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2026年1月公布的数据让人有点坐不住——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只有792万，比2024年少了整整162万。

这个数字不只是统计表上的一行，背后站着的是一对对年轻夫妻、一间间空着的婴儿床、一个个被反复推迟的生育计划。

更刺眼的是，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1.0到1.1这个区间，全球主权国家里倒数第四，连多年深陷少子化困境的日本都比我们高出整整一档。

为什么一个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生育率却和人均收入接近十万美元的新加坡站在同一梯队？

数字背后，谁在不生孩子

792万，这是2025年的新生儿数量，刷新了建国以来的历史低点。往前推十年，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还有1655万，短短十年，几乎腰斩。不少人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人口多了以后自然回落吗？实际上并非如此。

拿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来对比，问题就清楚了。2025年中国人均GDP大约是1.4万美元，属于中等收入段。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同处这个收入区间的哈萨克斯坦生育率接近3.0，土耳其1.48，保加利亚1.72，罗马尼亚1.39。

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虽然都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跟中国相比，差距相当显眼。同一个收入段，别人家的年轻人还在生二孩三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认真讨论要不要生第一个。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历史对照。2003年韩国人均GDP也是1.4万美元左右，那时候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19。而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掉到1.0到1.1区间，比当年的韩国还低。

1991年新加坡和中国当前处于相同的人均收入阶段，那时候新加坡的生育率还有1.73。这两个如今以低生育著称的经济体，在相同发展阶段的表现，都好过今天的中国。

放到城市层面，数字更加直观。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只有0.66，这已经低过韩国全国平均水平了。韩国因为生育率跌破1.0被全球媒体反复报道，被视为人口危机典型案例，而上海一个城市的数字，比韩国全国均值还要低。

这不是某个特例，而是一线城市共同面对的处境，北京、广州、深圳的情况大同小异。三四线城市的生育率虽然比一线高，但下行的方向是一致的，整体盘子在同步收缩。

所以现在站在全球生育率垫底梯队的，是韩国0.80、新加坡0.87、乌克兰约0.99，中国1.0到1.1，日本1.15。中国夹在乌克兰和日本之间，而乌克兰的低生育率来自战争重创——大规模人口外流、医疗资源损毁、家庭离散，是极端外力推动的特殊结果，跟中国的情况根本不在一个逻辑里。

生孩子这件事，钱是第一道坎

问过身边打算晚生或者不生的年轻人，十个里有六七个第一句话都是：养不起。这不是矫情，是真的算过账。

国内有机构测算过，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到成年，平均花费大约53.8万元。这个数字放到和中国同等收入水平的发达国家对比，差距就出来了。

法国、澳大利亚的育儿成本大约是本国人均GDP的两倍左右，而中国的育儿总花费已经相当于人均GDP的6倍以上。换句话说，中国家庭把一个孩子养大，付出的相对代价比欧洲家庭多出三倍不止。

教育是最大的一块支出。北京大学做过家庭教育财政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占到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农村家庭更是达到56%以上。

双减政策推出以后，校外补习的规模有所压缩，但家长的焦虑并没有跟着降下来。考上好大学、读热门专业、进头部企业，这条竞争链还在，家长自然不敢停。课外班的支出依然占据家庭年收入的两成左右，只是换了个形式继续存在。

住房是另一道压力。中国头部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长期排在全球前列。一套位置不差的两居室，在北上广深意味着一个普通双职工家庭不吃不喝攒上二三十年。

这还没算上每月还贷带来的资金压力，两口人的工资里，一半甚至更多固定流向月供，生活的容错空间几乎被压缩到零。在这种状态下讨论要不要再生一个，对多数家庭来说根本谈不上是个选项，是个奢侈品。

日常育儿的隐性成本也不低。辅食、早教班、儿科门诊、儿童用品——这些零散支出加起来，每月轻轻松松破万。某平台针对都市年轻人做过的调研显示，超过五成受访者把养娃太贵列为放弃生育的第一理由，排在工作压力、时间不够之前。

这笔账，年轻人早就算清楚了。

带娃谁来管，夹在中间最难受

钱的问题勉强还能想办法，但托育缺口造成的困境更难解决，因为它直接卡住了职业和家庭两条线。

中国3岁以下婴幼儿的普惠入托率只有7.86%。这意味着一百个有托育需求的家庭里，不到八个能找到价格合理的公立或普惠托育机构。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超过35%，法国、挪威已经接近一半。差距放在这里，触目惊心。

双职工家庭是中国城市的主流家庭结构。一旦孩子出生，谁来带的问题立刻摆上台面。祖父母年纪大了，体力有限，很多城市里的老人自己还在为退休金和慢性病发愁，没有精力全职带孙辈。

市场上的私立托育中心收费不菲，北京上海的月费普遍在五千到一万之间，请育儿嫂更贵。这笔开销直接抵掉了一个中等薪资的打工人整月收入。

女性面对的处境尤其两难。选择全职育儿，就意味着职业断档，技能和人脉停止积累，重返职场的难度随着中断时间拉长而指数级增加。

选择继续工作，每月的托育或保姆费用就是一笔无法回避的刚性支出，如果薪资本身不高，这笔钱交完基本等于白干。更麻烦的是，生育对女性职业的损耗不只是时间成本，招聘市场上对育龄女性的隐性偏见客观存在，面试时被问婚育状况是很多女性的日常遭遇。

初育年龄的推迟是这种困境的直接体现。1990年中国女性平均初育年龄是23.4岁，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8.6岁，推迟了整整五年。晚生的背后是年轻人在用推迟来对冲不确定性——先立住脚再说，先还几年房贷再说，先把工作稳住再说。一推再推，育龄窗口就这样一点一点收窄了。

观念变了，政策能追上吗

生育率的下降不只是经济账，文化和观念层面的变化同样在发挥作用，而且这个变化一旦发生，就很难逆转。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生育率在全球属于高位。那个年代的家庭逻辑是多子多福，孩子是劳动力，是田地的帮手，也是父母老了以后最可靠的依靠。随着计划生育政策从1970年代开始系统推行，几十年下来，少生优生的观念已经深入了两到三代人的思维底层。这种观念不是靠一两个补贴政策能快速扭转的，它是系统性的文化重塑。

养老模式的变化也在重构人们对孩子价值的判断。过去养孩子是为了老有所依，但社保体系、养老保险、社区养老服务的逐步完善，让这个逻辑越来越站不住脚。孩子不再是家庭资产，而是一笔持续二十年的高额支出，不生孩子在财务上甚至是一种更优选择。这种理性计算，让越来越多人从源头就打消了生育的念头。

结婚率的下降从根本上切断了生育的来源。中国是一个婚内生育占绝对主流的社会，非婚生育率极低。年轻人晚婚、不婚的比例持续攀升，城市里独居青年的数量近年来快速增长，社交关系趋向个体化。没有婚姻这个载体，生育的讨论根本无从开始。

职场竞争的压力同样把生育的优先级往后压。对于22到28岁的年轻人，这段时间是人生里学历变现、职业定位、积累资源的关键窗口期。月度刚性支出占收入的六成，收入增速跑不赢生活成本的上涨，在这种处境里，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生育和育儿上，被大多数人判断为一种不理性的选择。

政策层面已经在动。三孩配套、双减减负、普惠托育试点、各地的育儿补贴，这些举措陆续落地，但人口变化本身就有滞后性，政策效果需要时间积累，短期内看到数据回暖不现实。

真正的破局需要三件事同时推进：持续减轻家庭育儿的经济负担，把公共托育体系建到家门口，同时在制度层面消除职场对生育的隐性惩罚。光靠补贴，但托育缺口还在，职场歧视还在，年轻人的账还是算不过来。

生育率的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解决，但如果放任不管，人口结构的压力会在十年二十年后以劳动力减少、养老金压力加大、内需市场萎缩的方式一并涌上来。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产业底盘扎实，这给政策调整留了不少缓冲空间，但时间窗口不会无限期地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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