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真的公平?770万犹太人拥有以色列,2000万吉普赛人却在流浪

2026年的统计数字摆在那里:全球核心犹太人口约1650万,其中776万生活在以色列,630万在美国。另一组数字是罗姆人,也就是通常被叫作吉普赛人的群体,全球估计在1200万到2000万之间,欧洲境内大约1000万。

犹太人建成了以色列,罗姆人散在欧洲各地,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把这两组数字并排放着,问题自然就冒出来了。

一块土地是怎么被“想”出来的

以色列不是天上掉下来的。1896年,维也纳记者赫茨尔出版了一本几十页的小册子,书名就叫《犹太国》。他在书里提出一个很直白的判断:反犹主义不会因为犹太人的同化而消失,出路在于犹太人自己建立一个国家。

第二年,1897年8月,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赫茨尔在日记里写了一句当时不敢公开说的话:在巴塞尔,我建立了犹太国。

这句话在当时听上去像疯话。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犹太人口只有几千人,占当地居民的比例微乎其微。但赫茨尔做的事不是许愿,是组织。大会成立了机构,设立了基金,确定了移民和购地的路径,把“建国”从一个弥赛亚式的期盼改造成了一个可以拆解成步骤的政治工程。

此后五十一年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做的是同一件事:往巴勒斯坦移人,买地,建定居点,在帝国解体的缝隙里寻找大国的背书。

1917年英国《贝尔福宣言》给了它一个帝国级别的承诺,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给了它一张国际法的图纸,1948年以色列建国。每一步都有外部力量的参与,但每一步都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自己先走到了那个位置上,才等来了外部的承认。

罗姆人手里没有赫茨尔

罗姆人的历史起点完全不同。他们从印度北部出发,经过波斯、亚美尼亚、拜占庭,散入欧洲,时间大约在公元九世纪到十一世纪之间。

他们没有留下一个统一的宗教机构,没有形成过一个跨地域的政治领导层,没有一本书在散居的各群体之间被共同奉为纲领。他们的身份认同依托的是语言、家族网络、习俗和一套在定居社会边缘生存的技能,而不是一个关于“回到某处去”的集体叙事。

这不是说罗姆人没有自己的政治表达。1930年代,罗马尼亚的罗姆人组织过自己的协会,发行过刊物,甚至派代表参加过国际会议。

1971年,第一届世界罗姆人大会在伦敦召开,确定了罗姆人的旗帜和 anthem,把“Roma”确立为这个群体的正式自称。

此后几十年里,欧洲层面出现了罗姆人权利运动,一些国家在法律上承认罗姆人为少数民族,欧盟把罗姆人纳入框架,设立了专门的战略目标。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有组织,而在于他们组织起来时所面对的条件,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面对的条件,几乎每一条都是反向的。

犹太复国主义从第一天起,目标就是一个领土国家。罗姆人的政治运动从第一天起,目标就不是领土国家。1971年伦敦大会确定的诉求是权利、承认、反歧视,而不是“在某个地方建立一个罗姆国”。

这不是因为他们想不到这件事,而是因为“回到某处建国”这个框架,和罗姆人几百年来的生存方式之间存在一道很深的裂口。罗姆人的散居不是一次被驱逐之后的等待回归,它是若干个世纪里一层一层地向外扩散,没有单一的原点,也没有一个被集体记忆反复浇灌的“应许之地”。

更关键的是,罗姆人在欧洲的分布方式本身,让“领土集中”变得几乎不可能。他们不是一个聚居于某几个省份的少数群体,而是散落在从巴尔干到伊比利亚、从斯洛伐克定居点到法国流动营地的无数个点上,和定居人口交错居住。

即便有人提出过某种形式的自治或领土安排,也没有一个可以被各方同时接受的地理边界。犹太人建国的路径是把散居的人口往一个点上收拢;罗姆人的现实是散居本身就是他们的存在方式,收拢没有着力点。

大屠杀的记忆

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纳粹对罗姆人的屠杀,在同时发生。历史学家阿里·约斯科维奇的书名就把这件事摆在一起:犹太人和罗姆人“肩并肩地死在 Holocaust 里,但世界没有以同等的分量记住他们的毁灭”。

奥斯维辛有犹太人的纪念馆,有幸存者证言的庞大档案,有跨国教育体系里被反复讲述的历史。罗姆人的死难在战后很长时间里没有被纳入同一套记忆机制,西德的赔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把罗姆人的受害排除在外,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逐步被承认。

记忆的不对称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它直接转化为政治资源。一个群体的苦难被世界反复看见,这个群体在要求承认、要求补偿、要求一块土地的时候,手里就握着一份被广泛接受的历史账单。

犹太复国主义在1948年之前和之后,都从大屠杀的记忆中获得了巨大的道德推力。罗姆人的苦难同样真实,但它没有被装进同一套可见的框架里,所以它没有变成同一种可以被兑现的政治资本。

欧盟给了框架,但没有给土地

今天的罗姆人是欧洲最大的少数族群,也是欧盟框架下被最密集地“治理”的群体之一。2020年欧盟推出了罗姆人平等、包容与参与战略框架,设定了2030年的量化目标。

2026年11月发布的第三份实施报告显示了一些进展:罗姆人的严重物质匮乏率从2016年的62%降到了2024年的37%,有薪酬就业的比例从43%升到了54%,幼儿教育和保育的参与率从42%升到了53%。

但同一份报告也把没有动的那部分列了出来。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罗姆年轻人完成了高中教育,将近一半的罗姆儿童仍然在事实上隔离的学校里就读,31%的罗姆人仍然经历种族歧视,77%的罗姆儿童面临贫困风险,40%的罗姆家庭生活在严重物质匮乏之中。报告里有一句话的措辞很克制:一些指标的进展“停滞”了。

停滞的意思不是没有钱,欧盟在2021到2027年间为边缘化社区拨了大约18亿欧元,问题在于框架能解决的是服务和资金的可及性,它解决不了框架本身所承认的一件事:罗姆人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只被当作“需要被包容的少数群体”来治理,而不是被当作一个拥有政治自决权的主体来对待。

776万犹太人拥有一个国家,这不是因为犹太人比罗姆人更值得拥有一个国家。它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末把一个民族的命运从一个等待救赎的状态改造成了一个可以执行的政治计划,而这个计划恰好在一个帝国秩序崩塌、大国重新划分地图的窗口期里,找到了可以落地的缝隙。

罗姆人没有在同一个窗口期里做同样的事,不是因为他们“落后”,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形态、分布方式和政治传统,从一开始就没有把“领土国家”放在议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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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20

标签:历史   以色列   吉普赛人   犹太人   公平   世界   犹太   政治   框架   群体   巴勒斯坦   领土   帝国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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