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LE

编辑丨云章观潮

关于“与国际接轨”，中国人已经听了几十年。

以前不少人觉得，接轨就是学西方、跟欧美走，毕竟他们当时经济更发达。

可如今风向彻底转了：世界上80亿人，西方只占10亿，哪能把少数人的规则当成“国际标准”？

从“学习西方”到“参与制定规则”

“与国际接轨”曾经是中国社会非常流行的一句话。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企业改革、城市建设、产品标准，只要涉及学习国外经验，人们总会提到这个词。

一家企业引进欧美管理制度，会被认为更加先进，一款产品获得欧洲或美国认证，往往意味着更容易获得市场认可。

这种现象有其历史背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欧美国家已经积累了较成熟的工业技术、金融体系和现代企业管理经验。

对于处于追赶阶段的中国来说，学习这些经验具有现实必要性，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推动国内法律法规、企业经营方式和贸易制度与多边经贸规则衔接。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与主动融入国际市场密不可分。

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产业能力和科技水平不断提升，一个问题逐渐变得重要：国际规则是否只能由西方国家制定？现代化是否只有欧美这一种模式？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较早实现工业化，因此长期占据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中心位置。

但日本实现现代化以后，并没有完全复制欧美社会，新加坡在城市治理、产业政策和公共住房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制度特点。

欧洲内部也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发展模式——德国、法国、英国和北欧国家在福利制度、产业结构和劳资关系方面都有明显区别，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本身就过于简单。

不过，反过来也不能认为西方经验已经没有学习价值，现代科学、先进制造、市场监管、知识产权保护和公共服务管理等领域，仍然存在大量值得各国相互借鉴的经验。

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态度，而是把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做法视为唯一正确答案的思维方式。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也是部分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这种角色变化，首先体现在产业发展上。

过去中国企业更多依靠成本优势进入国际市场，如今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通信设备等产业，中国企业不仅拥有较完整的制造体系，也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和国际标准制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过去主要研究如何符合国际标准，逐步发展到通过技术创新参与制定标准，但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不等于可以不遵守国际标准。

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技术和规则，仍然需要经过公开讨论、技术验证、市场检验，并获得不同国家和市场主体的认可。

海南封关、新能源汽车和5G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

封关后，“零关税”商品范围由封关前的1900个税目扩大至约6600个税目，占全部商品税目的比例由21%跃升至74%，企业进口设备、原材料等可节省约20%的税收成本。

享惠主体从独立法人扩展到各类企事业单位，加工增值达到30%的货物可免关税销往内地。

所谓“封关”并不是把海南封闭起来，而是一项海关监管制度安排，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

“一线”指海南与关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二线”指海南与内地之间。

海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面向国际市场，又与中国庞大的国内产业体系和消费市场紧密相连——过去自由贸易港的模板是新加坡、迪拜或香港，但海南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复制其中任何一种模式。

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新能源汽车和通信领域，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标准层面的参与。

2026年，国际电工委员会正式发布《电动汽车传导式充电车辆适配器》，聚焦直流充电适配器的核心技术规范。

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道路车辆前照明光束定位测量程序》，这是中国牵头修订的首个系统覆盖智能车灯光束定位测量程序的国际标准。

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推动在ISO成功立项两项热管理国际标准，牵头提出的《退役电池回收放电指南》IEC国际标准提案也已进入委员会草案阶段。

5G方面，截至2026年，中国在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中占比约42%，稳居首位，华为以约15%的份额位居全球企业第一。

但5G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制定的技术体系，中国企业的重要贡献恰恰说明，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有效方式不是退出国际合作，而是在合作中提高技术实力和话语权。

世界不止欧美，中国也不能关起门来

谈论“与国际接轨”，还需要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国际社会究竟包括哪些国家？

全球人口超过80亿，欧洲和北美加在一起只占世界人口的一部分。

“西方只有10亿人”只能作为大致描述，但它提醒人们一个事实：国际社会不等于欧美，全球经济的发展需求也不只由发达经济体决定。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许多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交通、电力、通信、制造设备、医疗服务和人才培养有着持续需求。

对于一个电网覆盖不足的国家来说，稳定可靠的供电系统可能比复杂的金融产品更加迫切，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经济体来说，能够负担得起的机械设备、维修服务和职业技术培训，可能比直接引进最昂贵的生产线更加实际。

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是观察这种变化的重要案例。

2025年10月28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在吉隆坡签署，首次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纳入制度化合作框架，新增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共5个领域。

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解读时指出，这体现了双方“积极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推动新兴领域合作的共同意愿”。

与早期主要围绕货物关税展开的自由贸易安排相比，3.0版的意义不在于签署仪式本身，而在于区域经济合作正在从降低商品贸易壁垒，延伸到数字贸易规则、绿色标准对接和供应链韧性建设。

议定书签署不等于全部条款立即生效，相关安排仍需履行各方国内核准程序，具体效果也要通过后续贸易和投资数据观察。

“与国际接轨”这个说法并没有失去实际意义，中国制造的产品要进入海外市场，仍然需要符合相关技术、安全和质量要求，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仍然需要遵守适用的贸易协定和商业规则。

发生变化的，是中国参与这些活动时的角色和心态。

过去更多时候是在既有规则下寻找发展机会，如今中国在继续遵守和参与国际规则的同时，也开始在部分领域提出自己的技术方案和合作倡议。

这不是从开放走向封闭，而是从相对被动的规则接受，逐步走向更加主动的规则参与。

世界从来不只有一条现代化道路，中国也不需要通过变成另一个国家来证明自己实现了现代化。

最终衡量一条发展道路是否成功的标准，仍然是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社会能否保持活力，公共服务能否改善，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是否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