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壹知眠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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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撤掉江、浙、闽三处海关,只留粤海关,广州成了帝国唯一的对外口岸。
两年后,英商洪任辉的船直抵天津递状,替他写状纸、教他认字的四川商人刘亚匾被杖毙在衙门前,教洋人识字的门也被彻底关死。
买卖照做,话总得有人说,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究竟是怎样张口的?


曾纪泽的名字常被放在这个问题的答案里。
他是曾国藩的次子,能用英语交谈,能用英文核改外交文件,后来出使英、法,又兼使俄国,在圣彼得堡的谈判桌上替清朝争回过伊犁一带的权益。
翻开他的日记,学英语的起点在三十四岁前后,同治十二年起抱着《英话正音》一句一句啃,没有老师,只靠一本字典、一本《圣经》和几本习字册。
出门访客,轿帘一放,他就在颠簸里翻那几页书。
这个起点,已经晚了。

林则徐学得更晚。
五十五岁那年,他在广东禁烟,靠着汉字注音硬记单词,把China注成“柴诺”。
光绪、溥仪请洋师傅进宫教ABC,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事,跟“最早”两个字并不相干。

把目光再往前推一百年,珠江边的码头上早有另一群人在说英语。
十八世纪的广州,通事、买办、仆役、跑街的、守码头的,用带粤语腔的几百个词,跟洋人算价、验货、报关、结账。
他们没有一个留下名字。

乾隆二十二年,江、浙、闽三处海关被撤,洋船只能进广州,生意全挤在一处,语言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迫切。
清廷却把另一头堵得更死:汉人不得教洋人认字,也不得私自学习外语。
乾隆二十四年,英商洪任辉的船开到天津递状子,状纸告的是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贪索。
案子查下来,李永标革职,洪任辉被押回广州、圈禁澳门三年,替他写状、教他认字的刘亚匾被“立毙杖下”。

同年颁下的《防范外夷规条》五条,把洋人雇汉人、汉人替洋人传递消息这类事一并禁绝。
洋人不会中文,官老爷不屑说夷语,码头上却有一船一船的茶叶等着过秤。
通事被夹在中间,学英语不是为了开眼看世界,是为了下一顿饭。


广州街头的书铺里卖一种巴掌大的小册子,封面写着《红毛番话》,也叫《鬼话》《红毛通用番话》。
璧经堂刻的那一版,全书三百七十二条词,分“生意数目”“人物俗语”“言语通用”“食物杂用”四门,每门九十三条。
翻开内页,找不到一个英文字母,只有汉字挨着汉字:一边是中文意思,一边是给英语注音的粤语字。
学界把这套办法叫作“英粤对音”。

today注成“土地”,man注成“曼”。
懂粤语的人念一遍,“土地”的粤音是Tou Dei,跟today确实有七八分像。
thing注成“听”,red注成“劣”。
广州话里没有b、v、d、r、st这些音,就拿p、t、l、sz去顶。
有些词尾不添个元音念不顺,want说成wantchee,catch说成catchee,make说成makee。

语法被整个丢掉。
人称、数、格、时态一概不管,一个词只有一种形态,句子按粤语的顺序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摆。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翻过这些小册子,评价很直白:注出来的英语“发音很糟糕”。
糟糕也照用,报得出价钱、说得清数量,买卖就能成。
三百多条词,够询价、够验货、够报关、够结账,再多就不必了。
能认出几个书面单词的,在同侪里已算高阶。

美国人亨特1825年到广州,在旗昌洋行做事,后来写了《广州“番鬼”录》。
他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广州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能够读或写英文的。
他也写过,“广东英语”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之前就有根源,里头混着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成分,英国人来了,英语词汇一点点顶替了葡语,才成了后来著名的“广州英语”。

亨特把这种语言的性质说得比任何论文都透:伶俐的中国人巧妙地运用听惯的外国音调,依照单音节的表达方式,用最简单的中国话把意思说出来,造出的语言“可以说是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只把一切化成最简单的成分,“但它却很牢固地扎下了根,成了许多数额巨大的生意或极为重要的事情的便利的交际媒介”。
没有句法,没有逻辑,一百多年的中外贸易靠它撑着。
嘉庆二十一年英国使团的船到天津,朝廷点名要两广总督赶紧选派能说英语的通事北上,派出去的还是这批人。


这些人的词汇表小得可怜,发音带着浓重的粤腔,写不出一封像样的信。
可他们从码头、账房、验货的棚子里,把一门语言拆成了能换钱的部分。
木匠学刨木头,他们学念“土地”;刨子不会骗人,“土地”念错了,银子就换不回来。
后来的人回头看这段历史,喜欢把它写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先声”。
对当年那些跑街的人来说,学英语跟学一门手艺没有分别,谈不上眼界,只关肚子。

今天的人学英语,起点在课堂,终点在考卷。
背单词为了填选择题,练听力为了应付放音,写作文为了拿分数。
学完十几年,生活里找不到一件非用英语不可的事:没有非说不可的场合,没有非听懂不可的对象,没有非读不可的材料。
语言停在“知识”那一层,进不到“能力”那一层。
十三行的人不必默写how much,在码头听上一百遍自然会说;今天的学生能把how much写一百遍,站在真实的柜台前照样开不了口。

把账算细一点,差别就出来了。
十三行的人学几百个词,回报是实打实的银子,学一个赚一个。
一个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十几年时间砸进去,回报却悬着,不出国、不进外企,英语在日常生活里几乎用不上。
投入巨大、回报模糊、过程痛苦、缺少场景,四样凑在一处,学得费劲几乎成了必然。

曾纪泽的晚年也印证了另一半。
他出使欧洲时口语已经相当流利,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却说他“流利而不合文法”;他自己在日记里写,“余能西音,然在湘苦无师友,取英人字典钻研逾年,事倍功半”。
没有师友,没有场景,连曾国藩的儿子也要多花一倍的力气。

这段历史真正留下的,不是“第一个”这三个字,而是一个朴素的顺序:先有非用不可的场合,才有非学不可的语言。
今天的课堂并不缺教材、不缺师资、不缺方法,缺的是把语言放回生活里的那一步。
让孩子用英语问一次路、查一份资料、跟一个真人聊完一段天,比多背五十个单词有用得多。
语言的门槛从来不在词汇量上,而在有没有一扇必须推开它的门。

珠江的水早换了模样,十三行的商馆只剩地名。
那些把today念成“土地”的人,一个名字也没留下,却替后来所有学英语的中国人试过一条路:语言不是背会的东西,是用会的东西。
乾隆二十二年的那阵江风里,早就藏着这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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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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