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了110万美元，91岁去世时万人空巷，他到底是功臣还是罪人？

2019年3月5日，云南玉溪。

那一天，整座城几乎按下了暂停键。

街道两旁站满了人，从城里到城外，送葬的车队和自发赶来的市民绵延了几十公里。当地的菊花一夜之间被买空，鲜花店老板说＂这辈子没见过这阵仗＂。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是哭着来的，怀里抱着一束白菊，嘴里念叨着同一个名字——褚时健。

可问题来了。

按照法律的口径，这个人是个＂经济犯＂。1999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贪污。后来减刑出狱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一个被法律盖过章的＂贪污犯＂，为什么能让一座城为他送行？为什么茅台、格力、万科、联想这些响当当的企业掌门人都赶来了？为什么连普通老百姓都觉得，这个人不该走得这么＂轻＂？

这是中国当代企业史上最拧巴、也最有嚼头的一道题。

要把这道题答清楚，得先把时间倒回到1979年。

那一年，褚时健51岁。在很多人眼里，五十一岁的男人，差不多就该等着退休、含饴弄孙了。可他偏偏在这一年，被一纸调令派到了玉溪卷烟厂。

那是个什么地方？

用当时一位老工人的话说，＂那不是工厂，是个等死的破院子。＂ 厂房漏雨，机器锈得拉不动，仓库里堆着一摞摞卖不出去的＂红梅＂烟。这种烟当时在云南本地有个外号，叫＂苦辣呛＂——抽一口苦，再抽一口辣，再抽一口呛得人直咳嗽。

更要命的是市场。

那个年代，中国的烟草市场基本被国外品牌占据。万宝路、三五、登喜路，这些洋牌子在沿海城市横着走，国产烟根本上不了台面。请客送礼用国产烟，是要被人笑话的。

褚时健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接的手。

他干的第一件事，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他跑去种烟叶了。

按照当时的体制，烟厂只管做烟，烟叶由农民种、烟草公司收。褚时健偏要插一脚进去，跟农民签合同，自己定标准，从田间地头开始管。有人说他＂不务正业＂，有人说他＂瞎折腾＂，连厂里的老技术员都直摇头。

可他认准一个理：烟做得好不好，七分看烟叶。 烟叶不行，工艺再花哨也是白搭。

他从美国请专家，从巴西买种子，把云南的红土地和国外先进的烟叶种植技术硬生生捏在了一起。几年下来，玉溪烟叶的品质已经能和国外大牌叫板。

接下来的故事，就有点像传奇了。

＂红塔山＂这三个字，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一点一点敲进中国人的脑子里的。一开始还只是地方品牌，后来上了央视，再后来成了请客送礼的＂硬通货＂。最辉煌的时候，红塔山的品牌价值评估高达400多亿元，是当时中国最值钱的品牌，没有之一。

可这些数字背后真正狠的是什么？

是税收。

从褚时健接手玉溪卷烟厂，到1995年他出事之前，这家厂子累计为国家上缴的税利接近1000亿元。有公开资料显示，红塔集团鼎盛时期一家厂的利税，占了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还多。

什么概念？

放到今天，相当于一家企业撑起了一个省的半壁江山。

玉溪这座城，也在这十几年里彻底变了模样。原本是个连像样马路都没有的滇中小城，烟厂红火起来之后，配套的运输、餐饮、烟叶种植、零售批发，整条产业链全活了。老百姓口袋里有钱了，年轻人不用背井离乡，玉溪有了＂烟城＂的名号。

按理说，干到这个份上，褚时健就算什么都不做，往那一坐都是云南的＂经济活菩萨＂。

但人性这东西，最经不起推敲。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1995年。

那一年，有人实名举报褚时健。调查组进驻红塔，账目一笔一笔翻。最终查出的结果是，褚时健和几位副手私分了一笔小金库，折合人民币大约300多万元，其中褚时健个人分得174万美元（部分资料记载为110万至170万美元之间，具体数字在不同公开报道中有出入）。

这笔钱，在今天看来或许不算天文数字。

但放在1990年代中期，那是绝对的巨款。

更糟糕的是，调查还在进行中，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在狱中自杀了。这一刀，比判决书还狠，直接把这个67岁的老人击穿。

1999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贪污罪，无期徒刑。

宣判那天，有记者拍到他站在法庭上的照片——头发花白，背微驼，眼神空洞。一个把破厂子做成中国第一品牌的人，就这样，倒在了自己亲手搭起来的山顶上。

按理说，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

可真正让褚时健成为＂传奇＂的，是后面这段。

2002年，因为糖尿病严重，他获准保外就医。出狱时，他已经74岁。一般人到了这把年纪，能正常吃饭睡觉就不错了。可这位老爷子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他承包了2400亩荒山，决定上山种橙子。

74岁。

种橙子。

第一批果子要四五年才能挂果，赚钱要等到他将近80岁。身边人劝他歇歇，他甩出一句话：＂我这辈子，闲不住。＂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褚橙＂火遍全网，被称作＂励志橙＂。一个曾经让外烟在中国市场低头的人，又用一筐橙子让无数年轻人重新理解了什么叫＂东山再起＂。有人说，褚时健不是在种橙子，他是在种自己人生的第二次。

王石、柳传志、王健林，这些后来都成为褚老好友的人，几乎都说过类似的话：＂看到褚老，我就觉得自己那点挫折，根本不算事。＂

到这里，咱们再回头看开头那个问题。

褚时健到底是贪污犯，还是功臣？

如果只看法律的尺子，他是有罪的。 这一点，连他自己都从来没有否认过。在不该伸手的时候伸了手，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一个国企的厂长，在国家体制内拿了不该拿的钱，违法就是违法，不会因为他做出了多大成绩就被抹掉。

但如果只看法律的尺子，又是远远不够的。

要把褚时健这个人看明白，必须把他放回那个时代里。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企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型阵痛。一边是计划经济的旧框架还没拆，一边是市场化的浪潮已经冲过来了。最别扭的就是企业家这个群体——他们干着市场经济的活，拿着计划经济的工资。

红塔每年上缴几百亿利税，褚时健作为厂长，年薪不过几万块。和他同时代的香港、台湾的企业家，做出他十分之一的成绩，身家都早已上亿。这种＂贡献和回报严重错位＂的局面，是那个时代国企掌门人共同的尴尬。

褚时健自己后来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把厂子从亏损做到上千亿利税，国家拿走那么多，我多拿一点点，我心里不平衡。＂

这话，说得对吗？

从法律上，不对。从制度设计上，他没有权力这么做。从程序正义上，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但从人性上，这恰恰是当时一大批＂59岁现象＂国企领导人共同的心结。 所谓＂59岁现象＂，说的就是那些干了一辈子，临退休前突然出问题的厂长经理们。他们不是从一开始就想贪，是在退休前的某个瞬间，突然觉得＂我这辈子图什么＂，然后就栽了。

褚时健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是最有名的那一个。

所以你看，这件事的复杂性在于：制度的漏洞、个人的选择、时代的局限，三股力量绞在一起，最后把一个人推到了悬崖边上。

把褚时健简单定义成＂贪污犯＂，是把复杂的问题做了最偷懒的处理。把他无脑捧成＂完美功臣＂，又是对法律和受害者的不尊重。真正合理的态度是：他的功是功，过是过，两本账都得认。

那为什么2019年的葬礼上，会出现万人空巷的场面？

因为老百姓心里那杆秤，称的不是法律条文，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玉溪人为什么爱戴他？因为他来之前，玉溪是个穷山城。他走之后，玉溪是个富烟城。多少家庭因为烟厂的崛起，孩子读了大学，老人住上了新房，年轻人有了体面工作。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恩情，不是几张判决书能抹掉的。

云南的烟农为什么记得他？因为是他第一个把烟农从＂靠天吃饭＂带到了＂按标准种植＂的现代农业模式里。烟叶收购价的提升，直接改变了无数云南山区家庭的命运。

那些后来去送行的企业家为什么不约而同？因为褚时健代表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某种精神原型——专业、执着、不服输、跌倒了再爬起来。

茅台的人去了，格力的人去了，柳传志、王石、冯仑、王健林、吴晓波都去了。这些人在中国企业界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不会因为礼数赶去给一个＂普通老人＂送行。他们送的，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一座灯塔。

更值得琢磨的是另一个细节。

历史上，能让普通百姓自发万人送行的人，掰着指头数都不多。周恩来去世时十里长街送总理，焦裕禄去世时兰考百姓哭倒在地，袁隆平去世时长沙街头雨中相送。 这几位都是公认的人民功臣。

褚时健的葬礼场面，能跟这些场景类比吗？

平心而论，量级不同，性质也不完全一样。但有一点是相通的——百姓自发的送别，从来不是组织出来的，而是一个人在他们生活里留下的真实印记。

写到这里，其实想说的不只是褚时健一个人。

他的故事让我们不得不去想几个更深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怎么评价一个有功有过的人？

中国传统的史观，喜欢非黑即白。岳飞就是大忠臣，秦桧就是大奸臣，故事讲起来痛快，但其实远远没有这么简单。真实的人物，往往是灰色的。一个真正成熟的社会，应该有能力同时承认一个人的伟大和他的缺陷，而不是非要在＂圣人＂和＂罪人＂之间选一个。

第二个问题：制度设计应不应该跟上时代？

褚时健事件之后，国家对国企高管的薪酬体制进行了多轮改革，股权激励、年薪制、职业经理人制度逐步推开。很多人不知道，褚时健的悲剧，恰恰加速了中国国企薪酬制度的市场化进程。 他用自己的下半生，给后来者趟出了一条路。

第三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功臣＂标准？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一条朴素的逻辑——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谁让他们的日子真的变好了，谁就会被记在心里。哪怕这个人有缺点，有过错，甚至有过法律上的污点，只要他真的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东西，老百姓总会用自己的方式还他一份公道。

褚时健活着的时候，曾经被问过一句话：＂您怎么评价自己这一生？＂

老爷子愣了几秒，说了一句：＂我没什么可吹的，就是不服输。＂

九个字。

九个字概括了一个用一辈子在中国商业史上趟出血路的男人。他坐过牢，丧过女，70多岁还要从头再来。他的故事里有耻辱，有荣耀，有体制的桎梏，有人性的弱点，也有那种近乎残酷的不认命。

真正的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 真正的人物，也从来不会被一句话定性。褚时健是不是功臣？是不是罪人？这两个标签，单独哪个都贴不上他。他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部中国企业改革浓缩史的人。

5年过去了，关于他的争论还在继续。

但2019年那个春天，玉溪城绵延数十公里的送葬队伍，已经替老百姓写下了答案。这答案不在判决书里，不在新闻稿里，不在专家学者的论文里，而是在那一束束自发摆放的菊花上。

历史最终会记住什么？

不是某一份判决，不是某一次表彰，而是当一个人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多少人愿意为他停下脚步。

这或许就是关于褚时健，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