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香港的地产家族，不少人脑海中蹦出来的总是李嘉诚、李兆基那几位。可有一户人家始终走得很低调，外界连其家族女主人的清晰照片都很难找到，名字叫陈谭庆芬。这位老太太曾以家族基金会名义，向美国的麻省大学医学院递出过一张折合人民币约11亿元的支票。

她的两个儿子陈启宗、陈乐宗出手更阔绰，2014年向哈佛掏出的那笔3.5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换算超过20亿元人民币。然而这家人挣钱的根本所在，并不在大洋彼岸，而是上海南京西路上那座日夜灯火不熄的恒隆广场。

巨款西渡常春藤，姓氏镌入哈佛门

2014年9月8日，中新社香港发出消息，称拥有香港上市公司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陈启宗、陈乐宗兄弟，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赠3.5亿美元，约合27亿港元，创下哈佛378年校史上金额最大的单笔捐款。这笔钱有多重？参照同年2月Citadel顾问公司创办人格瑞芬向哈佛馈赠的1.5亿美元纪录，陈氏兄弟一举将原数字翻了一倍多。

最值得说道的并非数额，而是命名权。为感谢这笔捐赠，哈佛大学决定将公共卫生学院易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以纪念恒隆已故创办人、陈氏兄弟的父亲陈曾熙。

哈佛方面表示，这是该校首次因慈善捐款为一个学院更名，此前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是为纪念美国前总统而命名。一所近四百年的老牌私立学府，把学院的招牌挂上一位香港地产商人的姓氏，这在哈佛历史上极为罕见。

陈氏家族与哈佛的渊源并非朝夕之事。陈乐宗于1975年和1979年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在哈佛求学期间，父亲曾到校探访，家族日后选择把巨款落到这个学院，多少带着一些情感上的呼应。

七年之后，陈家再次出手。2021年9月7日，麻省大学医学院宣布收到来自晨兴基金会的1.75亿美元捐赠。这笔具有变革意义的赠款不限定用途，能够用于招募知名的创新型教研人员，开展更多突破性的生物医学研究。

为表彰陈氏家族多年来对教育、科研与医疗事业的投入，麻省大学医学院更名为UMass Chan Medical School，旗下三所研究生院亦分别冠以新名，包括T.H. Chan医学院、Tan Chingfen护理研究生院以及Morningside生物医学科学研究生院。

其中Tan Chingfen正是陈谭庆芬，老太太年轻时曾做过护士，给社区里的孩子打疫苗，护理研究生院冠她的名字算是一份呼应。据《波士顿环球报》披露，捐赠公开时陈母已101岁高龄。

按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折算，这笔1.75亿美元的款项将在五年内分期付清，使麻省大学医学院的捐赠基金规模直接翻倍，约合人民币11亿元出头。陈乐宗给出的理由也算坦白，他在哈佛广场的一次采访中提到，支持公立大学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私立大学已经资源充沛，对资源紧缺的公立学校而言，每一笔增量捐赠的边际意义都更大。

把哈佛、麻省两笔款项叠加，再算上家族此前对南加州大学、约翰·霍普金斯、麻省理工等多所美国院校的资助，陈家递到美国大学手里的支票，已是相当庞大的一笔数字。

南京路口聚财源，十城商场织金网

钱从哪里来？答案要回到内地。

走进上海，南京西路与南汇路的交叉口立着一座银灰色玻璃幕墙的双子塔，这便是恒隆广场，业内俗称＂上海恒隆＂。根据恒隆集团2025年年度财报，仅上海恒隆广场一处录得租赁收入16.61亿元，同比微涨1%；上海港汇恒隆广场录得11.97亿元，涨幅2%。两座物业加在一起，单是租金一项每天就能收进约770万元。

视野再往北、往南挪一挪，沈阳、无锡、大连、昆明、武汉、济南、天津，包括尚在收尾的杭州项目，恒隆在内地累计落子十余座大型商业综合体。这些项目大都占据所在城市最金贵的地段，将购物、办公、酒店三种业态打包做成一个整体。

2025年内地零售业务扭转上一年的颓势，集团来自商场的租赁收入约48.71亿港元，同比增长1%，其中无锡、大连两座恒隆广场租金收入分别达5.02亿元、3.31亿元，同比双双实现两位数增长。

新项目还在持续上马。据恒隆地产披露，杭州恒隆广场是一座高端商业综合项目，包括一座购物商场、五幢甲级办公楼及豪华的杭州文华东方酒店。项目已于2025年7月取得竣工证明书，其中一幢办公楼于2025年11月下旬开始供租户入驻。无锡的二期、上海的三期扩建也都排在日程表上。

从大盘看，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恒隆地产总收入为港币99.50亿元，物业租赁收入及营业溢利分别为港币93.89亿元及港币66.63亿元。同期，恒隆集团来自内地物业租赁的收入约67.57亿港元，约占其总租赁收入的近七成。换句话说，这家公司每挣10元租金，差不多有7元是从内地的商场和写字楼里收上来的。

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陈氏家族真正的现金奶牛扎根在长三角和东北、华中、西南的核心城市，他们享受着中国城市化加速、消费市场扩张所托举起来的红利。账面上几百亿的物业估值、近百亿的年度租金，构成了向外赠款的底气。

慈善原本无国界，民心自有一杆秤

钱挣在内地，大头花到海外，这种结构性反差自然容易引发讨论。早在2014年那笔哈佛捐款公布后，质疑声便已四起。

陈启宗当时也没回避，2014年9月15日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他直言在内地行善有时会自讨麻烦，并回顾起当年捐资修复故宫建福宫后遭遇的＂会所门＂事件，称做慈善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心血和精力。

那次对话里，他还透露了一组数据。陈启宗举例称，晨兴基金会从1996年开始，每年在内地5所大学搞助学金，这5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

在中国，晨兴基金会还为中国科学院捐建了晨兴数学楼，建立晨兴数学中心；同时陈启宗与丘成桐教授一起设立＂晨兴数学奖＂，奖励45岁以下达到世界级水平的华裔数学家。1亿港元捐建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则是另一项可查的大手笔。

只是把这些项目摊到桌面上，跟哈佛的3.5亿美元、麻省的1.75亿美元一比，量级上的差距确实摆在那里，这也是舆论的痛点所在。

如果跳出情绪的层面看一看，中美之间高等教育的筹款生态本就不同。美国一流高校经过上百年的运营，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从校友募捐到冠名命名再到税务优惠的成熟机制，捐赠者拿到的回报包括但不限于一座学院的招牌。国内高校的捐赠文化起步相对晚一些，反馈渠道与透明度也都在补课。

陈乐宗给出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边际效用＂的算盘，私立大学不缺钱，公立大学缺，那就往后者倾斜。

可这个算盘在公众那里未必算得过去。中国市场为这家企业贡献了七成左右的租金现金流，社会对这家企业的期待，自然就会落到内地的教育、医疗、基础研究这些跟普通人切身相关的领域上。当数十亿的善款持续流向太平洋彼岸，而本土投入只能用＂低调＂和＂较少透露＂来形容时，舆情的天平就难以保持平衡。

陈启宗自己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这话放在他的处境里，听上去更像是一种富人的体悟。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钱依然金贵，捐赠的去向，依然关乎情感与认同。家族财富的支配权固然属于家族本身，怎么花、花给谁，外人难以置喙。但财富的源头总和某一片土地、某一群消费者绑在一起，这层联系无法绕开，也无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