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朱君友被毛人凤下令枪决，路上押解特务却不停朝他使眼色

1949年12月7日深夜，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附近的一条防空壕里，32名政治犯被特务枪杀。此前12月4日深夜，另有3人在抚琴台王建墓甬道内遇害。这35人倒在成都解放前夕。

在这35人被押出牢房之前大约24小时，一个名叫朱君友的人刚从同一座监狱里被人带了出去。他成了那份36人处决名单上唯一活着走出来的人。

1917年10月，朱君友出生在成都一个煤炭商人家庭。朱家在成都被称作“朱财神”，又被称作“朱半城”，意思是家里产业大，半座城的生意都跟朱家有关。

父亲朱茂先是一位开明士绅，乐善好施。朱家以煤炭商业起家，富甲一方，却想让子弟以诗书传家。朱家子弟擅书画，蜀中美术界有“朱氏七姊妹”的说法，成都画院首任院长朱佩君就是朱君友的堂妹。

朱君友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幼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很早就开始关心国家命运，接触了革命思想。

1938年，还在上中学的朱君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这个团体成立于抗战初期，是成都地区中共影响下的群众性抗日宣传组织，成员以中学生和青年店员为主。朱君友因为组织能力突出，很快成了这个团体的领导之一。

1945年，朱君友从国立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第二年，经张澜的秘书范朴斋介绍，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被编入民盟成都市第27区分部，成为区分部负责人之一，分管市民盟的财务工作。

民盟成都市第27区分部是1946年前后民盟在成都设立的基层组织。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成都民盟活动全面转入地下，区分部成了联络和筹款的实际操作单元。当时民盟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三条：盟员自筹、工商界同情者捐助、部分盟员利用自身产业补贴。朱君友属于第三种。

1947年，朱君友的哥哥朱君昌同张复初合办了一个建筑社。朱君友利用这间建筑社进行革命活动。很多地下党在建筑社楼上开过会，或者把这里当作临时联络点。

建筑社的收益，很大一部分被朱君友取出来资助地下党。这件事引起了父亲朱茂先的怀疑。朱茂先斥责儿子“大逆不道”，开始对朱君友实行经济严管。但朱君友没有停手。

从1945年开始，朱君友每天晚上在家收听广播，把听到的内容整理成情报资料，第二天悄悄交给地下党。他利用自己的家庭背景，先后掩护过彭迪先、王于、范朴斋、张友渔等人。

1947年，朱君友和杨汇川结婚。杨汇川是四川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民主人士杨维的女儿。她13岁离家出走，参加共青团，就读上海大夏大学，后转入国立四川大学。朱君友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我参加革命都是受了她的启发教育。”

1949年下半年，成都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城内各主要路口增设了临时检查站，重点盘查携带印刷品和书刊的行人。玉带桥位于成都旧城北部，是连接少城与满城之间的交通节点，来往行人多，特务在这里设了检查点。

当年11月的一天晚上，朱君友带着情报外出办事，经过玉带桥时，迎面碰上了特务的突击检查。他身上携带的进步书刊和传单来不及销毁，被特务当场搜出。特务立即把他逮捕，押进了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

朱君友一米八的个头。在牢里，特务反绑他的双手，把他吊在梁上。这种刑罚叫“鸭儿浮水”，受刑人被反绑双手双脚吊起来，脚尖刚好着地，身体前倾，特务用牛皮鞭抽打他，打得他皮开肉绽。

审讯持续了不知多少个小时。朱君友始终没有吐露任何组织关系。特务在他的档案里留下了四个字的评语：“态度顽固”。

同被关押在玉带桥稽查处的还有刘仲宣、云龙、彭代悌三人。不久之后，朱君友被转押到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监狱。

将军衙门原为清代成都驻防八旗将军的官署，民国后几经改作，1949年成为四川省特种委员会看守所。省特委会的全称是“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是抗战后期成立的党政军联合特务机构，办公地点就设在将军衙门。

这座监狱关押的人身份混杂，既有中共地下党员，也有民盟盟员、民革成员和进步学生。牢房之间的信息传递只能靠放风时的眼神和极简手势。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毛人凤在当天飞抵成都。就在10天前，重庆刚刚发生了“11·27”大屠杀，渣滓洞和白公馆关押的近200名革命志士被集中杀害，特务还放火烧了牢房。同样的手段，毛人凤打算在成都再用一次。

12月3日，毛人凤在军统蓉站主持召开秘密会议，军统成都稽查处长周迅予等人列席。军统蓉站站长杨超群在会上说了一句话：“逮捕这些人不容易，宁肯错杀，不要放脱。”名册交到毛人凤手里，他当场批了“一律枪决”。随后名单送到省政府主席王陵基那里，王陵基在后面批了“如拟”二字。

36人的名单，就这样定了。

名单上资历最深的是杨伯恺。杨伯恺1894年生于四川营山，1922年在法国加入旅欧共青团，第二年转为中共党员，回国后长期从事进步教育。他被捕入狱后没有停手，设法争取看守和宪兵，靠着这些人传书带信，让狱中同志知道解放军正一步步逼近。

朱君友的名字排在名单末尾。

朱君友的妻子杨汇川得知丈夫上了处决名单，没有等在家里。她去找哥哥杨夷甫想办法。

杨夷甫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行辕上校。他的父亲杨维是辛亥革命时期四川同盟会的核心成员，1907年成都起义失败后与黄方等人一同被捕，世称“丁未六君子”，1911年出狱后出任四川军政府军事巡警总监。杨维与徐中齐之间有提携关系，徐中齐早年由杨维提拔进入政界。而徐中齐当时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兼省特委会秘书长。

杨夷甫找到表弟徐季达。徐季达是徐中齐的胞弟，论亲戚关系，杨夷甫是徐季达的表哥，早年徐季达还受过朱家的恩惠。两人在少城公园的茶馆里见了面，把事情说开。徐季达沉默了一阵，开了口：要十根金条。

朱茂先顾不上此前与儿子“断绝关系”的话，开始四处筹措。杨汇川和杨夷甫把首饰、房产、绸缎庄的股份全变卖掉。十根金条，最终凑齐了。随后这些金条，交给了军统特务头子徐中齐手中。

12月6日深夜，徐季达带着心腹以“提审”的名义把朱君友从牢房里带了出来。全程不到一个小时，没有惊动其他人。经过杨伯恺、王伯高的牢房时，他们隔着铁栏对朱君友点头。

朱君友以为特务要对自己下毒手，把随身衣物都交给了同牢房的徐孟生。却发现押解他的两个特务总朝他使眼色，示意他别说话。随后，朱君友被盖上毯子塞进黄包车，在城里绕了一圈后。被送到中和场的亲友家中躲藏。

朱君友后来才知道，救自己这条命，花的是十根金条。他更不知道的是，自己走后不到24小时，那35个和他一起关押的人，全部倒在了十二桥的防空壕里。

1949年12月7日，特务把档案材料堆在将军衙门特委会院子里全部焚烧。

当天深夜，稽查处中队长唐体尧率领武装特务16人来到将军衙门看守所，将32名政治犯押上刑车，驶往外西十二桥。十二桥横跨成都西郊河，桥西南200多米的乱坟坝内留有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防空壕，战后废弃。特务选择这个地方动手，一是因为偏僻，二是因为壕沟地形便于快速掩埋。

在此之前，12月4日深夜，成都警备区军统大特务周迅予已经指令特务中队长王建谋率10余名武装特务，将关押在稽查处看守所的刘仲宣、云龙、彭代悌3人蒙眼塞嘴捆上汽车，押至外西抚琴台王建墓墓道内秘密杀害。

12月7日深夜的十二桥，汽车马达轰鸣，盖住了枪声。32名政治犯在防空壕内被枪杀。执行完毕后，特务用刺刀和手枪逐一补击，随后迅速填土。

35人牺牲。加上此前在抚琴台被害的刘仲宣、云龙、彭代悌3人，惨案现场共35人遇难。1950年1月，成都市军管会组织发掘，在十二桥和王建墓两处共起出35具遗体。连同在重庆白公馆遇难的周从化烈士，共36人。

安葬于十二桥烈士陵园的36位烈士中，有中共党员14人、民盟盟员5人、民革成员3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7人、其他革命志士6人。另有一人牺牲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解放后迁葬于此，未计入上述统计。

朱君友被救出后，先在成都中和场乡下躲藏。

成都解放后，他从乡下返回城里，才知道自己曾经关押过的将军衙门看守所里，那些和他一起放风、一起以目示意的狱友，全部被杀害了。

他活了下来，成了那份36人名单上唯一亲眼看到成都解放的人。

朱君友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下了那些狱友的名字和细节。他写道：“川大同学余天觉的歌声嘹亮高亢！每天傍晚放风后，他就用歌声来排遣胸中的郁闷，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鼓舞大家的斗志。”他又写杨伯恺：“我和杨伯恺只能以目示意。”

朱君友晚年常去十二桥烈士陵园，坐在墓碑前沉默半天。他见证了成都从硝烟弥漫到车水马龙。但他心里始终揣着那些没能看见这一切的战友。

2004年10月11日上午8时30分，朱君友在医院普通病房里停止了呼吸，享年87岁。他生前常对家人说，自己能活到120岁。走的那天，他没有留下一句话。

十二桥的防空壕早已填平，上面长满了草。但那36个名字，刻在了石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