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在红四方面军口碑极差，1937年从延安悄悄逃离，结局至今是谜

1937年4月19日深夜，何畏带着几名警卫员悄悄离开延安，消失在了夜色当中。

何畏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红四方面军大将，当过第九军军长和红军大学政委，还是中央候补委员，在党内地位很高。

这样一个人，却在没有报告，也没有跟任何人告别的情况下，悄悄离开了延安，自此下落不明。

一个问题是，何畏处在这么高的位置，为什么要不辞而别，结局又怎么样呢？

何畏画像

与很多红军将出身本土共产党员不一样的是，何畏是在国外入党的。

何畏3岁就跟随父亲到马来西亚，就读于当地华人学校，期间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

当时，马来西亚是英国和荷兰殖民地，何畏因为活动太过积极，结果成了当地“名人”，遭到通缉后被迫返回国内，之后进入厦门大学学习，并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大学毕业后到香港从事了一段时间工人运动和地下工作，曾参加著名的五卅大罢工，并加入工人纠察队。

1926年，何畏受组织派遣进入黄埔五期学习，次年毕业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又奉命去到越南，参加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和越南共产党人一起抗击法国殖民者。

1927年，新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败北，蒋介石为稳定局势，派遣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当时两人私下向共产党传话，表示愿意合作，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当即让何畏返回广西，就职于南宁警备第三大队，同时派出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龚楚等人到广西从事革命工作。

在革命队伍里，何畏显得非常特别，与其他人出身农民不同的是，他留过洋，上过大学，还读过黄埔军校，不但知识面广，斗争经验还很丰富，因此受到组织重视。

此后，何畏先后参加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为数不多参加过两次著名起义的红军将领。

这两次起义先后诞生了红七军、红八军，何畏从红七军连长干起，一直做到营长，因其打仗勇猛且很有头脑，故被称为“拼命三郎”“小诸葛”，在军中声誉不错。

1930年广西红军主力北上后，何畏留下来担任独立营营长，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带着一支游击队伍在四周都是敌人的环境里活了下来，让所有人感到震惊。

1932年，何畏接到命令，让他离开广西奔赴鄂豫皖苏区，那里正在遭受敌人“围剿”，急需他这样有经验的将领，他二话不说就拉着队伍加入红四方面军。

当时，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人是张国焘，他是中央派遣到苏区的，权力极大，而何畏也是中央点名派过去的，他因此对何畏有天然好感。

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何畏先后参加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战功卓著，几次硬仗下来竟然负伤达11次之多，堪称红军表率，张国焘便将他一路提拔为副师长、师长。

1933年，随着武装力量不断发展，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改编，编为五个军，分别是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和红三十三军，总兵力达8万余人，何畏被任命为红九军军长。

何畏能与王宏坤、余天云、王树声这些鄂豫皖苏区的老人并列为红四方面军军长，张国焘的赏识只是一方面，主要还是他打仗确实是把好手。

不过，何畏的军事才能虽然不错，但也有明显短板，那就是他性格暴躁，且当军长之后变得十分骄纵。

在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在管理上一直都很简单粗犷，打骂下属之事经常发生，比如陈昌浩就曾鞭抽参谋长倪志亮，余天云也打伤过挡路的挑夫，何畏则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何畏因为受到张国焘器重，所以为人嚣张跋扈，在红九军搞一言堂，听不进去别人意见，曾连续换掉几任参谋长；他还很记仇，甩锅也是高手，只要打了败仗就找替罪羊，从不主动揽责。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何畏是个什么样的人。

红九军最后一任参谋长离任后，作战科科长周希汉暂时肩负参谋长职责，是何畏身边最核心的军事助手，也是他朝夕相伴的生死战友，按理说他应该善待才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何畏是广西人，而他的部下大多来自湖北、河南、安徽和四川等省，在沟通交流上很费劲，时间长了，他便觉得不是属下听不懂他说话，而是故意排挤、冷落他，毕竟他是“外来户”，又是张国焘一手提拔的“新贵”，难免有人对他不服。

周希汉就是个典型案例，他也听不懂何畏的话，因此经常遭到何畏斥责，甚至是辱骂。

如果换作别人，可能早就受不了了，但周希汉知道何畏脾气暴躁，也很仰慕何畏的英雄气概，便自学粤语，重点研究何畏的说话规律，最后竟然能听懂何畏的话，何畏感到很高兴，逢人便夸他是天才，说他在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粤语。

周希汉也感到很欣慰，觉得自己通过自身努力维护了与何畏的关系，挨几次骂、受几次打，也是值得的。

然而，周希汉还是低估了何畏。

有一次，部队打了个小败仗，原本跟周希汉关系不大，何畏却迁怒于他，他感到很委屈，便顶了几句，哪知道何畏却大声对他说，“我毙了你！”说完就拔枪朝他连开五枪，他则侧身站立，也不躲闪，结果五发子弹都打到地上。

事后，何畏承认自己只是吓唬一下周希汉，没打算真杀人，但这件事却刻进周希汉的骨髓。

还有一次，何畏因为一件小事打了周希汉20军棍，直接将周希汉打到住院，事后他觉得自己下手太重，便派人去医院探望，还吩咐说，“给周科长炖一只老母鸡送去，如果没有，就去附近老百姓那里搞！”

周希汉得知这件事后，对何畏感到深深绝望，他绝望的不是自己被打，而是何畏竟然说要到老百姓那里搞母鸡。

除了周希汉之外，还有不少人对何畏意见很大。

比如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有一次红四军与红九军配合作战，双方都没达成目标，事后何畏给陈昌浩打电话，将所有责任推给王宏坤，陈昌浩信以为真，便将王宏坤一顿痛骂。

王宏坤显然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直接怒怼回去说，何畏不但打了红四军的团委书记，还搞本位主义，让红四军在前面防御，他则带着红九军躲在后面当预备队，等红四军快要打残了，他再冲上去捡便宜。

何畏得知这件事后，气不打一处来，他不敢对王宏坤动手，只能拿自己人撒气，竟然拿着鞭子狠狠地抽向第10师师长徐顺礼，徐顺礼觉得很委屈，每次见到王宏坤就要哭诉一番。

再比如余天云，他早年曾在何畏手下当团长，何畏便习惯以长官自居，哪怕他后来当了红三十军军长，何畏也经常把他当小弟使唤，为此他反抗过，但张国焘偏袒何畏，他只能忍气吞声。

后来，红四方面军成立红军大学，余天云任校长，何畏任政委，两人经常吵架，张国焘为此没少打压余天云，导致余天云压力太大，最后在长征路上因精神崩溃而不慎落水身亡。

这些都是冰山一角，当时在红四方面军，被何畏打过、骂过、陷害过的人不计其数，使他的名声差到极点，不但友军看不惯他，就连他的下属也都满肚子怨气，敢怒不敢言。

事实上，何畏在整个红军体系内，也是出了名的不受待见。

长征的时候，刘伯承曾跟随红四方面军行动，但因为身体不太好，所以一直在休养，何畏得知这件事后，派人给他送去50块大洋，让他补补身体，他却一块钱都不收，而是写感谢信婉拒。

刘伯承之所以不收钱，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首先，他作为红军高级干部，不能随便收礼，尤其是前线指战员给他送礼；其次，何畏的名声是出了名的差，且是张国焘心腹，他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沾上关系；最后，当时红军都很穷，何畏却给他50块大洋，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至少能买两千斤大米，钱是从哪儿的？

从何畏身上，我们能看到红四方面军存在的问题：长期游离于中央体系之外，政治思想工作严重滞后，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张国焘，他用强硬手段搞一言堂，用动辄打骂代替思想教育，用棍棒和子弹代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简单粗暴，风气自上而下蔓延，构成了红四方面军的底色。

何畏并不是孤例，只不过他是这种恶劣环境下培养出来的极端产物，他不只是脾气暴躁，他还会甩锅，会对自己人开枪，会把手伸向老百姓。

真正将何畏推向深渊的，是长征路上发生的一件事。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完成会师，但随后张国焘就公开反对中央的北上战略，准备带着部队南下建立根据地，在遭到阻扰之后，他竟然试图危害中央，还强行带走部队并“另立中央”。

作为张国焘的心腹爱将，何畏也跟着一起走了，尽管中央多次挽留他，为此还特意任命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委，并增补他为中央候补委员，但他还是走了。

何畏在这个历史节点的重要抉择，最后被盖棺定论为“错误站队”。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虽然红四方面军被拉了回来，但南下之后损失很大，证明张国焘的路线是极端错误的，对他的清算工作也提上了日程，而作为他重要支持者的何畏，当然不能独善其身。

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批评，很多红四方面军将领也作了自我检讨，包括何畏在内。

张国焘并未放弃反抗，而是公开唱反调，甚至表示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他要向共产国际申诉，否则就脱党。

延安的政治气氛一下子跌入冰点，中央对张国焘的态度发生极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何畏等一批将领遭到逮捕、关押。

在这种情况下，何畏想的不是如何纠正自身错误，而是如何实现自救，他编了个谎言，说自己身体有病，需要去西安治疗，并向中央打了报告，毛主席考虑到他战功卓著，且有悔改表现，理应予以照顾，便批准他前往西安治病，还批了一笔费用。

随后，罗瑞卿找何畏谈话，叮嘱他病愈后马上返回延安。

按照正常程序，何畏离开前应该打报告，即便不打报告，也应该口头打个招呼，他却趁没人注意到他时，带着几名警卫员悄悄离开延安。

何畏离开延安后，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自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关于何畏的下落和结局，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1937年何畏到西安治病时叛变投敌，步了张国焘的后尘，后来在张国焘的帮助下，他投靠国民党中统当了专员，1949年解放前夕遭到逮捕、处决；

第二种，也是说何畏当了中统专员，但不是被逮捕处决的，而是说他在中统郁郁不得志，每天只能带着一壶水、几个馒头在图书馆看农业相关的书籍，后来在金陵大学当讲师，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他感到深深绝望，便投江自杀而亡。

这两种说法，流传较广且较为可信的是第一种，因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就是这样记载的。

不管哪种说法，都说何畏追随张国焘的脚步叛变投敌了，根据他的过往经历，以及他与张国焘的特殊关系，都是合情合理的。

说实话，何畏落得个这样的结局，还是比较可惜的，他当过红军军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按照他的资历和战功，至少是个中将。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红九军出来的许世友、詹才芳、王新亭和周希汉，都是中将以上军衔，其中许世友和王新亭是上将，詹才芳、周希汉是中将，何畏作为职务最高的军长，军事才能出众，正常发展当中将是妥妥的，当上将的希望也很大。

只可惜，何畏选择一条道走到黑，中央不是没给他机会，他却选择用突然消失、叛变投敌来消极对抗，最后成了人人唾骂的对象，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