式而已，努力去忘记，努力不去想，就是他们的事，就是他们的实践，就是代入了某个教派信徒的身份概念，只是行为看起来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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