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3日，一份被视作华盛顿外交圈风向标的老牌刊物《外交事务》在其官网提前放出2026年九十月号的重磅长文。

这篇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现任主席、奥巴马时期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亲自操刀的文章，用了一个足够抓眼球的标题，《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可能源自中国》。

文章开篇便抛出核心判断，声称“世界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能力正在逼近临界点”，并把这一现象定性为新一轮“中国冲击2.0”。

让这批久经沙场的华盛顿说客们食不甘味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哪里没干好，恰恰相反，是中国工厂的生产节奏太稳、供应链的成本控制太狠、终端商品的定价太厚道。

于是，中国人把东西卖得便宜，被写成了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学术包装难掩数据破绽

要把“售价亲民”这件事包装成一场足以撼动世界的系统性风险，弗罗曼在文中调动了一整套精心挑选的数据组合。

第一组数据关乎体量，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相关统计口径显示，中国工业产出占全球比重目前接近30%，按现有轨迹推演到2030年前后可能向45%的水平推进。

第二组数据关乎顺差，中国海关总署的公开信息显示，2025年全年货物贸易顺差高达1.19万亿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绝对峰值，同比扩张速度约为全球商品贸易增速的三倍。

进入2026年这一势头有增无减，海关总署于2026年8月7日通报，1至7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

历史同期首次跨过30万亿元关口，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仅7月单月进出口就录得4.66万亿元，同比劲增19.2%。

第三组数据取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全球GDP实际增速大约在3.1%的区间徘徊，而中国贸易顺差在2026年年初的同比扩张幅度超过了20%。

弗罗曼把这几组数字捏合在一起，得出了他的核心结论，认为国际市场吃不下中国工厂的产量。问题在于，判断产能是否过剩，全球通行的标尺从来都是产能利用率，而不是绝对的产量数字。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2026年7月中旬公布的口径，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在2026年二季度处于74%上下的区间，而美联储同期披露的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也不过在77%至78%之间来回滑动，两组数据本质上落在同一档位。

弗罗曼在长文里对美国自身的产能利用率数字选择性失明，只字未提，仅用“中国”二字就把这条论据塞给了读者。

至于文中反复渲染的中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走低的现象，追根溯源，其实是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动力电池、消费电子这几条赛道内部技术迭代与规模效应叠加所带来的成本自然下探，属于典型的产业升级红利，不是所谓的人为倾销。

即便是这样一份纵向数据经不起横向核对的报告，仍然被欧美政坛在文章面世后不到一个月内迅速捡起，直接转化为政策讨论的抓手。

关税大棒难敌民间算盘

翻开1985年9月22日签署的《广场协议》以及1986年9月2日签署的《美日半导体协定》，就会发现同一份剧本的旧版本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上演过一次。

那个年代，日本汽车厂商丰田、本田在北美市场攻城掠地，日立、东芝、日本电气三家把DRAM存储芯片做到了让硅谷的英特尔一度亏损的地步，美国国内舆论也曾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日本威胁论”。

后续几年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美日半导体贸易安排也对日本半导体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必须给美国厂商预留至少20%本土市场份额”并不是协议文本中的简单硬性配额表述。

四十年之后，这份泛黄的剧本被重新掸掉灰尘搬到台面上，仅仅换了个主角名字。而与欧美智库紧张神情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幅画面，正在欧洲大陆的乡间悄悄铺开。

据路透社、德国之声与荷兰《人民报》等媒体自2024年以来的多轮跟踪报道，在德国、荷兰、比利时的乡村，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整修自家院落时，干脆去附近的建材市场直接把中国生产的光伏组件搬回来当围栏用。

背后的原因说来也简单，中国全产业链一体化之后的光伏板出厂价已经压到了每瓦不足0.1美元的水平，一整块组件的落地价甚至比同尺寸的木栅栏或铁艺栅栏还要便宜。

按照Cox Automotive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2026年上半年披露的数据，美国市场上纯电动车的平均成交价长期停留在5万美元以上的高位

构成这个数字的除了车辆本身的物料成本，还包括工会协议下的高额人工福利、多层经销商加价，以及为满足华尔街财报预期所留出的高毛利率。

而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2026年公布的最新销量结构则展示了另一幅景象，售价7万元人民币出头、折合1万美元上下的纯电小车已经形成规模化交付，比亚迪海鸥、五菱缤果、吉利星愿等车型批量出现在道路上。

这个价格并不是靠财政补贴硬撑出来的数字，而是产业集群把电池、电机、电控、芯片压缩到一到两小时车程范围内之后自然生成的结果。

高溢价神话难续旧荣光

而以华尔街为坐标原点的金融资本模式，讲的是一整套高定价、高毛利、股票回购、股价托举的循环闭环，任何压低终端零售价格的外部力量对它而言都构成釜底抽薪的威胁。

中国制造代表的工业资本路径，走的却是密集研发、极致自动化、规模摊薄、微利普惠的另一条道路，把技术进步的红利尽量摊到每一件出厂产品的最终价签上。

早年当西方在金融服务、企业软件、生物制药几个高溢价赛道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曾是他们逢人便讲的口头禅

那时候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低端制造归发展中国家、高附加值产品由发达国家出口，被视作天经地义的合理安排。

眼下当中国在实体制造几乎所有环节都做出了绝对比较优势，把新能源、高端装备、消费电子从“奢侈品”打到“平民价”的时候，同一套比较优势理论就在几乎一夜之间被重新定义为所谓的“不公平竞争”与“系统性威胁”。

弗罗曼在文末给出的所谓“解决方案”更是耐人寻味，他直接搬出了1985年《广场协议》的历史模板，建议由美国牵头，联合主要贸易伙伴共同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自我限制出口规模、要求北京压缩产业支持力度，作为交换，各国承诺按压缩幅度逐步松动对华贸易壁垒。

而对此中国国际电视台在2026年9月20日刊发的英文评论明确指出，弗罗曼的方案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一边预警外部需求突然收缩将冲击中国，一边又推动关税与出口限制去人为制造这种收缩，等于亲手点火再来预警火灾。

评论进一步指出，真正的风险不来自贸易本身，而来自各国政府用关税、封闭市场、切割供应链的方式回应正常的竞争压力，从而抑制了全球增长所依赖的需求、投资与生产率。

剥掉这些学术辞藻的外衣，弗罗曼那篇长文所描绘的所谓“下一次危机”，本质上是过去几十年由少数经济体主导的高溢价体系被打破之后，既得利益者发出的一份预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