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如何影响大国的外交政策：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内战

所评图书：

书名：《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与波斯尼亚战争》

作者：（丹）莱娜·汉森

译者：孙吉胜、梅琼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1月

美国和欧洲的对外政策，尽管在话语中强调一贯的一致性，但实际上不同时期、不同党派执政期间采用显著有别的话语。

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内战或者巴尔干战争或者波斯尼亚战争，当时的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定性这一事件，以及决定如何参与时，就显露出这方面的差异。克林顿政府将之称为巴尔干战争，这显著地沿用了巴尔干地区历史上无数次爆发的内战的称谓，其中的意涵是巴尔干身份的人们彼此展开野蛮和暴力的角逐。美国政府最初认为卷入其中会招致麻烦上身。毕竟，奥斯曼帝国统治该地区超过500年，而奥地利也觊觎并与沙皇俄国竞争过对该地区的控制，结果都带来了不竭的负担。

事实上，美国当时对该事件的界定，可以认为是一种后结构主义思想支配下的身份审定。也就是说建构出美国人的、欧洲人的、文明人的，以及巴尔干人的、不文明的区分。对外政策要区分和表达自我、他者。正如丹麦政治学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莱娜·汉森所著的《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与波斯尼亚战争》一书指出，身份话语传统上来说是建构本国的“自我”，以及一个或多个威胁的“他者”。身份的地理和政治建构通常基于对某个主题的重复、进步、变化、落后、发展等的表述，灌注某种意义。

当然，大国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是依托于背景资料，以及顾问、媒体报道，按照国内政治力量对比以及倾向性的认知进行选择，还要考虑到假定选择所可能激起的政策影响。反对派、在野党在一些情况下会采取附和，但更多情况下会表现出对官方既有政策的挑战和异议。再加上知识阶层游离其中所创造和应用的分析，从而使得大国的对外政策从形式上来看，是经过激辩而产生的。

这也使得一些历史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国际报道领域的深度报道记者，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影响对外政策。

当然，所谓激辩，所谓影响，也会受到范围和类别议题的限制。比如美国的中东政策，并不会因为知识阶层在过去几十年来从平衡看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周边国家，发展到倾向化地谴责以色列而同情巴勒斯坦的思维而进行改变。

大国的对外政策，理论上讲都要建基于事实，但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信息、数据构成话语分析的基础，在特定的结构中产生意义。不同的事实和问题，按照重要性是需要经过排序的。

话语分析，以及因此展开的激辩，往往就是围绕什么样的事实性问题需要摆在首位。俄乌战争爆发的前、中、后，欧美不同国家以及俄乌双方各自进行的事实表述，不仅呈现出巨大的立场差异，而且什么样的事实该被首先关注，不同方的界定也不一样。当然，随着2025年年初，特朗普政府的上台，悄然修改了对俄乌战争首要的事实性问题的界定，乌克兰的牺牲和被威胁从摆在首位改为放在了价值序列中很靠后的位次。

实际上，欧美国家在看待世界其他区域的矛盾、战争、冲突时，也经常采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方式，刻意忽略被欧美视为战略威胁、意识形态对手的国家的利益、安全关切。

如果大国的决策者要推行一种争议很大，合法性甚至找不到足够理据的对外政策，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往往会让政策和身份之间建构联系，从而说服游移不定的群众，比如，美国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发动前，即致力于将伊拉克建构为萨达姆·侯赛因的体制，以及渴望美国提供自由和解放的被压迫的伊拉克人民两个分裂的身份，强调前者不仅压迫伊拉克人民，而且还拥有可以威胁到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当然，专家也很轻易地找出小布什政府上述言论的错误，许多政治学家都指出，上述划分并不准确，而且伊拉克并没有美国指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美国和欧洲想要实现更迭伊拉克政权的目的，但要避免区域混乱，更可行的政策是予以威慑和遏制。

《作为实践的安全：话语分析与波斯尼亚战争》这本书选取西方对波斯尼亚战争的反应作为研究个案，指出欧美不同权力主体、政治派别、利益集团在此问题上采取了巴尔干话语或种族灭绝话语。巴尔干话语实际上对应着该地区的命名，甚至可以让具备历史自觉的人们瞬间想起19世纪初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争取独立的战争，以及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巴尔干不同区域陆续挣脱奥斯曼帝国的争斗。这些历史记忆可以激活现实主义想象，也可以激活浪漫主义思维——两者均可关联着西方对于该地区事务的合理介入。但如果巴尔干问题被率先表述为是数百年前该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内部积怨累积导致的新仇旧恨，充斥着大量的部落主义、野蛮主义、仇恨和非理性，则可能分离欧美国家大众尤其是政治家对其的关注。

正是因为这样，虽然在1993-1995年，大量的证据都表明，波斯尼亚各方其实都参与、启动了种族主义屠杀，劣迹斑斑，但欧美国家政治决策层压倒多数的考量仍然是拒绝直接卷入，因为认定欧美国家对这种屠杀并不担负责任。

但最终该地区冲突引发了北约的莽撞介入。如书作者所说的那样，巴尔干话语的辩论逐渐转移到冲突、种族主义屠戮可能外溢。而且，与俄罗斯存在密切联系的塞尔维亚，开始被欧美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打上了更为清晰的标签，其内里核心恰恰是种族灭绝话语，类比二战战后非洲一些国家发生的暴行，甚至比拟为纳粹德国在奥斯维辛实施过的暴行。这种情况下，欧美国家如果继续不予以介入，就等于证明自由派知识分子指责的“西方的腐败”，纵容杀戮和灭绝等指控成立。塞尔维亚——无论是单一的塞尔维亚国家，还是塞族民众，都被从巴尔干各个国家、民族地区和民族中抽出来，被欧美自由派知识分子指责为拥有极端民族主义，且最强烈实施灭绝行为的执行者，是巴尔干、欧洲、西方文明的他者。这种塑造最终大幅度逆转了欧美的巴尔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