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的南京码头，据当时记载，一张去武汉的普通船票已经炒到这个价：一个黄包车夫不吃不喝攒上五个月，才勉强够买一张，托带行李还得另外加钱。

那年6月，这座城里还住着一百多万人。等到日军进城前夕，只剩数十万。走掉的那些人不是没走成——坐船溯江西上的、乘飞机内迁的、雇车马躲到乡下的，早就走了。留下的，是拉车的、摆摊的、打零工的、织袜子的。

所以「南京百姓为何不撤退」这个问法，本身就错了一半。走得起的早都走了，剩下的人，被一层一层困在了城里。

第一颗炸弹落下之后，这座城就分成了两半

1937年8月15日下午，防空警报在南京城上空拉响。日军飞机越过东海飞抵南京，炸弹落在大校场、明故宫的机场上，也落在八府塘、第一公园、大行宫、新街口这些商业区和住人的巷子里。

从这天起到12月13日城破，日机空袭南京上百次，造成军民三千余人伤亡。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听上去不短。可这扇门究竟对谁开着，是另一回事。有钱有势的人有的是路子。有人买了船票沿长江往上，去武汉、长沙、重庆、成都。有人直接乘飞机内迁。

条件差一点的，雇一辆车、一头牲口，把家小送到南京周边的乡下先躲着。

政府机构和工厂设备的内迁，早在淞沪打起来之前就开始动了。等到11月中旬国民政府正式西移，党政人员、知识分子、殷实人家跟着走了一大批，江面上往西的船一趟接一趟。留下的是些什么人？

拉黄包车的，挑担摆摊的，打短工的，在作坊里织袜子的女工。

据当时记载，这类人一个月的进项不过三五块到八块银元，车夫已经算底层里的高收入。

手里没有积蓄，家里没有车马，亲戚也在城里，能投奔谁？还有一批人更难。上海、苏州、无锡一路溃退下来的难民，逃到南京时钱已经花光、力气也耗尽，人是坐在墙根底下的，再让他们往西走几百里，走不动了。

淞沪前线撤下来的溃兵也涌了进来，城里的人口结构越来越乱。

从超过一百万，到日军占领前夕的约五十余万——中间蒸发掉的那几十万人，几乎都是买得起票、租得到车的那一半。同一座城，同一个码头，有人在窗口跟人讨价还价，有人连上去问一句价钱的资格都没有。

凑齐了票钱，也不见得挤得上那条船

先说钱这一关。据当时记载，上海沦陷之前，从南京去武汉的普通船票已经炒到四十块银元的水平，行李另算。上海一丢，日军分三路朝南京压过来，价格再往上翻——货运的船票涨到两百块，客运的开口就是上千。

上千块银元对一个摆摊的人家意味着什么？摆摊的一家人干上一辈子，也攒不出这个数。

有人把家里的桌椅铺盖变卖了，有人把老婆的首饰当了，凑到最后还是差一大截。钱这关过不去，运力这关更硬。

政府机关西迁要抢时间，大批车辆和民船被征用调走，本来就紧张的船只一下子被抽空，剩下的舱位自然被炒到天上。

至于疏散民众的命令，并不是没有过——7月里那还只是口头上的招呼，等到11月局势紧到不能再紧，正式的命令才下来。

那时候码头上已经挤得站不住脚，票价也早已不是普通人能碰的数字。听话在家等通知的人，等来的是走不了了。再说路。城东，京沪铁路被炸得铁轨扭曲、桥梁断裂，火车开不出去。

城南的公路上塞满了权贵的私家车和公家车，沿途日军的哨卡越设越密。城西是长江，日军舰艇在江面上来回巡航，私下摸黑过江的小船常被机枪扫射。

城北的浦口轮渡则被军方封锁——卫戍司令唐生智为了不让部队擅自后撤，下令控制渡江船只、撤销轮渡，命令针对的是军队，可挡住的是所有站在江边的人。

四个方向，四道门，一道一道关上。这时候再回头看那些没走的人，就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了。不是没想过走。

是钱凑不出，凑出了没船，有船挤不上，挤上了江心还有日舰。

一家老小站在下关的江风里，看着别人的船开走，然后转身走回自己那条巷子——这不是选择，这是被剩下。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五点，最后一道门也关上了

还有一层，是心里那道坎。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很多市民听过就算了，觉得“打到南京来还早着呢”。在他们的经验里，打仗是打打停停，打一阵子，签个条约，日子照过。

城里的报纸和广播是少数人的东西，多数人靠街坊邻里口口相传，消息到手里已经隔了好几层。还有人存着侥幸，觉得日军进城顶多是换个当家的，总不至于对老百姓下手。更别提“安土重迁”这四个字压在身上的分量。

祖上留下的房子、街面上的老主顾、一屋子搬不走的家什，走了就等于连根拔起。而路上呢，土匪、疾病、饥饿一样不少，有人拉着全家走到半道，孩子病死、老人饿死。

留在城里是赌日军还讲一点规矩，上路是赌自己的命够硬。两边都是赌，只是没人告诉他们，赌错了要付什么代价。12月一到,时间就不给了。日军大本营下达占领南京的命令，5日进攻外围，10日发起总攻，12日中华门失守。

唐生智11日就接到了撤退通知，却没有立即执行，直到12日下午五点战况急转直下，才召开会议正式下令。命令传得又慢又乱，很多部队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退。挹江门成了通往下关的唯一出口。

守门的部队没接到撤退命令，把两个门洞堵死，只留中间一孔。人潮全往那一孔里挤，争先恐后，互不相让，踩踏而死的尸体能积到三四层，教导总队一位团长就被拥挤的人群踩死在门洞里。

出了城门也没有活路。江边无船，军民拆下门板扎成木筏往对岸划，不会驾驭的翻在江心。日军的支队和舰艇赶到，对着江面的木筏开火冲撞，宪兵副司令萧山令死于半渡，据亲历者回忆，死在江里的约有三四千人。

城里唯一还能喘气的地方，是11月22日成立的安全区——不足四平方公里的一块地方，二十多位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撑起来，设了25个难民收容所，约25万人挤进去躲过一劫。可这座城里的人远不止25万。

挤不进去的、被堵在门外的、跟着队伍死在江边的，命运写在两个法庭的判决书上：南京军事法庭认定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所以“南京百姓为何不撤退”这个问题，答案从来不在百姓身上。被困住的是那批没有钱、没有船、没有消息的人——他们不愚笨，也不麻木，他们只是买不起那张票，走不通那四条路，等不到那道晚了太久的命令。

11月的码头上，那个问过船票价钱又转身走回巷子的拉车人，最后没能上船。全城人都没走的说法，把他和那些提前上船的人算成了一伙。他不是留下的，他是被留下的。

参考资料：

1937年侵华日军对南京的轰炸暴行.抗日战争纪念网.1937-11-20

拉贝："他原本就是一个深爱中国的人.新华网《环球》杂志.1937-11-20

张连红：战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调查与法庭审理.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1937-11-20

约翰·拉贝曾外孙：《拉贝日记》驳斥了日方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中国新闻网.1937-11-20

拉贝的师傅"——饶家驹.抗日战争纪念网.1937-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