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之痛：思考痛苦，就如同思考爱一样艰难

“人们认为不应该向孕妇提及任何可怕的事情，”剧作家萨拉·鲁尔（Sarah Ruhl）在她的回忆录《微笑》中写道，“按照某种心照不宣的约定，长辈们不会告诉年轻女性怀孕可能出现的种种糟糕后果，当然更不会向孕妇提及这些。”当我第一次尝试发表一篇关于自己在剖腹产中经历疼痛的文章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约定，一家全国性刊物的编辑给我回信说：“在我们这个部门，我们的目标是讲述那些能帮助人们更好生活的故事，而你所经历的事情似乎是极个别的情况，我希望极少有人会遭遇这种事。”措辞很委婉，但就是在要求我：嘘！别出声！你会吓到女士们的！

还有一位编辑，来自另一家全国性刊物，拒绝了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报道文章，他说：“我只想确保我们报道的是接受剖腹产手术的女性特有的、（在这个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且该问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在报道此类问题时，我们要确保我们是在让女性真正清楚地了解这里面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传播对于‘可能发生什么’的恐惧。”

关于疼痛的一个事实是，人们——即便是那些相信你的好人——不愿直面它。因为疼痛实在令人恐惧。直面他人的疼痛，意味着要承认这种痛苦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就好比在20世纪50年代，治疗大屠杀幸存者的以色列心理学家们并不相信患者的某些讲述。那些故事太过可怕了。认可世间有这种痛苦，就意味着它也可能降临到其他人身上——甚至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是，避免公开讨论分娩过程中的疼痛可能是非常有害的。这不仅会让其他人也面临同样的潜在伤害，还会让那些忍受疼痛的产妇们感到孤立无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避而不谈反而会引发更多的痛苦。

医护人员避免讨论剖腹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疼痛，这或许也在无意中暴露了知情同意程序的不完善。现任医疗法律专家的前麻醉学顾问大卫·博格德（David Bogod）博士告诉我，在英国，向产妇告知剖腹产的术中疼痛是医护人员的常规做法。但在美国，情况却并非如此。博格德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些诊所不告知患者可能会出现的疼痛，是顾虑到处理疼痛的另一种方式——转为全身麻醉——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全身麻醉比局部麻醉的风险更高。在全身麻醉下进行剖腹产的产妇，死亡的可能性更大，失血量更多，而且更有可能患上严重的产后抑郁症，需要住院治疗。因此，博格德说：“（剖腹产的）整个讨论范围变得更广了。”通过探讨剖腹产过程中出现疼痛的可能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全身麻醉的需求，剖腹产手术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对产妇构成的风险——就会更全面地显现出来。

当你思考人体是如何处理和感受疼痛时，止痛药的效果边界——单靠止痛药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就显而易见了。西方思想深受笛卡儿观点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不仅相信，同时也在行为上表现得好像身体和意识是相互割裂、毫无关联的。传统的疼痛理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割裂，认为人之所以会感到疼痛，是因为“受伤、发炎或其他组织病变”，疼痛研究的先驱罗纳德·梅尔扎克（Ronald Melzack）这样写道。

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疼痛要复杂得多，它既不完全是生理层面的，也不完全是心理层面的。2001年，梅尔扎克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提出并论证了一种疼痛的神经矩阵模型，认为疼痛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多维体验”。在他归纳的疼痛成因中，包括一个人的“突触结构”——神经系统。每个人的这种结构都是独特的，而且是“由遗传和感官因素决定的”。梅尔扎克还描述了大脑以及全身其他情绪输入——比如在感受到压力时会促进皮质醇分泌——是如何通过激发生理反应来进一步影响人对疼痛的感知的。这种身心之间的联系或许也会反向作用，研究人员发现，身体上未得到治疗的疼痛可能会导致产后抑郁症。

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卡曼表示，说到分娩，疼痛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它与巨大的喜悦相关联。这不同于那些与痛苦相关的疼痛，比如说手臂骨折带来的疼痛。“你绝不会看到哪个手臂骨折的人会说‘我真为这事儿高兴’。但在分娩过程中，这种情况却会发生。分娩的痛苦体验中所包含的整个心理层面的因素，让它成了一种不同类型的疼痛。”正因如此，分娩之痛常常被认为是“值得的”。

但当这种疼痛过于强烈时——可能是因为剖腹产，也可能是其他痛苦的孕期并发症——它会吞噬你的灵魂。那种情况下，你就感受不到那种巨大的喜悦。而这正是外界常常无法理解的：分娩也许很痛苦，但现在都结束了，你难道不感到欣喜若狂吗？对导致疼痛的多维度因素以及疼痛带来的影响的否认，这本身就是一种漠视——就像丹妮尔、我以及其他许多人所遭遇的那样——会造成持久的伤害。

然而，身体、心理、疼痛和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中棘手的是，当女性诉说疼痛时，比起男性，她们更有可能被告知问题出在她们的头脑之中。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易被视为不可靠且过于情绪化，而孕妇更是这种刻板印象的受害者。妊娠剧吐，即便在医学界的部分领域，仍然被当作一种情绪问题来对待，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潜意识中想要终止妊娠的表现，在实际治疗中这种情况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疼痛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心理和情绪层面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总是依靠止痛药来治疗疼痛的原因。

总的来说，要想有效治疗疼痛——它的方方面面——就需要仔细倾听正在感受疼痛的人的声音。产科医生尼科尔·卡拉威·兰金斯（Nicole Calloway Rankins）讲的一个故事就体现了这一点。她工作的一家医院来了一位黑人女性，当时她临近分娩，正遭受着剧痛折磨。此前她曾因疼痛去另一家医院就诊，那里的医生告诉她，这是耻骨联合分离痛，是孕期关节分离导致的。但医生们并未给她做检查，还对她说，只有剖腹产才能解决问题，而她原本打算在分娩中心自然分娩。

兰金斯让这位女士描述一下她的疼痛情况，并仔细地听着。她说疼痛部位在尾骨附近。随后，兰金斯为她做了检查，发现她直肠周围有一处脓肿。在医生做了排脓处理后，她感觉“奇迹般地好转了”。

兰金斯说，这个故事暴露出这位女士的治疗过程存在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其一，他们没有认真听她诉说；其二，他们甚至都没有动手给这位女士做检查来确定疼痛的位置。”

把自己关在浴室里自行处理伤口的几天后，珍妮再也受不了了。她打电话给医院的伤口护理中心，说自己需要帮助。得知她要独自处理如此复杂的伤口，接电话的护士听起来十分震惊。

每次去伤口护理中心时，医护人员在触碰珍妮的伤口之前，都会先给她打一针来麻醉伤口部位。接着，她躺回检查台，由几位护士和一位医生为她处理伤口。显然，医护人员的部分工作是“转移你的注意力”，珍妮说。这确实很管用。“我感觉没那么疼了，因为他们在处理伤口的时候会和你聊天。”他们还会给她盖上一条毯子，这样如果有人进来，她也不会暴露身体。

在接下来的４周里，珍妮要每周４次开车去伤口护理中心。清理和填塞伤口需要１个小时，更换敷料需要15分钟。珍妮和一些护士建立了感情，尤其是一位最近也生了个男宝宝的护士。当珍妮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这有多令人苦恼时，那位护士眼眶都湿了。从那之后的每次就诊，她和这位护士都会互相分享宝宝的照片。珍妮告诉我，这段情谊对她意义重大。这反映了一个事实：母亲们——实际上所有人都是如此——需要外界对她们的痛苦给予多维度的回应，而不仅仅是打针或吃药来止痛。对珍妮来说，这段情谊让她有机会被当作一位母亲来看待，而不只是一具有问题的身体。

一个月后，珍妮的伤口再次感染。她又去做了一轮超声检查，开始服用抗生素——这次是每６小时服用一次，还去看了她的妇产科医生。医生建议再次切开一半的伤口。

珍妮拒绝了。

陪她来就诊的母亲支持她的想法。“不行，”她母亲说道，“要是你们非要这么做，那必须得在医院里进行。在诊室里做，这太不合适了，她已经疼得受不了了。你们为什么要让她遭这个罪呢？你们得给她上点麻醉之类的药物。她已经受了这么多苦，这不公平。她在家还要照顾两个宝宝，你们还让她应付这种事。”

妇产科医生听从了。“看起来你们不想做，”他对她们说，“你们何不等一等，过几天再来，看看用了抗生素之后情况如何。”他似乎并不确信抗生素会有效果，但还是愿意试一试。

几天后，珍妮的伤口有所好转，抗生素起作用了。几周后，她迎来了在伤口护理中心的最后一天。她带来了纸杯蛋糕、曲奇饼干，还带了一个复活节篮子给那位和她建立了感情的护士——就是那位在得知珍妮曾被要求自行处理伤口时和她一同落泪的护士。接着，她敲响了一面小锣，这是一种象征治疗结束的仪式。

她说，伤口护理中心的医生和护士“把一段对我而言极为痛苦的经历变得好起来了。那真的太难熬了。他们对我特别好”，她跟我说着，眼泪从她脸上滑落，“而在我自己医生的诊室里，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

珍妮的两次怀孕都不轻松，高血压给她带来了不少影响。如今，她和格雷格的重组家庭里一共有４个孩子，这可真不少啊。但这次分娩带来的创伤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了这次剖腹产，”她告诉我，“我再也不想怀孕了。”伤口愈合后，她也一直没去看医生，因为她实在害怕再去医院。

分娩一年后，珍妮的伤口仍会有刺痛和瘙痒感，这是她第一次剖腹产之后未出现过的情况。这次的伤疤大了很多，她说感染的那一侧看起来就像个枪伤伤口。尽管有人告诉珍妮，她的伤疤恢复得不错，但她并不认同。“我觉得恢复得并不好，看上去好像我身上有个洞似的。”她说，“真希望有人能跟我说‘这伤疤恢复得不太好’。”

因为这能够印证她所深知的事实，让她觉得自己的经历被人理解—理解她所遭受的一切，以及至今仍需承受的所有。她每天都能看到那道伤疤，无论走到哪里，它都如影随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道伤疤是一个有形的印记，代表着这次分娩中那些看不见却留下痕迹的其他创伤。

分娩５天后，在二月里一个晴朗却又热得反常的日子里，我终于出院了。我服用的止痛药作用太大，让我有种恍惚的感觉，好像自己在看一场电影，而非活在真实的生活中。我和女儿坐在车后座，阳光透过光秃秃的树枝洒下来。表面上，我坐在后面是为了陪她，但我几乎连眼皮都抬不起来。

回到家，我的朋友丽莎在门廊栏杆上系了一个气球。我却难过到不想看它。它那喜庆的模样更凸显出我的孤独，也让我越发觉得这次分娩是多么匪夷所思、糟糕透顶。没人问起我的情况。如果他们问了，我会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好起来，也不知道该如何好起来。

那天的某个时候，我丈夫去取了让我扑热息痛的药方。从这一点来看，我和大多数白人女性产后的情况一样：出院时，医院给我开的阿片类止痛药超出了我的实际需求。我害怕这些药，怕上瘾，所以很早就停药了。

给我开这些阿片类药物的医疗团队是在按流程办事：产后疼痛若得不到控制，可能会引发严重、持久甚至伴随终生的问题，比如慢性疼痛。然而，这些阿片类药物丝毫没能减轻我心中的恐惧、惊恐、孤独、羞耻和悲痛。但我却找不到合适的言辞来表达这些感受。事实上，手术后以及再后面的几周里，我几乎不再开口说话。我不知道该如何讲述所发生的一切。我甚至都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正如萨拉·鲁尔所写：“长辈们不会告诉年轻女性怀孕可能出现的种种糟糕后果。”

尽管我的身体疼痛得到了药物治疗，但这种应对方式仍然远远不够。没人帮我预约治疗师来让我倾诉所遭受的一切。相反，一些知晓情况的人都表现得好像事情已经过去了。比如那位陪护，她来家里陪我女儿玩耍，还开导我：“这不是挺有趣的吗？”几天后，为检查我躯干上出现的一块垒球大小的青绿色瘀伤，我做了一次早期复诊。医生确认我没有感染后，就没再管了。

我所需要的是有人能意识到并回应我心理上的痛苦：手术时没人停下来帮我，那是怎样一种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正因为如此，尽管我身体上的疼痛最终减轻了，但震惊和恐惧却从未真正消散。相反，它们逐渐渗入我的身体组织，侵入我的神经系统，并在那里“安营扎寨”，进而演变成其他问题：紧张不安、高度警觉、易受惊吓、易怒、焦虑、心悸。我总觉得自己随时会被强行拦住带走。

有可能我的医护人员，甚至我的家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所承受的这种心理痛苦。像眼动脱敏再加工（EMDR）之类的治疗方法——这种疗法将谈话与包括快速眼动在内的身体干预相结合，旨在帮助大脑重新处理创伤性记忆——在当时还没有如今这么为人熟知。也许我所经历的这种道义伤害太过惊人，以至于我的家人也因自身的应激反应而不知所措：他们既没有奋起反对，也没有逃避，而是僵在原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倒也有帮助，因为这让我们专注于当下：我的父母和丈夫任由我哭泣，没有叫我停下来，没有让我振作起来，也没有让我为有一个健康的宝宝而心怀感激，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最初的那几个月，我们家的门总是敞开着，迎接那些送食物、洗碗碟、抱宝宝、陪我聊天、帮我哺乳、送礼物的人。这本该是一场渐入佳境的派对。但我伤得太深，无法感受。我不再总是哭泣，这并不意味着我好转了。我变得麻木了。身体上的疼痛正在消退—它会困扰我，但我还能忍受。但没人去纾解我在手术台上被弃之不顾时所经历的恐惧。即便接受了种种治疗，与朋友和家人进行了无数次交谈，还写下了这本书，这种就医时被抛弃的恐惧仍然挥之不去。病人自控的镇痛泵、医生开的阿片类药物——没有一样能缓解这种恐惧。何况这也不是它们本来的用途。

我们回家几周后的一天，我突然有所顿悟，意识到由于总有人进进出出，我家就像个守丧之家（犹太人守丧的传统习俗）。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丈夫，说：“嘿，现在我懂了！”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理解不了，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如此真切。现在我明白了，那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消逝了，或者说谁“死”了。尽管他当时就在现场，却不明白疼痛以及对疼痛的漠视所带来的伤害。等我重新学会表达自己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这一切。

本文选摘自《分娩之痛：西方剖腹产的医学社会史》第九章“疼痛的意义”，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来源：[美]蕾切尔·索莫施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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