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党唯一女创始人，毛主席叫她“老祖母”，死时嘴里塞满砂石

1927年冬天的武汉，长江边的风格外阴冷。街上行人稀少，军警巡逻更加频繁，暗号、联络点、夜间的小会，成了很多共产党人生活的全部。在这样的气氛里，有一位经常出入工人聚集区的中年妇女，穿着并不起眼的布衣，却能在短时间内把一群纺织女工组织起来，悄悄散开，又悄悄聚拢。后来人们才知道，她就是向警予——中共早期妇女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她的一生，很多记忆都被定格在最惨烈的时刻：1928年5月1日在武汉刑场遇害，年仅33岁，被押往刑场的路上不断高呼口号，反抗声音被宪兵粗暴压制，有资料记载，她的嘴里塞进砂石，脸颊被捆扎到无法开口。这个结局太刺目，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在走向刑场之前的十几年，她实际上完成了另一场较少被提起的战斗——把“妇女觉醒”这个抽象的词，变成学校里的课堂、街头的演讲、车间里的女工队伍，最后变成党内的一个工作体系。

有意思的是，如果时间往前拨回到1910年代，很难想象这位后来被称作“我党唯一女创始人”的人，会从一个富户人家的小女儿，走到革命前线的最尖锐处。

一、在女校的课堂里，旧礼教先“败了一阵”

辛亥革命后，湖南是新风气较为活跃的省份之一。城里人谈论最多的几个新鲜事，除了共和、选举，还有一个就是女孩子上学。周南女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不仅是长沙的女子学校，更成为湖南女学生接触新思想的重要场所之一。

向警予出身湖南溆浦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1895年出生，是家里的小女儿。在当时的乡村，这样的女孩正常的人生道路，大多是早早订亲、守规矩过日子。但家境稍好、时局变动，又让她有机会走向长沙，进入周南女校就读。对于一个来自山乡的女孩子来说，能进这所新式女校，本身就在“冲撞旧规矩”。

周南女校的课堂上，不再只是《女四书》、针线女红，而是开设历史、地理、自然科学，还讲“女子要有国家观念，要关心社会”。教师中有不少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悄悄把新思想带进课堂。有的学生出身官宦人家，有的来自乡绅家庭，但坐在课桌前，都听到了相似的一句话：女人不是只为家庭而活。

同学之间交流的内容，也早已超过了闺房琐事。有一次课后，几位女学生讨论起“女子到底要不要读大学”。有人犹豫道：“家里不许啊，出门远行，名声不好听。”向警予却脱口而出：“名声是他们说的，路是自己走的。读书多一分本事，将来就多一分选择，不是吗？”这类对话，在当时显得大胆，却准确流露出她早期的想法——先从受教育权抓起。

周南女校在1910年代培养出一批后来活跃于妇女运动和革命活动的女性，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全国妇女领袖的蔡畅等人。换句话说，向警予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她所处的是一个正在酝酿变化的女学生群体，个人的选择与时代的大浪潮密切相关。

1916年她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并没有按照传统路径留在城里谋一份教职、或回家待嫁，而是做了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冒险”的决定——回到家乡溆浦，自己办一所学校。

二、办一所“男女同校”的女校，先拿亲戚开刀

1916年以后，溆浦仍然是一个典型的湘西县城。街上茶馆、祠堂、私塾居多，说起“女学”，多数人听着就皱眉。向警予回到这样的地方，开办“溆浦女校”，本身就充满碰撞。

一开始报名的学生很少，家长顾虑也不少。有人当面说：“女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识几个字，会记账就够了。”还有人嘀咕：“女学生穿长衫上学，抛头露面，这像什么话？”面对这种质疑，向警予一边挨家挨户做工作，一边在课堂上干脆把问题说开。

有个家长把女儿送到校门口，又准备拉回去。向警予拦住，对那位家长说：“让她先听一节课，如果她不愿意读书，再接走不迟。”女孩子听完课不肯走，家长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硬把人拖走，只得留下。类似场景重复多次，效果竟然意外地好。

还有一个大胆的做法，放在当时更加触目——溆浦女校不只接受女学生，还招收男生。向警予的理由很实在：“男子女子都要识字，都要懂道理，社会上的事是一起承担的。”这在当地打破了“男学”“女学”界限，短时间内就引发不少议论。有人讥讽：“连读书也要搅在一起。”但从实际效果看，学生人数是在稳步增长，从十几人、几十人，到后来发展到三百多人，已经是当地颇具规模的新式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向警予并不满足于把课本念完，她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讲外面发生的事。1919年的“五四运动”传到湖南时，她已不在大城市，但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学生游行、请愿，深受触动。她对学生说：“他们在北京喊的话，和我们在这里讲的，有没有区别？若只在课堂里讲新道理，不走出这道门，算不算真正的‘新’？”

于是，在她的带领下，一批学生开始走出校门，宣传新观念，抵制日货，参加地方上的集会。有人回忆，当时看到一群女学生在街头发传单，心里说不出是惊讶还是佩服。这类活动不仅给当地人留下新印象，也让向警予意识到，单凭一所学校，改变的范围毕竟有限。

正是在这种实践中，她一步步从“教育救国”的思路，走向更为激进的道路。

三、从溆浦到长沙，从女校校长到新民学会成员

“五四运动”这一年，对向警予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1919年上半年，她先是在地方范围内参与相关活动，很快意识到，要真正寻找出路，仅靠一地一校，远远不够。同年，她来到了长沙，这一次不再是学生身份，而是主动投身更大范围的思想潮流。

长沙在1919年前后，是新文化、新思潮的聚集地。蔡和森、毛泽东等人发起的新民学会，正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向警予与蔡畅等周南旧同学再度相聚，思想上的相近很自然地把她吸引进这个圈子。

新民学会自1918年成立以来，成员多为湖南青年学生，其中也有少数女性。向警予加入后，很快参与学会讨论，一些记录中提到，她在会上常常谈到妇女问题，强调“妇女的解放，不是家庭内部改良那么简单，要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这种看法，与当时不少只停留在“女权即教育权”“婚姻自由”的观点相比，显然要更进一步。

当时，很多新民学会成员萌生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认为去国外，一方面可以学习科学技术，一方面可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运作，对今后改造中国有帮助。1919年下半年，长沙出现了一批准备远赴法国的青年名单，向警予就在其中。

她参与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动员女学生一起加入留法潮。有人问她：“女孩子跑到国外去，又要打工又要读书，不是太辛苦？”她淡淡回一句：“在中国待着就不辛苦吗？辛苦是一样的，方向不一样。”

这一年12月，她和一批青年踏上去法国的轮船，带的不仅是行李，还有一个逐渐变得清晰的问题：仅仅喊口号不够，中国需要怎样的组织与道路？

四、在里昂的宿舍里，中国共产党的名字被写下来

1920年前后，法国成了中国勤工俭学运动的一个重要舞台。向警予和蔡和森等人，到达法国后曾在工厂、餐馆打工以维持生计，空闲时则抓紧阅读各种书籍，讨论政治理论。在这段时间里，马列主义开始在这一批青年中扎根。

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中，围绕“中国该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展开了激烈讨论。蔡和森曾写信回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明确提出“共产党”的名称和组织构想。向警予作为他的伴侣和同道，在这个思想圈子里，也在参与相关讨论与实践。

他们在里昂附近接触了一些华工与当地工人，观察工人生活和罢工斗争。对比之下，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况，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让他们更坚定要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一些材料中记载，向警予常对身边人说：“女子的苦，离不开社会制度不公。若不改变社会结构，仅靠家庭和学校的让步，迟早会被旧势力夺回去。”

里昂中法大学及周边地区的中国学生，在这几年里曾组织多次集会、抗争，反对校方歧视、争取更好待遇，这些行动也使他们接触到工运组织的方式。由于活动激烈，部分人员受到驱逐，向警予也在其中。1921年，她被迫离开法国，回到中国。

有意思的是，等到1921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这批留法青年中已经有人与国内发起人建立了联系，形成了思想上的呼应。向警予回国后，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步其实可以看作她从“倡导妇女觉醒的教育者”，转变为“在党的旗帜下组织妇女运动的领导者”。

1920年间，她与蔡和森在法国结婚。有朋友打趣问他们：“别人结婚讲缘分，你们的缘分是不是一本本书？”据说两人经常讨论的问题不外乎三件：中国怎么办，妇女怎么办，党要如何建立与发展。婚姻生活与政治理想几乎紧密交织在一起，这在当时确实别具一格。

五、从大会上的一个“部长”头衔，到车间里的妇女队伍

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党章》，提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专门讨论了“妇女问题”。大会决定设立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后来的中央妇女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向警予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负责领导妇女工作，成为党内专职抓妇女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有史料记载，她是当时唯一身处中央领导层的女性成员，这也是后来一些文章称她为“我党唯一女创始人”的基础之一。

对她来说，这个“部长”头衔意味着两件事：一是要把散落各地的妇女运动力量，与党的整体策略连接起来；二是要在具体斗争中摸索出一套适用于女工、女学生、城市贫民的动员方式。

她参与推动建立妇女解放方面的组织，在一些大城市协助创建妇女协会、妇女俱乐部等，组织妇女夜校，宣传婚姻自由、废除包办买卖婚姻、反对缠足等观念。同时，更重要的是，把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而不是孤立地讨论“女性自身问题”。

在当时的工厂里，女工往往处在收入最低、劳动时间最长的位置。向警予在上海、武汉等地的工作中，多次强调要善于在女工中发展党员，培育骨干。她相信，一旦女工在罢工中站出来，整个工人队伍的力量会更有韧性。有工运参与者回忆，某次动员大会上，她对一群犹豫不决的女工说：“你们住在最拥挤的房里，干最累的活，拿最低的工钱。如果连你们都不敢说话，还指望谁替你们喊？”

这种直截了当的动员方式，在不少女工心里留下深刻印象。可以看出，她早年在溆浦女校做的那些工作——挨家挨户说服、用现实利益说明问题、让原本被动的人转为主动——到了城市工厂环境中，又重新发挥了作用。教育实践与党内妇女工作的连续性，在这里显得格外清晰。

1925年前后，随着工人运动与国共合作的发展，向警予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被增选为第四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局成员。她并非只在女性圈子内活动，而是作为中央层面的领导干部，参与全局性的决策讨论，这一点常被忽视。

六、白色恐怖下的武汉：妇女运动不再只是“开会发传单”

大革命失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各地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城市。武汉也不例外，这里虽然曾是大革命的中心之一，但一夜之间，许多公开活动戛然而止，转入秘密状态。

向警予此时仍在坚持工作，负责的对象不再只是女学生、工厂女工，还包括处在危险边缘、需要营救的被捕同志。据资料记载，她在武汉期间参与组织妇女力量，配合党组织营救被捕者，策划罢工、抗议。

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提出：“现在这种局面，妇女工作是不是先缓一缓？主要精力集中到武装斗争上？”向警予听了，沉默片刻，说：“越是危险的时候，越容易有人认为妇女可以往后排。但如果妇女都退回家，消息断了，人心散了，从哪里再组织起来？”这段对话不见于正式文件，却很符合当时她的角色态度。

不得不说，白色恐怖下的妇女运动，与前几年公开时期相比，性质已经不同。往往是小范围、点对点的联络：有人负责在码头打听消息，有人负责送衣物、送信件，有人负责在适当时机发动亲属、邻里进行声援。这些工作看起来琐碎，却是地下组织赖以维系的纽带之一。

1928年初，在武汉的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党内外叛徒的出现，使不少秘密联络点暴露，许多干部接连被捕。向警予也在这一时期因叛徒出卖，落入敌手。

关于被捕经过，各种说法略有差异，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她是在坚持活动的过程中，突然遭到逮捕，而非消极等待。审讯中，她拒绝供出组织情况与同志姓名。敌人使用了多种酷刑，试图从她口中得到情报。

有记载称，押解她去刑场时，她仍高声呼喊革命口号，试图向路边群众喊话。为了阻止她继续发声，宪兵粗暴地往她嘴里塞入砂石，并绑紧脸颊。这样的细节，哪怕只是想象一下，也能感受到当时敌人是如何惧怕她“说话”的力量。

1928年5月1日，她在武汉余记里空坪刑场被杀害，年仅33岁。这个日子本是国际劳动节，工人阶级的节日，却在那一年成了她生命的终点。也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的回忆中，这个日期总是带着一种格外沉重的象征意味。

七、从溆浦女校到中央妇女部，一条相互衔接的路

如果把向警予的短暂一生拆成几段：溆浦办学、长沙新民学会、法国勤工俭学、二大负责妇女工作、武汉白色恐怖下牺牲，很容易落入简单的时间线叙述。但若把这些段落连成一条线，可以发现，有几条贯穿始终的逻辑。

其一，始终没有离开“妇女”这一对象。无论是在溆浦动员乡村女孩上学，还是在里昂思考妇女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又或者在上海、武汉推动女工参与工人运动，向警予并没有把妇女问题看作一个附属话题，而是把它置于重要位置。这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并不多见。

其二，教育实践与组织动员是相互转换的。早年办学的经历，让她深知“观念转变”不是几句口号能解决，需要有长期的接触方式，有可见的利益改善，有团体的支撑。到了党内负责妇女工作，她把这种经验运用到城市工人、学生中，妇女夜校、读书会、工人俱乐部，都是这种思路的延长线。

其三，她将个人命运完全嵌入组织之中。从参加新民学会，到赴法勤工俭学，再到成为中央领导成员，向警予不再只是一个“有理想的女教师”，而是一个把自己交给党组织的职业革命者。正因为如此，在最危险的时候，她没有选择退回相对安全的教育岗位，而是留在斗争最前沿。

毛泽东曾称她为“老祖母”，这个称呼带有浓厚的个人情感，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在早期湖南革命群体中的资历与影响。然而，真正值得注意的，还是她在建党初期妇女工作中的位置：她把早期散漫的妇女觉醒运动，与一个正在成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结合起来，使妇女问题不再只是外部呼吁，而变成党的一项具体工作。

从溆浦乡村一座新式女校的课堂，到法国工厂宿舍里的理论讨论，再到武汉暗夜中的秘密联络站，向警予走过的路并不长，却层层递进。她的牺牲，并没有让“妇女工作”这个板块在党内消失，相反，后来的根据地建设、解放区的妇女运动，多少都能看到她那套“教育结合组织、组织服务斗争”的影子。

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样的评价或许更贴切：她不只是“唯一的女创始人”，也不只是一个在刑场上惊心动魄的名字，更是那一代革命者中，特别关注妇女命运、并以制度与实践连接这一问题的关键人物之一。她的故事停在1928年，但许多后来者所走的路，已经在她脚下踩出过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