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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媛媛
编辑| 莉莉
初审| 甜甜
同一个春晚舞台起步,同一场官司收场,同一年消失在大众视野。
但二十多年后再看,一个坐拥多家公司、商海弄潮,一个守着话剧舞台、两袖清风。

这两个人,到底走了两条多不一样的路?

1984年的除夕夜,中国人还不知道"小品"是什么。
那一年,央视春晚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光头男人,端着碗,吃面条。

吃第一碗,皱眉,咽不下去。
导演喊停,要重拍。
他再吃一碗。
还是皱眉。
再拍,再吃。

碗摞碗,越来越高,人越来越撑,表情越来越夸张——这一幕,让守在电视机前的几亿中国人笑得前仰后合。
那个光头男人叫陈佩斯。
站在他旁边、一脸正气扮导演的,叫朱时茂。
这个节目叫《吃面条》,是中国春晚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意义上的小品。

没有人预料到,这个临时搭出来的段子,会成为一代人最深的年味记忆。
但当时两个人自己也没想到。
陈佩斯后来说,他上春晚从来没有激动过,因为他和朱时茂心里只有一件事:把节目做好。
没想着历史,没想着流量,就是站在台上,把那碗面条吃出味道来。
这种"只管做好"的劲头,成了他们接下来十四年的底色。

从《吃面条》到《羊肉串》,从《主角与配角》到《警察与小偷》,再到《大变活人》《宇宙体操选拔赛》《王爷与邮差》——两个人在春晚舞台上联手推出了九个小品,场场爆,年年等。
那是一个没有短视频、没有弹幕、没有段子刷屏的年代。
全国人民等着除夕夜,就为了看他俩演一个小品。
朱时茂长得端正,往那儿一站,天然是那个被耍的"正派"。
陈佩斯身形瘦削、表情丰富,一个眼神就能把全场逗翻。

两个人一逗一捧,配合默契得像是排练了一辈子。
"没人能想到,这对搭档能成为春晚史上无法复刻的传奇。"
但这话,在1999年之前,没人说出口。
大家以为他们会一直站在那个舞台上。
然而,这段传奇在1999年戛然而止。

不是因为才华耗尽,不是因为感情破裂,而是因为一摞VCD光盘。

1999年,有人发现,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在市面上被做成了VCD光盘公开销售。
不是盗版。

卖碟的,是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这不是街边小贩的偷偷摸摸,这是拿着官方背景在大摇大摆卖。
把两个人十几年的心血装进一张碟,标价,上架,卖钱——没有提前告知,没有授权,没有分成。
陈佩斯和朱时茂的愤怒,不难理解。
他们找过对方,沟通无果。

于是两人做了一个当时许多人都觉得"太拼了"的决定——起诉。
这在当年的演艺圈,几乎是天方夜谭。
和央视打官司?
那个年代,央视是什么概念?是全中国最大的电视平台,是演员梦寐以求的舞台,是能一夜捧红一个人、也能让一个人从此销声匿迹的地方。
和它对簿公堂,多少人劝他们算了。

但两个人没算。
这场官司,也成为中国演艺圈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版权维权案例之一。
换来的代价,是从此消失在春晚舞台上。
陈佩斯后来接受人民网采访,说过一句话,很平静,也很沉:"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

版权官司只是最后那根稻草。
这段关系,在那之前就已经裂了。
1998年,《王爷与邮差》是两人最后一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那年除夕,没人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观众还在笑,灯还在亮,但那是最后一次了。
此后,两个人各自走进了命运给他们安排的另一条路。

只不过,这两条路,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官司胜诉的那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同时从大众视野里消失了。
消失的方式,却截然不同。
先说朱时茂。

他没有沉浸在失落里太久。
其实早在1991年,他就有过商业意识的萌动,但真正大规模转型,是从离开春晚之后开始提速的。
1998年,朱时茂与他人合资,成立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朱时茂出资200万元。
这是有据可查的他在商界的早期动作之一,2001年他退出了这家公司,但商业的齿轮已经转动起来。

这家公司有一个很具体的用途——为他留学归来的儿子朱青阳投资拍电影。
朱青阳后来导演了《谍·莲花》《太阳女神》,背后都有父亲的影子在撑着。
朱时茂在商界的步伐,踩得很稳。
他没有大喊大叫,没有接受多少采访,就是一家一家公司地开,一个一个项目地做,影视投资、房地产、餐饮,方向不同,但每一步都没停过。

他对媒体说过一句话,很实在:"时代在变,演员的舞台也可以更多元。"
这话听着轻巧,但背后是他真实的选择——他没有把自己钉死在"艺人"这个身份上。
再说陈佩斯。
他的那段消失,远比朱时茂要难熬。
官司结束之后,陈佩斯一夜之间无戏可拍、人脉散尽。

昔日顶流明星,彻底淡出大众视野。
他回到北京郊区,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他和妻子退居昌平,甚至一度靠承包果园维持生计。
1991年他曾成立影视制作公司,专门投资拍摄喜剧电影,但连续亏损,最终公司破产倒闭。
从顶流到果农,落差之大,换谁都难扛。
但他扛住了。

2001年,陈佩斯把大道公司重新开张,这一次,他选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的方向——话剧。
那年的话剧市场,一片萧条。
体制内的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维持生计。
陈佩斯偏偏往里冲。
他把自己和妻子全部的积蓄,砸进了首部话剧《托儿》。

请来了朱时茂、伍宇娟、郭凯敏等一众老朋友助阵,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开演。
首场上座率95%。
没人预料到。
包括他自己。
《托儿》随后赴全国近50个城市巡演,演了约120场,总票房据《今晚报》等媒体报道约4000万元,直接营业收入将近一千万元。

陈佩斯后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说自己"像一个农民,眼前是一片辽阔的土地,有一种种不过来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找到了方向。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找到那种"站着把钱挣了"的踏实感——观众买票,他演戏,他拿报酬。
没有中间商,没有妥协,就这么直接。
《托儿》之后,他没有停。

2004年,《阳台》,自编自导自演,讲农民工讨薪,是他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全程自主"的作品。
2008年,《阿斗》,放弃了擅长的平民小人物,去演了一个昏庸帝王刘禅,挑战自己。
2010年,《老宅》,继续巡演,继续磨。
十年时间,从《托儿》到《老宅》,从一个被人们遗忘的光头男人,到国内原创喜剧话剧领域的标杆人物,陈佩斯就这么一场一场地演回来了。

但他没有急着"回归大众"。
他更在意的,是作品。
2015年是一个重要节点。
那一年,北京喜剧院正式营业,开幕大戏就是陈佩斯带来的话剧《戏台》。
他出任北京喜剧院首任艺术总监。
《戏台》后来被中国戏剧家协会收录进《百部优秀剧作典藏》。

这一年,他已经61岁了。
离开春晚,整整17年。

2021年,陈佩斯交出了一部叫《惊梦》的话剧。
这是他与编剧毓钺继《戏台》之后的再度合作,从剧本到舞台,历时三年打磨。

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背景下,讲一个昆曲戏班在乱世中挣扎求存的命运。
首轮巡演18场,实际平均上座率91%以上。
《南方周末》将它评为"2021文化原创榜·年度戏剧"。
《中国戏剧年鉴》将它列为"年度关注戏剧"。
此后巡演百场,豆瓣评分9.3。

在一个流量至上、短剧盛行的年代,一部话剧能跑出这样的数据,已经是奇迹。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不是哪家大机构、哪家院线出品的——出品方"大道文化",是陈佩斯一手创立的"文化个体户"。
没有大平台背书,就是他一个人撑着。
2022年,《惊梦》巡演至第三轮,陈佩斯之子陈大愚与父亲首次同台出演。

这个细节,让人觉得时间有种特别的重量。
父亲1984年靠一碗面条站上春晚,儿子2021年靠一部话剧站上全国舞台。
"陈氏喜剧,后继有人了。" 这是现场三万余名观众发出的感慨,见诸多家媒体报道。
2025年1月,《惊梦》登陆国家大剧院演出。
一个"文化个体户"的作品,进了国家级舞台。

这件事放在二十年前,恐怕连陈佩斯自己都不敢想。
再看朱时茂。
他这些年的商业版图,还在持续扩张。
影视投资、房产布局、餐饮尝试、短剧直播——他没有停止折腾,也没有固守一个赛道,一直跟着时代的风口在走。
2024年,他入局直播,首秀表现亮眼,引发不少关注。

面对外界"捞金"的质疑,他的回答一如既往地直接:"时代在变,演员的舞台也可以更多元。"
没有辩解,没有煽情,就这么一句话。
有人羡慕朱时茂,商界顺遂,腰包殷实,活得通透。
有人敬佩陈佩斯,艺术风骨,口碑积累,活得纯粹。
倪萍早年曾表达过对陈佩斯的高度认可,认为他是真正值得敬重的艺术家。

如今回头看,这个判断,经得起时间检验。
从1984年到现在,四十年了。
那个除夕夜,两个人在春晚台上,一个吃面条,一个扮导演,把全中国逗笑了。

没人会想到,这段默契背后,藏着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走向。
1999年的那张诉状,是一个路口。
路口之后,朱时茂选择了向前走,走进市场,走进商海,走进一个更宽的世界。
他没有守着"艺人"的身份,没有在意外界的目光,就是一路往前走。
陈佩斯选择了向深处走,走进话剧,走进创作,走进一个更窄、但也更扎实的世界。

他没有流量,没有综艺,没有爆款短剧,就是一场一场地演,一部一部地打磨。
有人说朱时茂是聪明的,顺势而为,财富自由。
有人说陈佩斯是清醒的,守住初心,作品留世。
这两种说法,都没错。

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
这两个人,都在用自己选择的方式,把那碗1984年的面条,吃到了今天。
只是味道,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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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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